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松弟：譚其驤先生與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一、我有幸成為譚先生的入室弟子

1979年，我正在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本科二年級，決定畢業后考歷史地理專業的研究生。由于東北師大歷史地理的教學非常薄弱，我不得不開始自學。先是在當年給陜西師大的史念海先生寫了一封信，請教如何自學歷史地理。不久，接到史先生的一封信，告訴我首先應該看什么樣的書。為了能夠獲得更多的入門途徑，我利用該年寒假南下探親的機會，到復旦大學向譚其驤先生、杭州大學向陳橋驛先生請教。到了復旦門口，門衛聯系歷史系，然后告訴我譚先生該日未到學校，將我擋在復旦的大門之外。到了杭州，歷史系毛昭晰先生的太太帶我見到了陳橋驛先生。此后，我開始自學歷史地理。

1983年全國歷史地理專業只有復旦大學的鄒逸麟教授招碩士生，我考到他的門下。譚先生因年事的關系，不常到史地所，因此難得見他。但聽過譚先生在歷史系作的一次報告，提到研究學問的樂趣。他說：至少當你們退休以后，不會因無事可干而蹲在路燈下與人打撲克。當時，與經濟學、管理學等熱門學科相比，歷史學正落入教師只有不高的一點干巴巴的工資、研究受冷落的尷尬境地。譚先生雖沒講大道理，卻用有趣的大白話，點明了研究學問對于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1986年夏天，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宋代東南沿海丘陵地區的經濟開發》在鄒逸麟教授的指導下完成。譚其驤先生擔任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譚先生在史地所一向以學術嚴格而著稱，研究生的畢業論文被他否定或要求大改、次年再答辯并非少見，因此我在答辯前頗有些忐忑不安。當其他答辯委員問完話，譚先生開始講話。他大聲說：“我知道你研究宋代，宋代肯定熟悉，我今天不問你宋代，問你明代。請你簡單說說明代福建經濟發展的狀況。”由于我在撰寫論文時為了找出宋代福建的特點，看了一些明代的史料和論文，因此沒有被譚先生問倒。譚先生和其他答辯委員對我的回答相當滿意，給了我論文“優秀”。

在我留所工作4年以后，經葛劍雄建議、譚先生推薦，1990年9月我被復旦大學免試錄取為在職博士研究生，有幸成為譚先生的入室弟子。由于譚先生認為我在歷史地理研究上已經上路了，只需自學一些地理課程便可，不需上課，因此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幾乎每次都是談論博士學位論文。當時我已參加葛劍雄先生主編的6卷本《中國移民史》的研究，承擔隋唐五代、遼宋金元兩卷的寫作。其中最難啃的骨頭即宋代靖康之亂以后的北方人口的南遷，以及客家源流等研究，基本上是在譚先生的指導下解決的。隨譚先生讀書受到的嚴謹學風的訓練，令我受益匪淺。如果說以后在歷史地理的研究上能夠做出一些成績，實在與博士生時期的譚先生、碩士生時期的鄒先生的訓練分不開。

2010年12月我接任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中心主任一職，因工作原因增加了對全所的認識。此后為紀念譚先生百歲誕辰，我與同事們一起搜集有關譚先生和本所歷史的照片和文字材料。在細細回味本所歷程的同時，我對譚先生與歷史地理所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二、譚先生與歷史地理所

譚其驤先生是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科的創立者。如果從譚先生組建研究隊伍算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已有近60年的歷史，專業研究機構歷史地理研究室的建立至今已有半個世紀，1982年6月正式建立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譚先生原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1950年浙江大學停辦史地系。經一番輾轉，1951年8月譚先生應聘到復旦大學，擔任歷史學系專任教授。1954年秋，毛澤東主席贊成吳晗改進清代學者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主張，成立“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簡稱楊圖委員會)。吳晗、范文瀾主持這一委員會，1955年聘譚先生赴京擔任主編。1957年發現重編改繪楊圖不符合時代要求，楊圖委員會決定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由于此項工作無法較快完成，1957年初譚先生帶領當時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鄒逸麟、王文楚回到復旦大學，以繼續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便于工作，應譚先生的建議，1959年7月1日歷史系成立歷史地理研究室，系主任譚其驤兼任室主任。

