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文化大家群像，讓歷史與當下對話共振

“從最年長的畫家吳昌碩，到最年輕的琴人成公亮，書中十位文化大家恰好串聯百余年來中國現當代史，表達知識分子在啟蒙、救亡、解放、變革等時代主題下的思考和選擇。”日前，在“那些在長途上行進的先生——汗漫《與誰同坐》新書分享會”現場，作家邱華棟、評論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和作者圍談。

書名來自蘇軾名句“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書中塑造了詩人徐玉諾、考古學家董作賓、詩人劉半農、作家許地山、出版家張元濟、畫家吳昌碩、翻譯家朱生豪、電影導演蔡楚生、園林學家陳從周、琴人成公亮等十位先生群像，讓歷史與當下形成共生對話關系。

《與誰同坐》是對十位文化人物的生平追述，更是對一種精神傳統的梳理與呼喚。汗漫在后記中將人物體現的精神概括為“君子、士、大人、先生、俠、知識者”。邱華棟評價，這本書能讓讀者看到中國近現代史上本應更加熠熠閃光的文化大師以及他們在各領域的創造。“汗漫散文寫作既有大地般寬廣，又有浪漫、漫溢、漫開的詩性，因其有一種對文化本身的敬仰，就像石頭一樣，把他牢牢鑲嵌在大地上。”他評價其散文讓讀者獲得如讀長詩般的審美體驗，也能汲取“非常具體的知識體系”與心靈共鳴。

徐可以許地山為例提到，大眾通常知道《落花生》，卻對其在故宮文物南遷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貢獻知之甚少。“把這些先生們的故事挖掘打撈出來特別有意義，具有珍貴的當下價值。”

在他看來，汗漫散文代表了“新古典主義散文”方向：“沒有‘抒情腔’，不是沒有‘抒情’。中國散文有偉大的抒情傳統，為什么發展到21世紀就要拋棄這一傳統？人們反對的是那種過度抒情，虛偽的抒情，扭捏作態的抒情，就是劉勰在《文心彫龍》里所說的‘為文而造情’。”他還舉孫犁為例，晚年《書衣文錄》寫得極其樸素，但蘊含很深的感情。“文化散文、歷史散文大有可為，關鍵是怎么去寫它。不能當史料搬運工或是炒冷飯，要有所寄托，有新的發現、新的感悟。”

韓敬群則從文化史角度對“君子”與“先生”進行辨析，“先生”一詞更具溫度，在傳統文化中具有雙重意蘊——既有“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崇高敬意，又承載著平易近人的親切。從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白居易稱“醉吟先生”，到杜甫稱呼困頓友人鄭虔為“廣文先生”，皆可見“先生”有人間煙火氣。書中人物如朱生豪，不僅以翻譯莎士比亞而聞名，也因寫下“今早醒來甚是想你”等數百封情書而顯得鮮活可感。

《與誰同坐》中的十位先生周圍，都有師長、同道、學生、知己，與其同坐同行，從而構成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像，“比如，張元濟周圍，是鄭振鐸、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獻保護同志會’諸君子；陳從周周圍，是俞振飛、貝聿銘等大家。在先生們身上，能夠強烈感受到‘來不及了’的緊迫感，及‘舍我其誰’的使命感。”鄭振鐸當年說過“民族文獻、古文典籍為子子孫孫元氣之所系，為千百世祖先精靈之所寄”——汗漫認為，回顧這份“元氣與精靈”，值得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