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臺灣上尉飛行員駕機投奔大陸，落地時有200多彈孔

一九七八年深春的西安閻良，清晨薄霧尚未散盡，61歲的杜道時在機庫前駐足。他已調任某航空學院顧問，卻依舊保持著每日巡視的習慣。跑道盡頭傳來活塞發動機的低沉轟鳴，年輕學員對這位老上尉行禮，他抬手還了一下，目光卻越過機翼，落在多年以前的記憶里。

“杜主任，那年您真被打了兩百多個孔？”小伙子忍不住追問。老人笑而不答，只淡淡地說了句：“飛機落地，人得先站住。”短短十個字，把話題嚇得再也飛不起來。年輕人轉身跑去報到，留下杜道時的背影緩緩融進晨光。

鏡頭倒回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傍晚六點左右，徐州機場塔臺里的人全都屏住呼吸——他們剛放走一架機身像漏勺般的C-46運輸機。油跡順著彈孔往下淌，塔臺記錄本上只留一句話：“入境前彈孔二百一十七處，機組平安。”這條稀松平常的值班記錄，卻牽出了一段跨度三十年的航跡。

若追根溯源，得回到一九一七年正月。山東高唐縣南街的杜家誕下一子，族譜為其取名“道時”，望其以家國大道為終生志趣。兩年后，巴黎和會恥辱的消息傳回國內，北大學生杜友蕖——也就是杜道時的父親——投身游行，被捕、被校方除名。臨終前，他只留下“男兒當自強”四字。這個故事日復一日地在家中流傳，成了杜道時最早的課堂。

抗日陰云籠罩時，杜道時正讀北平匯文。聽聞華北要搞“自治”，他跟著同學沖上街頭，高喊“打倒賣國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雪夜，皮鞭與棍棒橫飛，他憑著一口氣跑出封鎖線，從此認準了“救國不靠嘴”的方向。畢業后，無視母親“考清華”的勸告，他收拾行囊，報考中央航校第九期——“天上還有位置給中國人”。

軍校苦練三年，杜道時被編入第八大隊。正趕上美國將B-24“解放者”列裝國民黨空軍，精通英語的他被派去美國受訓。堪薩斯草原的機庫里，杜道時第一次見到那架龐然大物。也是在那里，他結識了同學劉善本。兩人常在宿舍窄小的窗前席地而坐，翻閱一本英文版《Red Star Over China》。劉善本低聲對他嘟囔：“延安，或許才是真正的中國。”杜道時皺眉，沒有回話，卻把書反復讀到封皮脫線。

抗戰勝利后，國共談判破裂。四六年六月，榆林橋的炮火劃破夜空，也擊碎了杜道時對“和平建國”僅存的幻想。偏偏就在同一天，劉善本飛走了——人沒死，只是把B-24直接落在延安東郊。蔣介石痛罵之余，下令收緊空軍管理，可裂縫已生，墻體再厚也擋不住暗潮。

一九四七年初夏，杜道時在南京大校場跑道上做完演練，悄聲告訴副駕駛金治能：“我不想再替他打中國人。”金治能只回一句：“去哪兒，都跟你。”兩人隨后聯系上膠東的地下黨，通過堂弟杜鳴建立秘密通信。可惜，隨著延安撤離，西北機場無一能接B-24，計劃被迫暫緩。

到了一九四九年，徐蚌會戰把蔣介石的底牌打得七零八落，他匆忙把可戰之機調往臺灣。杜道時隨隊遷到新竹，官升上尉，但身邊悄然多了數雙盯梢的眼睛。三月初，又一架B-24從上海飛到了北平，空軍本部一紙密令：嚴防死守，重點監控“可疑人員”，杜道時赫然在列。連配槍都被上級以“集中保養”為由收走，他只得把原定的劫機預案撕得粉碎。

正當局勢瀕臨失控，杜鳴的暗號寄到：信末三個字“祝努力”，意思已無需多言。機會稍縱即逝。四月十七日凌晨四點，新竹橋頭燈火尚未熄滅，杜道時著一件機務夾克潛入機坪，與老戰友郝子儀會合。333號C-46滿油待發，兩人跳進駕駛艙，發動雙發，如幽靈般滑出跑道。臺灣塔臺聽到“例行校飛”的通話，沒起疑心。

飛機先向西南低飛，云層掩護下掠過臺海。越過漳州海面時，杜道時拉高到三千米，旋即折向北，沿海岸線疾飛。江南尚在國軍手中，防空雷達把他們當自己人放行。直到接近徐州，國民黨戰斗機呼嘯而至。杜道時急降高度，閃避、加速、再俯沖，機腹擦過隴海鐵路的蒸汽。追擊者燃油不足，半途返航，但留下的炮彈在機身上戳出一個又一個血洞似的缺口。

中午十二點二十分，C-46進入徐州機場上空。按照約定動作，他左右搖翼、放下起落架，并投下一只白色降落傘。可地面高炮連剛挨了好幾天空襲，警戒神經繃得緊，一陣火網鋪天蓋地。杜道時咬牙沉住氣，推動座機猛拉側桿，避開那一片火舌，繞場一周后貼地斜刺進跑道，油門全收，只聽輪胎與水泥劇烈摩擦，飛機“蹦”了三下，總算停定。

艙門打開，熱浪與焦油味撲面而來。杜道時和郝子儀跳下機，先是把帽子壓得齊眉，隨后敬禮。守衛的解放軍一擁而上，尷尬地幫他們撲打身上的煙塵，連聲道歉：“同志，兩位受驚了！”到此刻，槍炮聲、風聲、心跳聲才在耳畔漸漸遠去。

六日后，也就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他們駕駛修好的機體抵達北平南苑。晚七時許，懷仁堂內燈火通明，朱德總司令、周恩來副主席等人依次與二人握手。周總理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親手別到杜道時胸前，只輕聲道：“歡迎回家。”杜道時挺直脊梁，腦海里閃過父親在巴黎和會后憤怒抗爭的身影，忍不住眼眶發熱。

此后幾個月，杜道時先在航空局任訓練主任，后轉入新建的空軍學校。十月一日，他與老友劉善本駕駛飛機編隊從天安門上空掠過，銀翼在陽光下閃著光。這并非表演，而是實戰隊形：他們隨時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敵機。只是那一天，北京的天空出奇地寧靜。

新中國成立后，杜道時淡出聚光，卻始終為航空教育四處奔波。上世紀六十年代，他主持改寫教材，把早年在美國記錄的B-24手冊拆解重編，為國產轟炸機培養了第一代地面教官。文革中也曾挨批，但他咬牙挺住，待局勢平穩，再一次回到講臺。陜西省政協換屆時，老飛行員被推舉為委員，他的發言多談航空戰備、很少涉及個人。

一九九二年二月，杜道時病逝，享年七十五歲。噩耗傳出，空軍機關下達通報，老部下自發前往西安送行。靈車緩緩駛過機場，他曾駕駛過的那架C-46模型，安靜地擺在靈堂一側，彈孔的痕跡被精心保留。有人數過，正好二百一十七個——一枚枚提醒著后輩：在那場決定民族命運的飛行中，前方跑道或許并不平整，但方向不容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