按照譚先生建議設置歷史地理研究室的規劃，設置的目的有三條：一是組織現有可以組織起來的人力，保證完成國家編制歷史地圖集的任務；二是逐步提高現有人員的工作能力，培養青年教師，以迎接國家在經濟文化建設飛躍發展形勢下不斷提出的各項歷史地理的研究任務；三是通過各項任務的完成，帶動學科本身的發展，逐步使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具備完整的科學理論與體系，而學科的發展，又轉過來可以推動歷史學地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并更好地為國家經濟文化建設服務。在研究室創建的同時，譚先生積極在歷史系籌建第二個專業——歷史地理專業。考慮到缺少地理基礎課教師，1959年和1960年相繼從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地理系，調入10名應屆畢業生，形成以后大致保持在二三十人的研究隊伍。

顯然，譚先生提出的建立歷史地理研究室的任務，并不僅僅是為了完成歷史地圖集，也是為了培養復旦大學的歷史地理研究隊伍，從而帶動學科本身的發展。復旦大學歷史地理以后的發展歷程，可以說是按照譚先生設計的方案進行的。當時如果將目標僅僅定位在完成國家歷史地圖集，歷史地理研究室便不可能發展到研究所，更不可能成為國內最大最重要的歷史地理研究機構。

1964年開始，隨著政治運動的逐步展開，歷史地理研究室的研究工作經常受到干擾。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的幾年間，歷史地圖集的編圖工作完全停止，譚先生本人也屢受沖擊，寫檢查，關牛棚，遭批斗，掃地、拔草、下鄉勞動，身心備受折磨。1969年5月以后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得以恢復，但政治氣氛并未獲得根本改觀，基于政治目的而不顧歷史事實的種種要求不時從上面提出。譚先生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堅持實事求是。不僅自己這樣做，而且要求本所研究人員，以及所有參加單位的研究人員，都要這樣做。可以想象，如果沒有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而是一味滿足上頭的各種要求，歷史地圖集便無學術價值可言，而歷史地理研究室決不會成為真正的研究單位，更不必說成為著名的學術研究機構了。譚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國家開始舉辦各類學術評獎活動之后，屢獲從上海到國家層面的各種大獎，顯得非常突出，與歷史學界諸多學科“文革”結束不久尚處于凋零狀態形成鮮明的對照。如果沒有譚先生堅持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的嚴謹學風，歷史地圖集和歷史地理研究室的命運便會完全兩樣。

1980年11月譚先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院士),1981年7月被聘為國務院首屆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歷史組成員，并被確定為首批博士生導師，本所歷史地理學科被首批批準為博士點和碩士點(中國歷史地理學專業)。1982年6月經教育部批準，復旦大學設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譚其驤先生為首任所長。1983年8月，譚先生指導的研究生周振鶴、葛劍雄經教育部批準提前畢業，通過論文答辯，成為全國首批文科博士。1984年4月，本所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績優異”,獲“上海市1983年度模范集體”光榮稱號。1987年本所被評為首批國家重點學科，1996年開始承擔國家“211工程”歷史地理研究項目，1999年第一批入選教育部全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本所單獨組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2000年本所列入復旦大學“985工程”“重中之重”建設單位，2004年11月以本所單獨組建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是國家第一批“985”創新基地。所有的上述“第一”,都是譚先生堅持嚴謹學風，言傳身教，帶領一批真心治學的研究人員不懈努力的結果，或建立在他們的基礎上。在科學昌明、歷史地理學步入發展的快車道的今天，我們必須“喝水不忘掘井人”,永遠銘記譚先生創建本所、帶領本所前進的不朽業績。

三、譚先生留給本所的傳家寶

1982年6月成立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譚先生擔任了最初四年的所長，1986年10月以后不再擔任所長。1992年8月28日零時45分，譚先生與他創建并付出巨大心血的歷史地理所最終告別。自譚先生辭去所長職務之后，所長的接力棒，一傳鄒逸麟教授，二傳葛劍雄教授，三傳滿志敏教授，至今已到了四傳。

