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日籍紅色特工中西功在日本病逝，留下遺言：真想再去上海看看

1973年2月，東京麻布區的圣路加國際醫院燈光昏黃。63歲的中西功已骨瘦如柴，他輕輕拉住護士袖口，說出那句后來被記錄在病歷邊角的話：“真想再去上海看看。”對方愣了一下，這名曾被日本軍方視為“情報天才”的老人，臨終卻念念不忘黃浦江畔的風聲雨聲。

追溯這份牽掛，需要把時間撥回到1929年盛夏。那年，十九歲的他搭乘大阪商船公司客輪抵達上海灘，公費身份看似風光，真實目的卻是替母國培養“漢語尖兵”。偏偏命運開了個玩笑——東亞同文書院里，一堂普通的中文課，讓他遇見了中共地下黨員王學文。王老師在黑板上寫下“平等”與“自由”兩字時，教室里電扇吱呀作響，中西功的眼睛第一次亮了。

王學文不是急于拉人入黨的人，他更像一位耐心的引路人。課后聊書時談到《資本論》，提及“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中西功若有所思地反問：“那日本工人怎么辦？”王學文微微一笑：“救他們，得靠自己，也得靠世界上同樣受壓的人。”一句話，像釘子，釘在這位日本青年的心頭。

1930年秋，一張用油墨印刷的傳單在書院宿舍悄悄傳閱。抬頭赫然寫著“日支斗爭同盟”，署名正是中西功與白井行幸。這不是學生惡作劇，而是第一個公開提出“反戰援華”口號的秘密社團。月夜里，幾名青年摸黑走上南京路，往日本水兵手中塞傳單，紙張打著旋飛向蘇州河，被燈火映得斑斕。翌日，他們集體被拘，關了九個月禁閉。中西功發燒、咳血，出獄時卻笑著對同伴說：“沒事，活著才有機會做更大的事。”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同文書院學生被催促隨日軍陸戰隊上前線當翻譯。中西功帶頭抵制，提出集體返國申請。上峰一度嚴詞拒絕，他卻抓住海陸軍嫌隙，輾轉說服陸軍方出面“調回”百余名學生。船舷邊，他第一次見到《朝日新聞》特派記者尾崎秀實，兩人談及東亞局勢，越聊越投機。尾崎回國后把中西功引進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并向上級情報機構推薦這位后起之秀。

1934年，中西功進入參謀本部情報科，身份驟變，卻始終記得那句“救他們，得靠自己”。在堆積如山的電文、作戰圖中，他把關乎華北兵力調動、海軍駐屯計劃的要件逐紙摘抄，裝進鞋底，漂洋過海送往上海法租界。直到1937年盧溝橋炮火點燃全面侵華，他主動請調回滬，名義上是“加強情報聯絡”，實則暗中與潘漢年接上線，建立代號“烏鴉組”的小隊。

有意思的是，上海灘風云詭譎，各國間諜云集，相互盯梢。夜色里，烏鴉組成員躲在法租界石庫門的閣樓，用針尖刻錄縮微膠片，再藏進女士發髻。不到一年，延安方面便收到了數十份關于日軍后勤補給、華中機動兵力的一級密報。毛澤東在窯洞里看完材料，批注：“國際同志，可敬可佩。”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東京高層正就“北進西伯利亞”還是“南進東南亞”爭論不休。蘇聯紅軍極需判斷日本動向，延安也急切想弄清真相。這一次，仍是中西功主動請纓。他從上海潛回東京，頂著憲兵隊的暗查，輾轉進入海軍省機要室，掌握最新會議紀錄。一個深夜，他在寒風中遞給接頭人一張香煙紙——上面只有寥寥數字，卻清晰指向“南進”。兩周后，珍珠港爆炸聲驗證了情報的準確。斯大林因此得以從遠東抽調十萬大軍馳援莫斯科戰場。

不過，紙終究包不住火。1942年3月，杭州宵禁森嚴，中西功在西湖邊被特高課逮捕。審訊里，指揮官怒吼：“你是日本人，為何替中國賣命？”他淡淡答道：“結束侵略，才能拯救日本。”竹簽嵌進指縫，他始終咬牙不語，只在供詞上寫下“獨自行動，無同伙”。最終被判死刑，關進巢鴨監獄。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盟軍接管監獄，他才得以重見天日。

戰后，中西功拒絕高薪聘請，走街串巷演講反戰。他撰寫《中國革命史》等專著，把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譯介回祖國，引發右翼媒體圍攻，卻贏得年輕勞工的掌聲。有人勸他低調，他擺手：“我欠中國一條命，也欠日本人民一句實話。”

晚年的中西功患上多種職業病，肺損傷尤甚。1973年病危那幾天，他回憶最深的是上海弄堂的弄堂里巷口小店的生煎香味，還有外白渡橋夜晚的汽笛聲。醫師拍下他枕邊的便簽，上面寫著：“若能再看一眼蘇州河，就當此生無憾。”

他沒能如愿踏上那片土地。消息傳到北京，不少老地下黨員默默致信吊唁。王學文在回信里寫：這位“日本同志”用一生證明，信仰無國界，正義自有故鄉。

如今，東亞同文書院的舊址已成為博物館，緩緩播放著黑白影像。墻上中西功的手跡靜靜躺著，那行遒勁的漢字依舊清晰：“愿百年后，和平不再只是一種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