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大選時機壓過青年人生節點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正在進行的日本眾議院大選，選舉投計票日與大學入學考試時間重合，由此引發日本在野黨的爭議。這表面是“日程安排是否妥當”的技術問題，實質卻觸及民主政治運行中的一個根本尺度——當國家權力在行使政治正當性時，是否充分顧及公民個體所處的現實處境。

高市早苗方面的解釋具有典型的政治邏輯：政策方向出現重要調整，需要通過選舉“問信于民”，因此時機具有政治必要性。從制度層面看，這種說法并非毫無道理。議會解散權的運用，本就屬于執政權力的合法組成部分，選舉也正是民主國家解決重大分歧的常規方式。然而，制度上的“可以”，并不自動等同于政治判斷上的“恰當”。

問題的關鍵在于，本次時間安排直接與一批首次獲得選舉權的18歲青年的人生關鍵節點發生沖突。對考生而言，高考不是普通事務，而是多年教育競爭的集中體現，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和心理壓力。在這種背景下，要求他們在備考強度最高的階段同時承擔公民政治參與義務，實際上形成一種隱性的“二選一”結構。法律沒有剝奪投票權，但現實情境在壓縮其可行性空間。

日本在野黨方面的批評雖帶有政治立場色彩，卻抓住了一個真實矛盾。中道改革聯合的聯合黨首野田佳彥憤怒指出的“年輕人被剝奪機會”，并非指制度層面的排除，而是指出一種事實效果：當投票與決定個人前途的考試發生沖突，理性選擇必然向后者傾斜。投票權在紙面上存在，在行為上卻被現實成本削弱，這正是現代民主中常被忽視的“參與成本問題”。

日本年輕選民投票率長期偏低，上次眾院選舉18、19歲群體投票率為39.43%，低于整體選民53.85%的比例。在這一背景下，制度設計本應優先考慮降低青年參與門檻，而非增加額外負擔。國民民主黨黨首玉木雄一郎提到考生與家長的擔憂，反映的正是家庭層面的現實權衡：升學帶來確定回報，投票則是一種抽象的公共責任。在風險—收益結構下，政治參與自然處于劣勢。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政治信號。當青年第一次進入選舉人行列，本應感受到的是制度對其角色轉變的尊重與歡迎；而此次安排傳遞出的卻是另一種信息——國家政治節奏優先于個人現實壓力。這種體驗將直接塑造一代人對政治的情感認知。民主不僅依賴程序合法性，還依賴參與者的心理認同。如果初次投票經驗伴隨焦慮與被迫取舍，政治就不再是“公共事務”，而更像“額外負擔”。

因此，這場爭議不應僅停留在黨派攻防層面，而應被視為一次制度自我檢視的契機。如何在保證政治運作效率的同時，避免重要公民群體在現實層面被邊緣化，是成熟民主必須持續回答的問題。選舉當然關乎國家未來，但國家未來同樣系于那些正在考場中書寫個人前途的年輕人。當政治時機與人生節點發生沖突時，克制與體諒，本身也是一種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