盡管各時期的時代背景有所不同，發展速度也略有區別，但本所始終朝著輝煌的未來前進，卻是不爭的事實。本所是國內專職人員最多、門類最全、總體水平最高、實力最強的歷史地理研究機構，擁有一批國內公認的學科帶頭人，梯隊結構比較合理，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各個方面。據不完全的統計，至今為止，已出版學術著作120部左右，發表學術論文近千篇。學術著作中，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以及史念海、陳橋驛共同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譚其驤、王文楚等整理校勘《肇域志》,鄒逸麟主編的《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葛劍雄主編6卷本《中國移民史》、6卷本《中國人口史》,周振鶴主編的《上海歷史地圖集》,趙永復、傅林祥等主編的《中華大典·歷史地理典·域外分典》,鄒逸麟主編的《500年來環境變遷與社會應對叢書》,都榮獲國家和省部級的多項獎項。近十年來，將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和新興的科學技術GIS相結合，并與國外著名大學合作產生的成果“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尤其令人關注，被公認達到世界水平，其展覽版被教育部選中，參加國家主辦的“輝煌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成就展”。本所在教書育人方面也取得可喜的成績。自教育部設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評獎以來，本所共有5篇(分別由鄒逸麟、周振鶴、葛劍雄指導)被評為教育部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此數量居復旦文科各學科半數以上。此外，還有4篇獲得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提名。

譚先生辭世以后近20年本所取得的成績，可以告慰譚先生在天之靈。然而，我們沒有驕傲和自大的理由，而應該通過回顧歷史地理所的成長歷程，冷靜總結譚先生給我們究竟留下什么傳家寶，充分繼承譚先生的優良傳統，開創歷史地理所新的未來。

依據自己的體會，我以為譚先生留給我們的傳家寶，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學風嚴謹，一絲不茍。我隨譚先生讀博之后，對此有深切的體會。1990年，北京圖書館的任繼愈先生主編《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我寫了一本小冊子《中國古代都城》。我一開始將通俗歷史讀物的寫作簡單理解為有關研究成果的通俗化，未加鑒別便采用了某些大家的研究成果，出現了不應有的錯誤，遭到譚先生的嚴厲批評。譚先生給我寫了一封以“松弟老弟”開頭的措辭嚴厲的信。信中說：“做學問必須以‘謹嚴’為第一要義，決不能圖快而草率從事。你這部稿子已經我對你的提綱指出了許多錯誤，提了不少意見，還存在這么許多不確不妥之處，可見你是只圖快，根本沒考慮‘謹嚴’。這種作風今后必須要改，斷不可再犯。你還年輕，斷不可為自己落下一個粗枝大葉、疏漏不少的壞名聲。凡是署上你自己名字的文字，不論性質如何，都應該對讀者負責，對自己負責。”他進一步指出：“通俗讀物應深入淺出，有時比寫論文還難，斷不能在自己沒搞清楚之前，就把別人的東西抄進去。”

在見信的同時，我看到譚先生對我稿子的修改，更加感到汗顏。只見譚先生看過的十余頁稿紙每頁的旁邊都有批注，短的一二十字，長的近百字，凡有錯誤或表述不夠嚴謹之處，幾乎都有批注。例如，我寫到五代十國時期，將十國看作與五代相對峙的政權。譚先生批注：“南方同時存在好幾個國家，不能說與中原的五代‘對峙’”。我寫到許昌在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東漢最末一個皇帝都許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政治中心在鄴不在許昌。譚先生批注：“建安九年曹操破袁氏后始居鄴，此前曹操與獻帝同在許，許為實際政治中心亦有八九年，不能說自196—220年都是徒有都城之名。又，獻帝時應稱‘許’,不得稱‘許昌’,‘許昌’是曹丕以后的稱呼。”當我寫到“五代吳越國割據江南，定都于此，經大力經營，杭州成為風景美麗經濟繁榮的東南大都市”時，譚先生批注：“這幾句話嫌不確切，嫌空泛。吳越割據地區只能說‘兩浙’,不能說‘江南’。五代時割據江南的是南唐。‘大力經營’是空話，杭州在五代時得到發展主要是吳越境內長期無戰亂”。總之，凡有空泛之處，不夠嚴謹之處，譚先生無不一一指出并說明理由。

