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不屈不撓的楊安澤

The Relentless Andrew Yang

他熱愛解決問題。但如果政治根本就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呢？

作者：Xochitl Gonzalez 攝影：John Locher/美聯社（AP）

2026年2月5日

還記得“楊幫”（Yang Gang）嗎？2019年，當楊安澤（Andrew Yang）以黑馬之姿參選總統時，那些戴著“MATH”棒球帽、支持他的年輕粉絲們？當時，他主打“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即向每位美國人每月發放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許多人認為他不過是預言大規模失業將由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引發的“未來版杞人憂天”。但至少在這一點上，如今他的觀點已成主流。根據麻省理工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美國勞動力市場中近12%的任務（相當于1.2萬億美元的工資）如今已可由AI完成。去年10月，一份參議院委員會報告警告稱，未來十年內，美國可能因AI和自動化而失去近一億個工作崗位。技術變革的速度，遠超政府、企業和勞動者所能應對的程度。

然而，卻鮮有人——更不用說政客——認真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也許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更有效的政策，但人們似乎也并未就此展開太多討論。楊安澤是來得太早了幾年？還是他從一開始就想錯了？

作為從未參加過任何選舉的政治素人，楊安澤憑借UBI綱領和親民直率的表達方式，成功躋身總統辯論舞臺。但他最終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當晚宣布退選。他曾開玩笑說，人們把他當成“來自未來的神奇亞裔男人”，“只想給每個人發錢”。不過他在去年12月接受我采訪時強調，他的目標從來就不是贏得選舉：“我的初衷，就是敲響AI警鐘，并讓全民基本收入成為主流議題。”

他告訴我，每天走在街上都有人攔住他說：“你對AI的判斷是對的，我們需要全民基本收入。”或者：“你說得沒錯，再參選一次吧。”

他本月出版的新書《嘿，楊，我的一千塊在哪？》（Hey Yang, Where’s My Thousand Bucks?）以自嘲幽默的方式回答了過去幾年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另一個備選書名，”楊安澤說，“本來是：‘嘿，我是種族主義者，還是你是安德魯·楊？’”

他認為自己與別的政客不同，原因很簡單：他看到問題，就會提出解決方案。但問題在于，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想法，在政治上都缺乏可行性。作為一名政治人物，他未能贏得足夠選民的信任或想象力。其他候選人或許也沒提出什么高明主張，但他們的競選演講至少耳熟能詳；而UBI試圖解決的，卻是選民尚未意識到的問題。

回過頭看，你或許會說，至少他提出了某種行動方案——無論針對什么問題。他對我說：“把我們所有人拖入泥潭的美國政治頑疾，就是你其實根本不必真正解決問題。”政客們玩的是“你輸我輸”的游戲：兩黨輪流搞砸，再輪番掌權。與此同時，“AI正準備吞噬數千萬個工作崗位，但我們卻連一場像樣的討論都沒有。”

自2019年加州斯托克頓市啟動基本收入試點以來，據去年一份由支持UBI的政界人士聯盟發布的報告顯示，已有26個州的72個地方政府嘗試了類似項目。報告發現，受助者健康狀況和財務穩定性有所提升，壓力減輕，且就業率并未下降；在某些地區，相當一部分參與者甚至在試點期間工作更多了。（當然，也有其他實驗效果并不顯著。）

當然，UBI成本極其高昂。但更大的障礙在于其政治上的不得人心。專注于中低收入群體的智庫“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創始人羅伯特·格林斯坦（Robert Greenstein）告訴我：“我對楊安澤或UBI支持者毫無不敬之意，我一直欽佩他們的熱忱。”但他隨即補充道：“他們對歷史關注得不夠。”

相比現金援助，美國人更支持實物福利，比如食品券（SNAP）。就連失業保險這類福利，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申領。格林斯坦指出，UBI在政治上“連第一壘都沒上到”，因為“一個政黨不愿向任何人增稅，而另一個政黨則不愿向年收入低于40萬美元的人增稅”。

楊安澤對此并無異議。他說，政客們害怕得罪科技巨頭的金主，盡管一些科技公司CEO（如Anthropic的達里奧·阿莫代伊）自己都承認政府應該對他們征收更高稅款。

楊安澤表示，共和黨人通常討厭UBI，因為它是個龐大的福利計劃，而且不符合他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在他看來，那是一種“收入起點為零”的體系。（但他也指出，唐納德·特朗普“幾乎在所有問題上我都反對他，但他確實意識到把錢交到民眾手里是好事”，所以總統才會發放“嬰兒債券”并提議關稅退稅支票。）

