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王高升等司法腐敗案，驚動中南海，后來怎么處理的

1952年7月8日午后，驕陽炙烤著豫北平原。溫縣體育場內卻擠滿了兩萬多名男女老少，他們靜默等待著公審的槍聲。幾分鐘后，隨著“砰、砰”兩聲脆響，王高升和楊治文伏法。會場周圍的農民低聲說道：“這回，總算把害人精除了。”很多人不知道，在這震撼人心的一幕背后，一套精密的調查與整頓已經運轉了半年之久。

故事要從半年前說起。1952年1月12日，溫縣縣委在黨校搞“三反”學習班，433名干部集中“照鏡子、洗澡”。三天后，一位基層稅務員在小組討論時猛地站起——“同志們，我要揭發王高升！”一句話像一把悶雷，炸碎了會場的平靜。會后，檢舉信件雪片般飛進縣委信箱，涉及貪污、徇私、玩弄女性等十多項罪行。1月下旬，縣委把材料上報河南省委。

其實，華北不少法院當時也零星傳出問題，但溫縣的情況惡劣得出乎意料。2月23日，學習班剛開到第四周，王高升被當場戴上手銬。有意思的是，他仍端著院長派頭，對審訊人員指手畫腳：“案卷我熟，程序得照規矩走。”一句話讓在場干部直皺眉——這人到了局子里還想擺譜。

案宗很快擺到鄭州，然后直送北京。6月28日，周恩來簽批：成立中央調查團，立即南下。最高人民法院華北分院副院長何蘭階領著七名干將，當晚坐火車抵達焦作。車廂里，有人悄聲議論：“溫縣一個小地方，鬧出這么大動靜，可見問題不小。”

調查團進縣城的那天，街頭巷尾炸鍋了。“同志，您可算來了！”一位白發老人攔住吉普車，遞上寫滿十幾行毛筆字的紙條。短短兩周，調查團搜集到48份證詞、27卷檔案，理出一條清晰脈絡：1949年到1952年，王高升利用審判權縱放反革命9件、刑案12件，為謀私利和索要女人大開方便之門；此外，44名女犯人或女當事人成為受害者。最夸張的一次，他竟當庭改判，只為與被告人的妻子“單獨談話”。

王高升的履歷乍看體面。1911年生于河北涉縣，1937年參加革命，老區群眾記得他當年穿草鞋行軍。可一路提拔后，他把“簡樸”當作偽裝：灰布制服、鞋底補丁、懷表掛著納鞋線——沒人想到，這行頭下面塞滿來路不明的金戒、瑞士表、呢絨料。與權色交易一道興盛的，是官氣與囂張。1948年調到溫縣出任院長，他在辦公室后院單辟小房，又將監獄女牢改建成“內室”，自夸“近水樓臺”。

調查材料擺在桌面，何蘭階并未急于結案，他先找縣委班子談話。那天夜里，縣委書記魏玉高幾乎紅著眼圈：“我們失職，玷污了黨的形象。”第二天，縣委貼出公開檢討，主動請縣人代會監督。7月5日，第十屆縣人代會召開，1200多名代表鼓掌通過對王高升六人移送司法、從速判決的決議。

一系列程序壓縮到極致。7月7日深夜，溫縣人民法院特設法庭完成終審，判處王高升、楊治文死刑，四名同案干部重判。全案卷宗連夜報送省高院備案。翌日清晨，公審大會開場。槍聲過后，代表席有人低語：“這一下，溫縣法院那股爛氣總算散了。”

7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三千字長文，披露案情。有讀者抓著報紙驚呼：“人民法院里竟然能長出這樣的蛀蟲！”短評隨即發出嚴厲警告：人民法院若讓壞分子盤踞，就會蛻變為“欺壓人民、包庇罪犯”的淵藪。

余波迅速擴散。司法部隨即派出四個工作組，奔赴中南、東北、西北、華中。8月13日，部長史良在政務院第148次會議上指出，人民法院必須“打掃庭院”，徹底改造審判隊伍。不久，各地法院展開內部復查，上千名不合格人員被清退。

回望溫縣，縣政府把原法院大院改作“司法廉潔陳列室”，僅留一條走廊展出王高升的灰布制服與那根納鞋線。參觀的人進門先看標語：“把權力關進籠子，籠子別留狗洞。”一句土味卻管用的話，被很多縣干部抄在筆記本上。

王高升一案就此落幕，但它讓新中國成立后的司法體系迎來了大掃除。這場風暴的推動力，不來自口號，而來自群眾日積月累的怨氣與中央毫不猶豫的決斷。也正因如此，當地百姓才會在烈日下守著那場公審，直到塵埃落地，才肯轉身離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