通過譚先生的批注，我明白按照他的要求，通俗歷史讀物的寫作并不比論文寫作簡單，同樣要清楚地正確地交代每個細節，而且每個用詞都要求準確、曉暢。盡管我當時從事歷史地理的學習與研究已經七八年，知識結構依然有限，因未以古代都城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要跨越整個古代、了解與古都有關的相關細節與歷史背景而不出差錯，實際是很難的。《中國古代都城》之所以能夠發表，還算有點質量，與譚先生的嚴格把關分不開。由于擔心自己的知識有限，此后我再也不敢寫類似《中國古代都城》的通俗歷史讀物，對論文的寫作自然是如履薄冰。

第二，求真務實，發前人所未發。譚先生在《長水集》的自序中說：“總覺得文章千古事，沒有獨到的識解，不能發前人所未發，寫它干什么?”由于對自己的要求甚高，堅持“發前人所未發”,譚先生的論文才備受學術界的重視。然而，這種“發前人所未發”,必須建立在求真務實的基礎上。在與譚先生討論南宋初期政局時，我提出南宋對金主和的主張出之于宋高宗而非秦檜，在討論客家人問題時，我以為他們應主要在宋代南遷。對我這些尚在形成過程中的朦朧看法，譚先生都持鼓勵的態度，但他告誡我，一定要有史料的支撐，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看法。在譚先生的鼓勵和引導下，我找到了必要的支持史料，發表了《客家南宋源流說》一文；由于主和出于高宗一說已有人提出，我未寫成文章，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促使我理解南宋初期的形勢，有利于探討北方移民南遷的影響。

讀譚先生的論文，在擊節叫好的同時，常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先生用的是其他學者不知翻過多少遍的尋常史料，為什么別人沒有發現的重大問題，他卻發現并解決了?依我淺見，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譚先生眼界開闊，歷史、地理知識淵博，并對之有著極深的理解。譚先生給本科生開過多次中國通史課，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及不同時期的特點有著深刻的理解，同時又重視地理學，將中國歷史與中國地理融會貫通，所以才能在尋常資料中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例如，他的《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精辟地論證了黃河中下游農業牧業的交替發展、植被狀況與下游河道變遷的關系，被學術界認為是“解放以來所有研究黃河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這樣氣勢壯闊而又抓住關鍵因素的文章，如果沒有對北方歷史與地理的深刻理解，無疑是寫不出來的。

其次是關注現實，善于從現實需要發現歷史地理的重大問題。譚先生在建議設置歷史地理研究室的規劃中，說明建立的目的，不僅用以完成國家下達的編制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任務，還強調用來培養青年教師，“以迎接國家在經濟文化建設飛躍發展形勢下不斷提出的各項歷史地理的研究任務”;通過學科的發展，“更好地為國家經濟文化建設服務”。盡管這些話是在當時的語境下產生的，而“文革”中的影射史學也使得人們一度對“為現實服務”產生不好的聯想。然而，我認為“為現實服務”應是歷史地理學必須努力的方向之一，只是它不應是利用學術研究的成果，盲目地為上級的決策鼓吹叫好，而應是通過實事求是的研究來檢驗、修正、補充上級的決策，增加科學的預見性。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即使不將“為現實服務”作為研究的目的，至少也可從現實與往日的對比中發現歷史地理的課題，進而發現事物發展的規律。譚先生的一些論文，如關于黃河安流原因的探討、歷史時期渤海灣西岸的大海侵、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成陸過程、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國疆域、歷史上的七大首都、我國行政區劃改革的設想、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七洲洋考、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等一系列的論文，甚至可以說1950年代以后發表的大部分論文，都是從現實中發現重大題目，并以解決現實問題為探討的出發點的。歷史地理研究如果完全脫離現實，整天呆在象牙之塔中，便難以產生這些具有深遠影響的宏文巨著。

