1950年我軍處決了一名師級干部，行刑前聶榮臻叮囑：分他點魚吃

1950年3月24日清晨，石家莊近郊的寒氣還像針一樣扎人。一支小型警衛分隊蹚著積雪來到刑場，押解的人是沙飛——新中國成立不足一年就被判處極刑的師級干部。站在行刑隊前方的軍法處干事，反復確認批示，紅色蠟印在晨光里格外扎眼。槍聲未響，負責傳達命令的聯絡員小聲補充了一句：“司令員特意交代，給他煮條鯉魚，別忘了。”

行刑隊伍中沒人敢搭腔，但都明白，這句再普通不過的囑托出自聶榮臻。華北軍區剛從戰爭年代轉入正規建設，可軍紀與國法必須立住，哪怕是昔日最優秀的戰地記者，也動不得留用人員一根汗毛。處決照辦，魚要分，一絲人情不能少。這種矛盾的溫度，恰恰是建國初期那段過渡期最真實的寫照。

若要追溯禍根，得回到1949年12月15日早晨。那天石家莊零下十七度，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病房走廊飄著消毒水味。沙飛正接受肺結核治療，主治醫生是日本外科醫師津澤勝。按理說，津澤勝進院已四年，醫術穩定，早被編入醫院正式名單，但沙飛見到他就皺眉：多年戰地所見，將滿腔怨恨磨成了執念。

攝影記者沙飛，本名司徒傳恩，1912年出生于廣東番禺。有人說他的鏡頭比子彈準，這話不夸張。抗戰八年，他用膠片記錄了平型關到百團大戰的血火，一張《狼牙山五壯士》足以進入史冊。行情好時，一米長的底版能換來十幾支步槍。也正因為經歷太深，他常在暗房里低吼：“日本人，一個都別放過！”戰友以為是牢騷話，誰想到這情緒一天真會引爆。

1948年初檢出肺結核后，沙飛調離一線，住進白求恩醫院。那家醫院由晉察冀軍區衛生部直接管理，內外科班底混合，中方、蘇方和留用日方同堂。時任華北畫報社主任的沙飛帶槍入院，醫院沒多想，畢竟很多干部難得離身武器。可就在這把駁殼槍暗處養著一顆子彈，攢著一年多的恨意。

12月15日9時許，津澤勝查房后轉身欲走。沙飛突然扣下扳機，兩聲脆響劃破長廊。警衛員撲過來，沙飛冷眼一瞥，再一聲槍響逼退對方。床沿下，津澤勝重傷倒地，仍握著聽診器。院方全力搶救，還是在48小時后宣告不治。槍擊報告一分鐘內傳到華北軍區，保衛機關震動，緊接著那通令聶榮臻大將心頭沉重的電話就打了進來。

聽到“沙飛”二字，聶榮臻先是怔住。抗戰時期，兩人都在晉察冀，前方宣傳多靠沙飛一臺相機。沙飛封存底片時常半夜敲司令部的門，送來最新戰況。那會兒前線槍炮聲此起彼伏，他倒端著碗黃米飯順門縫塞給警衛，讓他們墊肚子。聶榮臻知他的血性，也知他的陰影。于是第一反應是：是不是精神出了問題？

保衛部門連夜對沙飛進行三輪問訊，結論是思維清晰、邏輯正常。院方精神科亦未發現異常跡象。案卷送至軍法處，立字牌寫著“持槍故意殺人，破壞民族政策，影響極壞”。短促三行文字，概括了這顆子彈在新政權面前的分量。沙飛得知判決沒有多說，只抽空讓警衛幫忙整理底片。翻看自己拍的《搶修正太鐵路》時，他罕見地笑了一下：“膠卷別丟，負片要沖兩遍。”

對外公布槍決前，軍法處先征詢聶榮臻意見。聶榮臻咬牙批示“立即執行”后，在角落添了八個字：行前給養，分他點魚。旁人聽來難以理解，老戰友卻懂——沙飛曾在雁門關跟隨115師夜宿農家，主人只剩一鍋鯉魚湯，他把肉讓給戰士，只撈幾根蔥當下飯。自那以后，他就念念不忘鯉魚的味道，戰友打趣他是“拍片不離魚味”。于是行刑前特地獻上一道清燉鯉魚，算是最后的惦念。

有人問，為什么不寬大處理？要知道，當時許多日籍技術人員留用在各條戰線上，關系到鐵路修復、醫院運轉、工廠試車。若此案取“舊恨”二字輕描淡寫，后果不堪設想。紀律如閘門，開口就收不回。再說，津澤勝既受編制保護，也是白求恩醫院醫務聯盟的一員，觸動堪比在戰時私自開槍打死軍醫。法理終歸占了上風。

刑場的槍聲在山谷里回蕩，僅此一次。執行完畢，警衛員將那條鯉魚抬到伙房，分作若干份。有人嘗了一口說：“竟一點腥味都沒有。”這句無心的評價，倒讓幾位見證者記住了魚湯的清淡，也記住了紀律的分量。

正因為有了這樣痛心的案例，華北軍區隨后大規模排查槍支管理漏洞，清理私配武器，一并開展精神衛生巡診。文件歸檔時，沙飛名字旁加注：功勞卓著，因個人仇恨釀禍。字數不多，卻把善惡交雜、人性裂縫寫得淋漓。對于新生的共和國而言，它像一盞警燈，提醒著那一代指揮員：勝利剛到手，秩序才是接下來的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