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看懂了這篇千古佳作？

在浩瀚的中國書法史長河中，有太多千古佳作被歷史的塵埃所掩埋。它們或許沒有《蘭亭集序》那般聲名顯赫，沒有《祭侄文稿》那般悲憤沉郁，也沒有《九成宮醴泉銘》那般規整莊重，卻以獨有的藝術風骨，在歲月深處靜靜蟄伏，等待著一位真正懂它的人，拂去塵埃，重現光華。

魏碑書法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為獨特的存在，在短暫的歷史時代中，各種風格迥異的作品繁多復雜，其中不乏經典佳作，也有滄海遺珠。

提及北魏書法，人們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龍門二十品》的雄渾峻峭、《鄭文公碑》的莊重古樸、《張猛龍碑》的剛健凌厲，或是《元倪墓志》的秀逸溫潤。這些碑刻早已被載入書法史冊，成為后世研習魏碑的典范，被無數書法愛好者奉為圭臬。

而《汝南王修治古塔銘》，這篇刻于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的石刻銘文，卻在出土后的漫長歲月里，始終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境地，即便偶有拓本流傳，也多被視為“民間俗筆”“隨意之作”，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直到1986年，一位書法界的“伯樂”偶然發現了它的拓片，一眼便看穿了其看似潦草粗鄙的外表下，蘊藏的深厚書法功力與獨特藝術魅力。

這位伯樂，便是我國當代著名書法家、書法理論家、詩人沈鵬先生。正是沈鵬先生的慧眼識珠，力排眾議，認定此銘為古代書法高手所書，才讓這篇沉寂千年的千古佳作，得以拂去歷史的塵埃，走進公眾的視野，在書法史上占據了應有的地位。

如今，當我們細細品讀《汝南王修治古塔銘》的拓片，凝視著那些看似隨性卻暗藏玄機的筆墨，不禁會發出這樣的追問：有多少人看懂了這篇千古佳作？它為何會被埋沒千年？沈鵬先生又為何能一眼識破其價值？它的書法藝術，究竟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精妙之處？

《汝南王古塔銘》，刻于北魏正光五年閏月十日，是北魏宗室汝南王元悅為修治古塔所立的題記，現藏于洛陽古代藝術館。

汝南王元悅，乃北魏孝文帝元宏第六子，為孝文五王之一，與清河王元懌為同母弟，生于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的太和十八年，史載其“好讀佛經，覽書史”，極為信奉佛教，性情卻頗為不羈，“為性不倫，俶儻難測”。

正光元年，元乂與劉騰發動宮廷政變，逼肅宗于顯陽殿，幽禁靈太后于后宮，殺害清河王元懌，獨擅朝政。

令人意外的是，元悅對兄長的被害毫無仇恨之意，反而百般討好元乂，得以被封為侍中、太尉。也正是在元乂擅權期間，元悅大興佛事，先后于正光三年、正光五年兩次修治古塔，《汝南王修治古塔銘》便是其第二次修塔時所立的題記，彼時元悅年僅三十一歲。

關于元悅修治古塔的緣由，《洛陽伽蘭記》中有著相關記載。當時有一位名為趙逸的隱士，自稱是晉武帝時期的人，通曉晉朝舊事。

正光初年，趙逸來到京師洛陽，指出杜子休的宅院乃是晉朝太康寺的舊址，寺中原有三層浮圖（古塔），為龍驤將軍王浚平吳后所建。

汝南王元悅聽聞此事后，對趙逸極為敬重，拜其為義父，并向其詢問長壽之法。或許正是出于對長壽的渴求，以及對佛教的虔誠，元悅才屢次修治古塔，以期積累功德，祈求皇室與眾生福澤。

這篇古塔銘的碑石體量不大，青石質，高31厘米，寬47.5厘米，厚5.5厘米，碑面刻有界格，共27行，每行17字，實際書寫22行，末四行空有界格未題字。

由于其篇幅小巧，又并非官方祭祀、紀功類的重要碑刻，僅僅是一篇修塔題記，且字跡不拘一格，異于當時盛行的官方書體，因此在立碑之后，便隨著歲月的變遷，逐漸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

關于此銘的出土時間，史料中并無明確記載，僅能確定其為近代出土于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這片土地自古便是北魏皇室貴族的墓葬區，出土了大量北魏碑刻、墓志，被譽為“中國石刻書法的寶庫”。

