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法唐中將問省人大的劉崇理：“三講”進展如何？劉：很一般

2000年5月12日清晨，成都的春雨才停，省人大常委劉崇理站在辦公室窗前，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自稱是陰法唐中將的隨行秘書，希望他當晚抽空到招待所“坐一下”。電話掛斷，劉崇理久久無語。對這位在抗戰、解放戰爭、西藏和平解放中屢立戰功的老將，他雖未謀面，卻早已傾慕已久，如今說見就見，心里難免忐忑。

按原計劃，四川正開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教育活動。自1998年中央作出部署后，各省都排定“巡回問診”時間表。陰法唐受命擔任四川省級機關巡視組組長，抵蓉不到三天，便謝絕了豪華賓館，搬進武侯祠旁一處老招待所。有人勸他，“首長，安全第一。”他擺擺手：“群眾里就不安全嗎？”一句話堵住了所有奉勸。

當晚，劉崇理如約而至。房門半掩，褪色的竹簾隨風搖著。陰法唐比想象中矮一些，頭發花白，神情卻透著軍人特有的干練。“歡迎，來坐。”老人伸手示意。寒暄無多，茶還沒涼，對話就直奔主題。

“省人大機關‘三講’走得怎么樣？”陰法唐開門見山。

劉崇理斟酌片刻，說了實話：“很一般。自我剖析浮在面上，相互批評顧東顧西，該紅臉的都在留面子。”他補充：“整改環節更難，問題找得不準，上下級心照不宣，指望效果不大。”

屋里瞬間沉默。陰法唐抿了一口茶，輕輕點頭，低聲道：“不敢動真格，活動就成擺設。”一句話，說得平靜，卻壓得人透不過氣。隨后，他提議請劉崇理列出建議，隔日上交巡視組，務求“有一條算一條”。

這一番談話，在劉崇理心里留下深刻印象。其實在見面前，他已翻閱過《陰法唐回憶錄》。1922年，陰法唐生于山東肥城；1938年參軍，轉戰華北，十五歲隨八路軍上山。1949年，他率部追殲宋希濂兵團，一舉擒獲這位西南戰役中最后掙扎的國民黨將領。正因為宋的供述，“瞿秋白被捕后不屈犧牲”的真相才得以坐實，許多流言自此煙消云散。更別提他1950年赴藏進軍、1980年再度進藏的經歷，修公路、組民兵、安定邊陲。這些履歷，在劉崇理眼里，是用命搏出來的可信度。

四川的“三講”推進到當年秋末。陰法唐前腳剛把一摞材料遞上北京，后腳就悄悄坐長途車去了阿壩州。連同他在內，巡視小組暗訪多處鄉鎮，避開層層接待，直看農村集鎮的“鍋底”。半個月后，回到成都，陰法唐重新召見劉崇理：“干部作風不是說說而已，要動刀子。”

時間轉到2004年冬。成都市有關“高干豪宅工程”的風聲傳進劉崇理耳朵——據說副市級以上干部在龍泉、都江堰等地各有上千平方米花園洋房，裝修費一擲數十萬，且有人準備在來年春節前入駐。一陣火從他心里冒了出來。他與退休教授張良棟、西南交大的老友連夜商議，決定把情況直接捅到北京。他們花了三天，把樓盤清單、裝修合同、現場錄像刻成光盤，打印裝訂了厚厚一摞材料。

問題來了：材料怎么遞？三人對視片刻，幾乎異口同聲——去找陰法唐。中將此時已退居二線，在北京干休所靜養。1月9日航班落地首都機場，天寒地凍。三人提著行李，直奔海淀區那排老舊六層樓。屋里陳設簡單，一張軍毯鋪滿沙發。陰法唐一見他們，干脆：“坐下說。”

“材料帶來了？”老人伸出手。張良棟忙從帆布包里掏出光盤和文件。“我們動了點膽子。”劉崇理坦言，“怕被查到，但事關百姓血汗錢，不能不說。”陰法唐瞄了幾頁，抬頭：“黨需要鏟除蛀蟲，你們別怕。中央有規定，重大來信來訪必須登記。”隨即提筆寫信，落款“陰法唐”。

第二天一早，三人趕到中紀委，輾轉找到了辦公廳的睢姓同志。對方接過材料，鄭重蓋章：“兩位副書記會過目。”手續辦完，三人連夜返川。臨行前，劉崇理打給陰法唐：“任務完成，多謝首長。”電話那頭傳來一句“放心回去”。

春天還沒到，中央調查組已在成都查閱檔案、實地勘驗。很快，豪宅項目被緊急叫停，相關干部接受組織處理。多數文件歸檔，部分人被移送司法。民間沒有過多喧嘩，卻暗地里松了口氣——這口氣，來自幾位“不嫌事大”的老同志，也來自一位戎馬一生的中將。

有意思的是，回看陰法唐從河北到四川，兩次擔任“三講”巡視組組長，手里沒有行政權，卻總能觸到要害。一支筆，一個背包，加上一副老花鏡，成了他行走地方的標配。凡是住招待所、吃家常菜、走泥巴路，他從不推辭。有人問他秘訣，他搖頭，“無他，膽子要大，心要正。”

“三講”教育并未消失，文件早已歸入檔案。那年的一問一答，卻在省人大機關里流傳：陰法唐問，“進展如何？”劉崇理答，“很一般。”若把這句話換成“官氣重”“自我批評怕疼”，大概也說得通。所幸，這句直白成了石子，在沉悶水面上激起的漣漪一步步擴散，最終匯入了更大的反腐浪潮。

人們常說，歷史是由無數選擇構成的。2000年劉崇理沒有選擇沉默，2004年他又沒有退縮；陰法唐也沒有因“人走茶涼”而自保。兩代共產黨人用行動證明，“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并非口號。它可以是一通電話、一杯淡茶、一紙證明，也可以是一群耄耋之年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