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銜前，顏文斌軍銜偏低眾人為他鳴不平，顏文斌：伸手要無意義

1964年9月，初秋的北京已有絲絲涼意。總政禮堂里，身材微駝、頭發花白的顏文斌在隊伍末端靜靜站著。輪到他時，只見他微微挺直腰板，接過少將肩章，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臺下幾位老戰友忍不住小聲嘀咕：“這星星來得也太晚了。”話音雖輕，他卻聽得真切，只淡淡一笑，目光沉靜如舊。

人們為什么替他抱不平？事要從九年前說起。1955年，新中國第一次實行軍銜制，功勛卓著的將領們悉數佩星。作為三十二年黨齡的老紅軍、39軍副軍長，顏文斌卻因“任軍級滿兩年”這一條硬杠杠差了十來天，被列入大校名單。政工干部私下勸道：“老顏，提個意見就能補上，誰會說什么？”他卻擺手：“為肩頭幾顆芝麻綠豆大的星伸手，人還要臉不？我扛槍打仗不是為了這個。”

這種倔勁兒，從他十一歲孤兒到紅軍將領，一路沒變。1915年出生于湖南平江，七歲喪父母，靠給地主放牛討活。牛欄里睡的是稻草，飯碗里裝的卻是泔水，少年凄苦難言。1932年夏，他聽見遠處號角聲，索性扔下牧鞭追上紅六軍團。接兵的班長看他骨瘦如柴，問：“你行不行？”少年攥緊拳頭，咬牙一句：“能打！”

兩年后，他已是紅六軍團排長，排里掛著“模范尖刀排”錦旗。1934年8月湘贛突圍，六軍團在桂東冷水坑設伏。槍聲乍起，他帶警衛排兜圈誘敵，越打越深，忽見一員大將左手馬刀右手手槍沖天而下，高呼：“同志們跟上！”那是王震。首長都拼命，顏文斌怎敢落后，硬是在密林中奔出三四公里，繳了敵機槍，整排官兵歡呼。

長征途中他一身是傷。翻雪山時傷口凍得發紫，再加上三天沒糧，他腳下發飄。正想停步，一位騎馬首長遞來半碗炒面，“小鬼，吃吧，還得趕路！”那碗油香的炒面成了救命糧，他拖著傷腿走完雪山草地。此后，每回講到那段，聲音總低下去：“隊伍里太多沒熬過草地的人。”

抗日烽火燃起，他轉戰冀中、太行。1942年血戰平山城，他自選兩百名精銳組敢死隊，夜半點燃汽油壺沖入城門，火光烤得鐵槍發燙。援軍未至，卻迎來日軍增援。巷戰慘烈，刺刀對刺刀，從子夜捱到破曉，敢死隊除他外無人生還。戰后，他躺在尸體堆里被擔架隊發現，昏迷三天才醒。那一年他二十七歲，肩膀已經留下十三處彈痕。戰友勸慰，他只是盯著天空嘟囔：“兩百條命，日后總得算賬。”

解放戰爭爆發，他屢掛彩，愈戰愈勇。1949年1月天津戰役，39軍攻入金湯橋，他帶團三次強攻，火力密布的碉樓死活啃不下。第二晚，他硬是翻城墻摸到敵側翼，用火箭筒炸開缺口，配合援軍一舉殲滅守軍。天津城頭那面“先登旗”至今仍收藏在軍史館。

建國后，他分管部隊訓練。1955年授銜消息一出，不少老兵拍手稱快：“營里再也見不到沒肩章的老軍長了。”可名冊公布，他卻只有大校。有人替他打抱不平。顏文斌露出憨厚笑容：“這跟立功受獎不同，文件寫得明白，差一天也不行。”一句話，讓大廳里嘈雜聲瞬間啞火。隨后九年，他拎著大校肩章行走各軍區，研究射擊訓練，搞步兵夜戰課目，常常一身泥一腳水。不少年輕參謀偷瞄他袖口的縫補線，誰也沒想到這位不起眼的老干部曾是血戰平山的敢死隊長。

1964年授少將那天，他依舊排在最后。授銜完畢，幾位同批將星圍上來，“老顏，總算補上了！”他笑著擺手：“這玩意兒是組織認可，不是自己要來的。”說完把新肩章揣進上衣，繼續研究演習方案。

年過花甲后，他調離部隊，回湖南老家頤養。身邊人關心他的身體，他卻更在意另一件事：日本右翼否認侵華。一次電視里傳出“歷史觀”爭論，他拄杖罵出一句：“給支槍，再帶你們去打鬼子！”嚇得子女立刻換臺。這樣的火氣一直到九十九歲，才隨著生命一同熄滅。2014年4月1日清晨，老將軍在長沙安然離世，桌上那頂舊軍帽邊，仍夾著一張泛黃的名單——平山城兩百敢死隊員姓名，墨跡早已模糊，卻誰也不舍得丟。

星星終究只是徽記，傷疤卻深埋在皮肉。有人說他的履歷像是一部近現代革命史的縮影，可他的話更簡單：“活著，就是替犧牲的弟兄多看幾年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