再次是不迷信他人的研究。在譚先生的眼中，不存在任何的學術權威，一切結論都必須用史實檢驗。早在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時，年僅21歲的譚先生便對顧頡剛所持西漢十三州部說法提出質疑，并與之往復爭論，解決了重大學術難題。我曾有一次問譚先生，論文寫作在什么情況下可以不需考證?譚先生回答，除了王朝的國號、皇帝的年號可以不用考證之外，其他一切都要依據資料進行檢驗或考證。我對此理解，是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而不可輕信別人的研究，無論他政治地位或學術地位有多高、研究多么“權威”。事實上，譚先生研究的許多重大課題，之前都有人論述過，有些甚至被視為權威的說法。譚先生通過自己的扎實研究，最終推翻了權威的說法，建立起自己的可信的結論。

第三，因材施教，作育后學。

凡研究生都有不同的學術功底和天賦，譚先生在指導研究生時因材施教，既嚴格要求，又諄諄誘導。1990年我成為譚先生的博士生，第一次面見譚先生，請教如何填寫我的博士研究生培養計劃。譚先生說：“你研究歷史地理幾年，已經上路了，沒有必要開那么多的課。我請張修桂老師開個書單，讀點地理學的書即可”。然而，他又并非由于我“已經上路”,放松對我的要求，因此才有我在寫作《中國古代都城》時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另一方面，譚先生對學生既嚴厲又親切。每次到譚先生家中，如果談話到吃午飯的時間，他差不多都要留學生吃飯，我也在他家吃過幾次。偶爾還能在一起閑聊，而在閑聊前的十余分鐘，或許他正對學生的某個作業提出嚴厲批評呢!

還需補充說明譚先生對中國自然地理學的重視。譚先生在籌建歷史地理本科專業時，基礎課除歷史學的有關必修課外，開設普通自然地理原理、地貌學、中國地理、中國經濟地理4門，以及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中國歷史自然地理、遙感與影像判讀、中國歷史經濟地理等13門專業選修課。為了解決地理教學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師資問題，他設法從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地理系調入10名應屆畢業生。由此可知他深知自然地理學對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意義，并將地理學修養視為專業教育的重要內容。譚先生自己的論文更顯示出他對中國地理的深刻理解，而他在1950年代以后撰寫的論文，可以說相當部分屬于歷史自然地理。由于我畢業于歷史系，他自然要將認真學習中國自然地理放在我的博士課程的第一位。近年來，歷史地理研究生招生由教育部統一出題，只考歷史，不考地理，使得歷史地理學研究生的地理色彩日漸淡薄。如果歷史地理研究單位不對此實行補救措施，必將極大地不利于這一學科的全面發展。

四、繼承譚先生優良傳統，開創本所更美好的未來

我常為自己能夠在本所學習和工作而感到幸運。在這里，不僅有譚其驤這位好導師，還有多位令我敬佩的好老師。尤其是鄒逸麟、王文楚、張修桂、趙永復等進所較早的老師，和周振鶴、葛劍雄這兩位大師兄。他們在譚先生的言傳身教下，學問踏實，在不同方面有自己的獨特貢獻，在譚先生逝世以后鄒逸麟、葛劍雄、周振鶴更在歷史地理所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我常想，全國有多家歷史地理的研究機構，雖然各有特色，都對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繁榮作出貢獻，但學術影響之大、梯隊之完整、成果之豐厚，人們無不推崇本所。除了譚先生的巨大學術影響、奠定的良好基礎，以及本所早已形成的扎實研究、嚴謹認真的學風之外，也與鄒逸麟、葛劍雄、周振鶴的致力學術、帶領同事和學生共同攻關有關。

歷史地理研究固然是個人的自由研究，但如果只是單兵作戰而無合作攻關，本所如何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些合作攻關，并非出于壓力，完全是自由選擇。譚先生以30年之力聯合全國的研究力量，完成《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任務，樹立了最好的榜樣。本所在譚先生逝世以后的20年團結一致，一心向學，努力走向輝煌，自有外人難以猜度的原因。

譚先生雖然離開我們已快20年，但他的影響在本所仍然無所不在，引領我們自覺前進。紀念譚先生百年誕辰，除了追思他的豐功偉業，如何總結并繼承譚先生的優良傳統，開創歷史地理所更好的未來，值得每個同仁認真思考。

謹書于2011年4月8日

來源：《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