但他認為民主黨人更糟。“如果你對民主黨人說：‘嘿，我們向AI公司征稅，把這筆錢直接給民眾、家庭、被取代的工人怎么樣？’很多民主黨人會立刻說：‘不行不行不行！這筆錢最好投到學校去。’”他形容民主黨是最后一批制度主義者，不斷往各種項目和系統里砸錢，卻從不質疑這些系統是否真的有效。他們也不必費心另辟蹊徑，因為一旦選民厭倦了共和黨，除了回頭投民主黨，別無選擇。

而楊安澤，自然又有另一個解決方案。

Kevin C. Downs / Redux

楊安澤健談、高大、友善，而且非常聰明。我說過他健談了嗎？但他確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客——盡管他曾參選總統，也在2021年競選過紐約市長（在民主黨初選大部分時間里領跑，最終排名第四）。他不會逢迎討好，也不會刻意讓你“感到被看見”。他只是不停地講——自信、數據驅動。和他待在一起，就像在晚宴上坐在你朋友那位話癆丈夫旁邊。飯局結束時，你為朋友高興，也為自己松了口氣。

去年12月的這次見面并非我第一次與楊安澤交談。幾年前，我曾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無償發言，那個會議正是他創辦的“哈德遜河谷思想節”。楊安澤總是在發起新項目——企業、非營利組織、政黨。

從哥倫比亞法學院畢業后，他先在一家公司律師事務所短暫工作，隨后加入一家失敗的初創公司，又轉戰科技行業，之后進入Manhattan Prep（一家備考輔導公司）工作，并最終成為其CEO。這份將高材生源源不斷送入研究生院—白領職業流水線的工作，讓他開始質疑一個將最優秀人才集中在少數城市和行業的體系。于是他創立了“美國創業”（Venture for America），一個招募大學畢業生前往美國二三線城市初創企業工作、并培訓他們自己創業的非營利組織。

他為此籌集了數百萬美元資金，并獲得奧巴馬政府的贊譽。但據《紐約時報》報道，該項目成效甚微：運行十年后，僅有約十幾家初創企業在目標城市存活，雇用了約150人。“安德魯總是提出宏大的構想，熱衷于反復琢磨并宣傳它們有多棒，但他從不深入考慮所有細節，”前員工克里斯·蘭達（Cris Landa）對《紐約時報》說。

到2017年楊安澤離開“美國創業”、投身總統競選時，他癡迷的“宏大構想”已變成全民基本收入。按他自己的標準，這場競選堪稱成功：他讓人們開始討論未來可能有上百萬卡車司機失業的現實。但這也讓他陷入“絕望”。

他意識到自己的信息未能打動足夠多的選民。他會發表關于勞動力市場趨勢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演講，但即便聽眾覺得有趣，也無法與民主黨傳統的工會、女權等“掌聲點”競爭。他告訴我，他曾試圖用“理論上描述客觀現實、理應重要的失業數據”來說服人們，但大家真正想要的，是把他的信息塞進部落化的語言里，簡化成一句：“特朗普很壞。”

“我本可以說任何數字，”楊安澤說，“但都沒用。離開競選之路時，我有種下沉的感覺：‘天啊，我們離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更遠了。’”

競選顯然失敗了，但楊安澤卻將其視為推動整個政治體系改革的動力。他加入了倡導排序復選制（ranked-choice voting）的組織FairVote董事會。2021年，他退出民主黨，與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和邁克爾·S·威爾納（Michael S. Willner）共同創立新政黨“前進黨”（Forward），自稱是民主、共和兩黨之外的“以解決方案為導向”的替代選項。據其官網稱，目前已有71位民選官員（包括市長和國會議員）與該黨有關聯。但如果你還沒聽說過“前進黨”，楊安澤自有解釋。

2020年，楊安澤被CNN聘為評論員。他說自己本可在2021年續約，但在宣布成為獨立人士后，合約被撤回。他聲稱，盡管45%的美國人自認是獨立選民，但一旦他脫離兩黨體系，電視網高管就認為他“失去了價值”。（CNN向福克斯新聞數字頻道回應稱，這一決定是基于楊安澤“有意創立并領導一個政黨”可能引發的利益沖突。）不過，他很快收到了大量福克斯新聞的出鏡邀請。“他們老問我：‘嘿，安德魯，你退出了民主黨，他們是不是特別爛？’我就說：‘我不認為共和黨是答案。我認為整個系統都需要改革。’”

