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4日清晨,石家莊近郊的寒氣還像針一樣扎人。一支小型警衛分隊蹚著積雪來到刑場,押解的人是沙飛——新中國成立不足一年就被判處極刑的師級干部。站在行刑隊前方的軍法處干事,反復確認批示,紅色蠟印在晨光里格外扎眼。槍聲未響,負責傳達命令的聯絡員小聲補充了一句:“司令員特意交代,給他煮條鯉魚,別忘了。”
行刑隊伍中沒人敢搭腔,但都明白,這句再普通不過的囑托出自聶榮臻。華北軍區剛從戰爭年代轉入正規建設,可軍紀與國法必須立住,哪怕是昔日最優秀的戰地記者,也動不得留用人員一根汗毛。處決照辦,魚要分,一絲人情不能少。這種矛盾的溫度,恰恰是建國初期那段過渡期最真實的寫照。
若要追溯禍根,得回到1949年12月15日早晨。那天石家莊零下十七度,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病房走廊飄著消毒水味。沙飛正接受肺結核治療,主治醫生是日本外科醫師津澤勝。按理說,津澤勝進院已四年,醫術穩定,早被編入醫院正式名單,但沙飛見到他就皺眉:多年戰地所見,將滿腔怨恨磨成了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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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記者沙飛,本名司徒傳恩,1912年出生于廣東番禺。有人說他的鏡頭比子彈準,這話不夸張。抗戰八年,他用膠片記錄了平型關到百團大戰的血火,一張《狼牙山五壯士》足以進入史冊。行情好時,一米長的底版能換來十幾支步槍。也正因為經歷太深,他常在暗房里低吼:“日本人,一個都別放過!”戰友以為是牢騷話,誰想到這情緒一天真會引爆。
1948年初檢出肺結核后,沙飛調離一線,住進白求恩醫院。那家醫院由晉察冀軍區衛生部直接管理,內外科班底混合,中方、蘇方和留用日方同堂。時任華北畫報社主任的沙飛帶槍入院,醫院沒多想,畢竟很多干部難得離身武器。可就在這把駁殼槍暗處養著一顆子彈,攢著一年多的恨意。
12月15日9時許,津澤勝查房后轉身欲走。沙飛突然扣下扳機,兩聲脆響劃破長廊。警衛員撲過來,沙飛冷眼一瞥,再一聲槍響逼退對方。床沿下,津澤勝重傷倒地,仍握著聽診器。院方全力搶救,還是在48小時后宣告不治。槍擊報告一分鐘內傳到華北軍區,保衛機關震動,緊接著那通令聶榮臻大將心頭沉重的電話就打了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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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沙飛”二字,聶榮臻先是怔住。抗戰時期,兩人都在晉察冀,前方宣傳多靠沙飛一臺相機。沙飛封存底片時常半夜敲司令部的門,送來最新戰況。那會兒前線槍炮聲此起彼伏,他倒端著碗黃米飯順門縫塞給警衛,讓他們墊肚子。聶榮臻知他的血性,也知他的陰影。于是第一反應是:是不是精神出了問題?
保衛部門連夜對沙飛進行三輪問訊,結論是思維清晰、邏輯正常。院方精神科亦未發現異常跡象。案卷送至軍法處,立字牌寫著“持槍故意殺人,破壞民族政策,影響極壞”。短促三行文字,概括了這顆子彈在新政權面前的分量。沙飛得知判決沒有多說,只抽空讓警衛幫忙整理底片。翻看自己拍的《搶修正太鐵路》時,他罕見地笑了一下:“膠卷別丟,負片要沖兩遍。”
對外公布槍決前,軍法處先征詢聶榮臻意見。聶榮臻咬牙批示“立即執行”后,在角落添了八個字:行前給養,分他點魚。旁人聽來難以理解,老戰友卻懂——沙飛曾在雁門關跟隨115師夜宿農家,主人只剩一鍋鯉魚湯,他把肉讓給戰士,只撈幾根蔥當下飯。自那以后,他就念念不忘鯉魚的味道,戰友打趣他是“拍片不離魚味”。于是行刑前特地獻上一道清燉鯉魚,算是最后的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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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為什么不寬大處理?要知道,當時許多日籍技術人員留用在各條戰線上,關系到鐵路修復、醫院運轉、工廠試車。若此案取“舊恨”二字輕描淡寫,后果不堪設想。紀律如閘門,開口就收不回。再說,津澤勝既受編制保護,也是白求恩醫院醫務聯盟的一員,觸動堪比在戰時私自開槍打死軍醫。法理終歸占了上風。
刑場的槍聲在山谷里回蕩,僅此一次。執行完畢,警衛員將那條鯉魚抬到伙房,分作若干份。有人嘗了一口說:“竟一點腥味都沒有。”這句無心的評價,倒讓幾位見證者記住了魚湯的清淡,也記住了紀律的分量。
正因為有了這樣痛心的案例,華北軍區隨后大規模排查槍支管理漏洞,清理私配武器,一并開展精神衛生巡診。文件歸檔時,沙飛名字旁加注:功勞卓著,因個人仇恨釀禍。字數不多,卻把善惡交雜、人性裂縫寫得淋漓。對于新生的共和國而言,它像一盞警燈,提醒著那一代指揮員:勝利剛到手,秩序才是接下來的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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