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凌晨,歌樂山金剛坡的薄霧被槍聲撕開,渣滓洞女牢里,三十六歲的楊漢秀最后一次整理發髻,她叮囑身邊的盛國玉:“別怕,子彈不疼。”話音剛落,鐵門被重重推開。
幾個月前的1948年盛夏,另一道鐵門把她們鎖進重慶衛戍司令部看守所。陰濕的狹廊里彌漫酸臭,囚犯正為晚飯的糠團子犯愁,一個穿綢旗袍的女人卻遞上銀圓,讓獄警去買酒菜。那一刻,牢房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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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聲嗡嗡作響:“她是誰,特務?”她輕搖絹扇,語氣半真半戲:“別猜了,盡管吃,長壽路、臨江路、打銅街,鋪子都是我家的。”一句話把壓抑的空氣點燃,饑餓的囚犯端起碗就大快朵頤。
盛國玉悄聲探來歷,那人淡淡答道:“楊森是我大伯,父親叫楊懋修。”闊太太的外殼瞬間碎裂,露出地下黨員的鋒利棱角。原來,她不是靠裙帶保命,而是把家底當作革命工具。
時鐘再撥回十年前,端莊的楊府小姐正伏案讀《新青年》。女紅琴棋在她眼里索然無味,校外的演講卻讓她熱血翻涌——“要救中國,靠的是工農”。那句話像鐵釘釘進心房,沒有誰能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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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5日,萬縣江面炮火連天,英艦猛烈轟城。她奔上岸堤,只見難民拖家帶口,尸體隨水漂流。那一夜,她失眠到黎明,暗暗發誓:不再做閨閣里的金絲雀。
數年后,朱德赴成都勸說楊森停止內戰、集中抗日。楊漢秀隔窗偷聽,老將軍擲地有聲,“救國先救民”。席散之際,她已暗定去向。父親直到翌日才發現女兒留下一封字跡遒勁的訣別信。
1939年伊始,她在地下交通員朱挹清帶領下,從重慶繞道西安去往延安。沿途堵截頻仍,糧草短缺,她把僅有的碎餅讓給傷號;滴水成冰的清晨,她兜起冰水洗臉,指尖裂口滲血,卻沒一句呻吟。
西安郊外,朱德再度出現。老人打量她補丁累累的布鞋,爽朗一笑:“姑娘,你比你父親更像軍人。”短短一句,勝過長篇黨課,她當晚提交入黨申請。
此后,她被派回川渝從事統戰和兵運。1946年春,抗戰勝而內戰起,她拿著父親給的數十萬現洋,大手筆變賣鋪面田土,換成藥品、電臺、軍靴,一車車送往前線。“有錢就得砸在刀口上。”這話她常掛嘴邊。
更大膽的,還在后院訓練三百青壯。外界只當她養護院護衛,真相是地下民兵。遺憾的是,一次倉促起義暴露身份,她被捕押到衛戍司令部。審訊室的燈烤得人發暈,金條、威逼、親情輪番上陣,她只是悠悠端茶:“要情報?上前線問我同志去。”探員臉色鐵青。
1949年初,解放軍逼近川東,渣滓洞加緊“奧運整理”。臨押解前夜,她又掏出十幾枚光洋叫來八大碗,“各位,路遠,吃飽好上路。”獄友們含淚咽飯,誰也沒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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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渣滓洞,她拉起《國際歌》,朗誦《共產黨宣言》,不知疲倦為新到的難友“補課”。家屬曾抱來幼子,想用親情勸降。她摸著孩子的臉低聲說:“長大聽黨的話,這就是娘留給你的全部。”
金剛坡的槍聲平息,山谷只剩回音。1975年7月,工地鐵鍬下挖出一束發簪和碎銀扣,經鑒定確認正是失蹤已久的楊漢秀。1980年11月25日,遺骨移葬烈士陵園,盛國玉獻上野菊,輕聲對碑刻說:“今天的江山,有你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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