出土之后，這篇古塔銘并未引起書法界的重視，僅有少量拓本流傳，且多被收藏者視為“民間俗刻”，認為其書寫隨意、刻工粗糙，無甚藝術價值。甚至有不少書法研究者看過拓片后，斷言其為“無名小卒隨手所書”，不值得深入研究。

就這樣，《汝南王修治古塔銘》在出土后的數十年間，始終處于被忽視、被冷落的境地，如同一顆蒙塵的明珠，黯淡無光。

它靜靜地躺在博物館的角落，或是被收藏者束之高閣，其獨有的書法藝術魅力，無人問津，無人解讀。直到1986年，沈鵬先生的一次偶然發現，才徹底改變了它的命運。

1986年，沈鵬先生偶然見到了《汝南王修治古塔銘》的拓片。當他第一眼看到這張拓片時，便被上面的字跡深深吸引，甚至可以說是“震驚”——在他看來，這絕非世人所說的“民間俗筆”，而是一篇出自古代書法高手之手的佳作。

彼時的沈鵬先生，早已是書法界的權威人物，深耕書法創作與理論研究數十年，眼界開闊，鑒賞力極高，對歷代碑刻書法有著深刻的理解與獨到的見解。

沈鵬先生認為，評價一幅書法作品的價值，不能僅僅看其是否規整、是否符合世俗的審美標準，更要看到其背后的筆墨功力、藝術個性與情感表達。

《汝南王修治古塔銘》看似隨意潦草，實則藏鋒露韻、拙中藏巧，每一筆、每一劃都蘊含著深厚的書法功底，每一個字都彰顯著書寫者的個性與情懷。

它打破了北魏碑刻書法的固有范式，獨樹一幟，展現出一種自然天成、不受拘束的藝術之美，這種美，是刻意雕琢的作品所無法比擬的。

為了進一步驗證自己的判斷，沈鵬先生開始潛心研究《汝南王修治古塔銘》，查閱了大量北魏時期的歷史資料、碑刻文獻，對比了同時期的各類書法作品，對其筆墨、結體、章法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剖析。

他發現，此銘的書寫者不僅精通書法技法，而且對筆墨有著極強的掌控力，能夠做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看似隨性而為的筆畫，實則法度暗藏；看似歪斜的結體，實則穩如泰山；看似雜亂的章法，實則氣韻貫通。

沈鵬先生指出，《汝南王修治古塔銘》的書法風格，區別于北魏碑刻中常見的“方魏”與“圓魏”，是一種全新的魏碑書體，它既繼承了漢隸的方勁雄渾，又蘊含了楷書的端莊規整，同時還展現出一種草書的靈動灑脫，是北魏書法中“豪放派”的典型代表。

書寫者在創作時，情緒高漲、膽力雄健，將自己的情感與個性完全融入筆墨之中，因此其作品才會具有如此強烈的感染力。

在沈鵬先生的極力推崇與深入研究之下，《汝南王修治古塔銘》開始引起書法界的關注。越來越多的書法研究者開始關注這篇被埋沒千年的佳作，紛紛臨摹、研究其書法藝術，對其進行深入的剖析與解讀。

人們逐漸發現，沈鵬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這確實是一篇出自古代書法高手之手的千古佳作，其書法藝術價值極高，在北魏碑刻書法中占據著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原本無人問津的書法作品，成為后世研習魏碑書法的重要范本。可以說，正是沈鵬先生的慧眼識珠，才讓這篇千古佳作得以拂去塵埃，重現天日，得以被更多人看到、讀懂、珍視。

沈鵬先生的慧眼，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深厚的書法功底、廣博的學識修養與獨到的審美眼光。作為當代書法界的領軍人物，沈鵬先生一生致力于書法創作與理論研究，對歷代書法作品有著精準的鑒賞力。

他始終堅持“兼容并蓄、雅俗共賞”的審美理念，不被世俗的審美偏見所束縛，能夠從看似平凡的作品中，發現其獨特的藝術價值。

對于《汝南王修治古塔銘》，他沒有因為其“體量小巧”“書寫隨意”“刻工粗獷”而忽視它，而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看到了其背后的筆墨功力與藝術魅力，這份眼光與膽識，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