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會開轟！

文︱陸棄

在華盛頓，聽證會本應是理性與程序的舞臺，是政策邏輯與數據證據的交匯點。然而2月4日，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的會議，卻在一聲“你能讓他閉嘴嗎”中，徹底偏離了這一初衷。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與民主黨資深議員沃特斯的當眾對轟，不僅成為社交媒體的熱門片段，更在無意間揭開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生活成本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議題，美國的經濟辯論為何越來越像一場情緒對抗，而非制度問責。

表面看，這是一場圍繞關稅是否推高通脹的技術性爭論。沃特斯以具體商品價格和住房成本為例，質疑特朗普政府的高關稅政策正在直接侵蝕普通家庭的購買力。貝森特則以“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150年的數據”為盾，斷言關稅不會引發通脹，并迅速將話鋒轉向移民問題，將住房危機的責任推給民主黨。這種來回拉扯，很快脫離了事實核查的軌道，演變為誰掌控話語權、誰能“撐到時間結束”的權力博弈。

然而，真正引發不安的，并不是兩人情緒的失控，而是財政部長對核心問題的持續回避。當沃特斯要求一個簡單的“是或否”回答，貝森特卻選擇不斷擴展論述，消耗程序時間。這種做法并不新鮮，卻在當前語境下顯得格外刺眼。它傳遞出的信號是，面對公眾最關心的“可負擔性”問題，政府高層更傾向于防守式敘事，而非正面承認政策代價。

關稅是否引發通脹，在經濟學上并非簡單的是非題。但在現實生活中，選民感受到的是賬單、房貸和食品價格的變化。貝森特強調木材價格處于五年低位，卻無法抹去住房整體成本上升的事實；他指責移民推高房價，卻回避關稅對建筑材料供應鏈的直接影響。這種選擇性回應，使聽證會失去了原本應有的澄清功能，反而加深了公眾對政府“避重就輕”的印象。

這一幕之所以迅速發酵，還因為它擊中了美國政治的結構性焦慮。根據多項民調，生活成本已成為今年中期選舉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選民并不關心宏觀模型如何解釋通脹傳導，他們關心的是收入是否跑贏支出、住房是否仍然可及。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對現實壓力的否認，都會被視為脫離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Reclaiming my time”這一程序性用語的再次走紅，并非偶然。它象征著議員對行政部門問責能力的焦慮。當證人通過冗長回答逃避直接回應時，制度賦予的時間控制權，成為少數仍能制衡權力的工具。沃特斯的憤怒，既是個人情緒的爆發，也是制度摩擦的外顯。

而貝森特的“你能保留一些體面嗎”，則暴露出另一層問題。體面本應來自對程序和事實的尊重，而非對質詢的輕慢反擊。當財政部長選擇用語氣而非數據回應批評時，所消耗的不只是個人形象，更是公眾對政策討論嚴肅性的信任。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場沖突折射的是特朗普政府經濟敘事的困境。一方面，白宮希望通過關稅、產業政策和金融市場表現，塑造“經濟強勁”的形象；另一方面，現實中的可負擔性壓力卻不斷侵蝕這一敘事基礎。于是，政策辯護越來越依賴姿態而非共識，越來越側重歸因轉移而非問題修復。

這也解釋了為何白宮近期密集推出限制信用卡利率、安排全國巡回演講等舉措。這些動作本身，恰恰說明政府已經意識到，單靠宏觀指標無法安撫選民。問題在于，如果核心政策方向未變，僅靠話術與姿態，很難在選舉前真正緩解不滿。

國會聽證會的價值，不在于制造戲劇性，而在于迫使權力面對現實。當這種機制被情緒對抗所淹沒，公眾看到的只會是彼此打斷、彼此指責，卻看不到解決方案的輪廓。長此以往，制度本身也會被視為表演的一部分，而非糾錯的工具。

那天的爭吵或許會很快被新的熱點取代，但它留下的問題不會消失。生活成本的壓力仍在累積，選民的不耐煩正在上升，而政策討論的空間卻在縮小。當“閉嘴吧”成為聽證會的標志性瞬間，美國經濟治理所面臨的挑戰，已不只是數字上的增長或下滑，而是制度能否重新找回直面現實、回應質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