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這些才明白，真實故事比《生命樹》更殘酷更沉重

電視劇《生命樹》正在熱播，胡歌飾演的巡山隊長多杰，原型融合了杰桑?索南達杰與奇卡?扎巴多杰兩位可可西里反盜獵英雄。隨著劇情推進，觀眾逐漸觸碰到上世紀 90 年代高原反盜獵斗爭的悲壯底色，看到了生態守護者的堅守與不易。

若將其置于彭輝紀錄片《平衡》（2000）和陸川電影《可可西里》（2004）所構筑的歷史語境中審視，我們更能清晰地感知到這部新劇在細節處的用心良苦，其實是用一種更易被大眾接受的溫情表達，勾勒出英雄的輪廓。而真正的歷史，遠比劇中呈現的更加殘酷，也更加沉重。

紀錄片《平衡》（2000）、電影《可可西里》（2004）、《生命樹》（2026）海報

《生命樹》用溫情的筆觸，描摹了極端困境下的道德堅守。劇中巡山隊彈盡糧絕之際，隊員白菊曾動過打死撿來的小羊充饑的念頭，她舉起了槍，最終卻還是放下。這個情節既讓觀眾松了一口氣，也讓巡山隊員的形象自帶一種動人的光芒。這種處理，恰恰是劇集想要傳遞的信念 —— 即便身處絕境，人性的光輝也不會熄滅。

在《平衡》和《可可西里》，劇情都不曾掩飾巡山隊 “無編制、無經費、無保障” 的生存窘境。他們不僅要對抗高原的風雪嚴寒，還要在彈盡糧絕時，做出違背環保倫理卻關乎生死的選擇。翻開真實的歷史檔案，我們會發現比劇情更令人揪心的抉擇。為了活下去，他們吃過藏羚羊，變賣過繳獲的藏羚羊皮換取汽油和干糧。扎巴多杰在《平衡》中曾含淚坦言：“我親自打的，確實沒辦法，不這樣做的話，好多同志可能已經餓死。” 這種在生存與信仰之間的撕裂，是劇中溫情敘事未曾完全展露的，屬于那個年代的無奈與掙扎。

紀錄片《平衡》截圖

《生命樹》著力刻畫了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理念之爭，縣長林培生與多杰的分歧，是 “好人之間的爭論”。這種處理，讓觀眾看到了基層工作者在推動地方發展與守護生態家園時的兩難，也讓故事更具現實觀照意義。但真實的歷史里，巡山隊面臨的困境遠比理念之爭更復雜。《平衡》中，扎巴多杰最激烈的控訴，直指那些 “拿保護的錢，不辦保護的事” 的亂象。彼時的治多縣是國家級貧困縣，連干部工資都發不出，更遑論為巡山隊撥款。這種 “基層保護者沖鋒在前，上層支持嚴重缺位” 的結構性失衡，才是當年巡山隊最棘手的難題。《可可西里》雖未直接刻畫官員，但其故事戛然而止在日泰隊長的犧牲時刻，這份留白恰恰飽含深意，它無聲地暗示了系統性支持的缺失，也讓英雄的殉道更顯孤獨與悲壯。相比之下，《生命樹》里的溫和辯論，它讓觀眾看到了歷史的痛感和理想主義的力量，卻也柔化了現實中最沉重的部分。

電影《可可西里》截圖

《生命樹》對人物群像的塑造充滿溫度，即便是盜獵者，也只是作為推動劇情的功能性角色出現。這種處理，讓善惡的邊界更加清晰，也讓英雄的形象更加鮮明。而在真實的歷史中，人性的光譜遠比劇中呈現得更加復雜。《可可西里》里，那位帶著三個兒子來剝皮子賺錢的老大爺說：“我以前是放牧的，草叢變成了沙灘，牛羊沒有了吃的，人也活不下去了。” 這句話道破了盜獵行為背后的社會根源 —— 貧困與生存的壓力。日泰隊長雖痛恨盜獵，卻也對這群底層人的窘境抱有一絲悲憫。這種對 “加害者”的理解，并非為罪行開脫，而是讓我們看到生態保護從來不是簡單的 “正邪對抗”，而是一場關乎生存、發展與救贖的復雜戰役。

最令人感慨的，還有劇中被當作笑點反復出現的 “編制” 問題。“編制哥” 桑巴對體制身份的執著，讓觀眾在會心一笑中，感受到巡山隊員對被認可、有保障的渴望。但在現實中，這從來不是一個玩笑。索南達杰成立的 “西部工委”、扎巴多杰重組的 “野牦牛隊”，長期處于體制外的尷尬境地。他們做著本該由體制承擔的生態保護工作，卻只能靠變賣自家牛羊維生，開著破舊的吉普車追擊裝備精良的盜獵集團。這種制度性排斥帶來的荒誕與悲涼，是劇中幽默橋段難以承載的重量。

《生命樹》截圖

回望那段歷史，1994 年索南達杰在太陽湖畔中彈犧牲，1998 年扎巴多杰赴京籌款后離奇身亡。他們的故事之所以動人，不僅因為他們的勇氣，更因為他們在無人支援的絕境中，依然選擇扛起保護的重任。那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是魯迅筆下 “無物之陣” 里的抗爭。

《生命樹》用溫暖的敘事，為觀眾種下了一棵關于堅守與信仰的 “生命樹”。它或許沒能完整還原歷史的殘酷，卻讓更多人記住了無人區的守護者，記住了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對英雄最好的致敬，從來不是只記住他們的光環，更要記住他們曾走過的荊棘之路，唯此，才更能懂得：綠水青山，是無數英雄用血淚換來的。

戴月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