2024年，楊安澤支持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眾議員迪恩·菲利普斯（Dean Phillips）參選總統。菲利普斯因擔憂拜登總統年事已高、民望低迷而挑戰其黨內地位。楊安澤說，民主黨人的反應是：“我們要抹黑這個人，毀掉他的聲譽”，因為“他竟敢插隊參選——他可是我們內部等級序列里的第54號人物！”楊安澤稱之為“體制性的背后捅刀”。更令他憤怒的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最終決定不發布一份選舉后的深度檢討報告。

“我對那份檢討報告只有五個字，”楊安澤說，“早該他媽的辦一場初選。”（ “Should’ve. Held. A. Fucking. Primary.”）

當人們在街上攔住楊安澤，問他最近在忙什么時，很多時候他正身處紐約市Garment District——他新成立的手機服務公司Noble Mobile的辦公室就在這里。

楊安澤在去年9月融資超1000萬美元后推出了這家公司，目前已擁有數千名用戶。我去拜訪時，這棟不起眼大樓的電梯里貼滿了邀請鄰居參加公司圣誕派對的傳單。

“普通美國人之所以感到悲傷，主要有兩個原因，”楊安澤說，“當然還有更多，但我們就說兩點：第一，他們每月存不下多少錢；第二，他們花太多時間盯著哈桑·明哈吉（Hasan Minhaj）所說的‘悲傷矩形’（指手機屏幕）。”

Noble Mobile依托T-Mobile網絡，資費相對低廉，接近歐洲用戶的月付水平。楊安澤說，他的目標是效仿好友馬克·庫班（Mark Cuban）通過Cost Plus Drugs降低處方藥價格的做法，重塑手機套餐市場。此外，公司還鼓勵用戶減少“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順便說一句，這也是加劇社會極化的力量之一”——只要用戶當月未用完全部流量，就能獲得最高20美元的返現。據楊安澤稱，這一機制使用戶在使用服務的第二個月平均手機使用時間下降17%。去年，公司還在全美舉辦了一系列“禁手機派對”：有舞池、主題雞尾酒，甚至鋪了幾英寸高的草坪——一塊牌子上寫著：“摸摸青草吧（Touch grass）。”（楊安澤20多歲時曾做過派對策劃人；這種本能顯然從未消失。）

他將這家公司視為其政治工作的自然延伸，包括他對UBI的倡導：“多年來，我職業生涯的核心就是構建以人為本的經濟，改善美國人的生活，”他在一份新聞稿中寫道。但現實讓他意識到，“政府行動太慢了。”在《嘿，楊，我的一千塊在哪？》一書中，你能感受到他幾乎不敢相信創辦這家公司竟如此容易——至少比起改造政治體系而言。

楊安澤說，他“每天都”被人告知“你當初是對的”，但他堅稱自己并不沾沾自喜。AI仍將繼續摧毀工作崗位。在政治上，他對“前進黨”仍抱希望。他指出，年輕人對政黨的忠誠度遠不如老一輩。當我問及他是否可能在2028年再次參選時，他故作神秘，只說這個問題他也“每天都被問到”。《嘿，楊》一書的結尾，幾乎可被解讀為一份未來競選宣言：在穿插著俏皮話之間，楊安澤描繪了一個貧困已成為歷史、工作周更短、技術服務于人而非相反的美國愿景：“在一個充斥著數字、數據和金錢的世界里，我們的人性能拯救我們嗎？我依然抱有希望。”

但眼下，楊安澤能提供給我們的，只是一份更便宜的手機套餐。他似乎對此感到滿足。可我卻忍不住有些沮喪。楊安澤環顧四周，看到無數美國人即將失業；他提出了解決方案，挽起袖子，投入數年光陰奮力一搏——最終卻發現，政治從來就不是為了“解決問題”。政治，就是政治本身。

作者簡介：索奇特爾·岡薩雷斯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她是小說《安妮塔·德·蒙特最后大笑》和《奧爾加在夢中死去》的作者，并入圍了2023年普利策評論獎的最終候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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