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劉伯承去世后，妻子汪榮華向醫院求助：給我醫護人員的名單

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北京三〇一醫院的走廊里燈光微弱。清晨六點，守了一夜的汪榮華慢慢站起身，拄著手杖走向護士站，壓低聲音說：“同志，能否把這些天照看劉帥的醫護人員名單寫給我？”她披著灰呢外套，眼眶卻是紅的。值班護士愣了愣，趕緊點頭。沒人想到，這位身形瘦削的老人會說出這樣一句話。

名單的來歷，還得從半個世紀前的崢嶸歲月談起。時間回溯到一九三五年六月，懋功河畔早晨薄霧剛散。隨川陜省蘇維埃工作人員迎接中央紅軍的汪榮華，被前方一位戴金絲眼鏡的指揮員吸引。她壓低嗓音問身旁的戰友，那人是誰？“劉伯承參謀長。”一句回答，讓這位十九歲的小護士心頭猛地一跳。

那時的劉伯承已以金沙江突圍、巧渡赤水聞名全軍，可他并未擺出任何英雄架勢。稍后的行軍中，他把惟一的坐騎讓給傷員，自己步行踏雪過草地。汪榮華眼里，那份沉靜和擔當，比勝利旗幟更耀眼。第二次過草地，一封蠅頭小楷寫就的信，由警衛員鄭重遞到她手中。字句真摯，沒有錦詞華章，只一句“愿與同志共行到底”。姑娘當晚輾轉難眠。

她曾低聲推辭：“我出身寒微，讀書不多，怕配不上您。”劉伯承笑著答，“我們是革命道路上結伴的人。缺哪門功課，就一起補。”一句話，勝過千般承諾。中秋前夜，他們在曲子鎮并肩點起一盞馬燈，簡單拜堂，草地做席，月亮作證。婚書是黨代表手寫的一張紅紙，見證這段烈火淬煉的情緣。

十年過去，刀光未息。1947年六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蔣介石調集整編第40師等重兵圍剿。情報送到指揮部，劉伯承放下放大鏡，道一聲：“這是破口。”十月二十六日清晨，高山鋪伏擊展開。我軍以十個旅合圍，夜色中槍聲、手榴彈聲交織。戰后，敵四十師傷亡過萬，蔣介石空投的饅頭成了我軍的夜宵。劉帥卻在戰場邊緣寫下報告，特意標注“傷亡數字待核”，一絲不茍。

戰事間隙，他讓通信員騎車送信至六安，請岳父岳母來前線慰問。老人見到帳篷里女婿的木箱、馬刀以及那盞狹小油燈，忍不住直言：“這般家當，真能打贏？”劉伯承揉揉鼻梁笑答：“窮家底也能贏，如果信得過人民。”話音未落，山崗那頭炮聲滾滾，似在為這句回答作注腳。

新中國成立后，劉伯承任軍事學院院長，戎馬倥傯的身體終于亮起紅燈。一九六五年，他的右眼眼壓飆到七十多，急性青光眼險些奪走視力。濟南、南京、上海，輾轉求醫，汪榮華寸步不離。護士長回憶，那位女將軍常守在病房門口，悄悄把棉襖塞進丈夫被窩，自己卻披件舊軍大衣。她的理由簡單：“他怕冷，我抗得住。”

一九七二年一月，陳毅元帥病逝。追悼會大廳里，劉伯承扶杖而立，嘴唇輕抖：“陳老總，你先行一步，我隨后就到。”從那以后，他的記憶像被抽掉線頭的布匹，慢慢散開。到一九八三年，他已分不清晨昏，只偶爾撫摸胸前頻頻嘆息。汪榮華握住他的手，輕聲哄道：“不怕，我在。”

十三年日夜守護，換來最后一次深呼吸。1986年10月7日13時58分，劉伯承走了，享年94歲。噩耗傳出，子弟兵默哀三分鐘，北京城旗桿半落。可汪榮華沒時間哭太久，她要替丈夫完成遺言：骨灰應歸土而非停靈。淮海、南京、大別山、太行、大西南，統統要去。十八日清晨，骨灰盒被分裝，軍機沿著他當年的作戰航線撒向山河。

送完最后一程，汪榮華才想起那些默默守護的白衣戰士。于是出現了開頭那一幕。醫院統計后交來厚厚一疊名單，一百二十七人，外科、護理、后勤，一應俱全。汪榮華怔了好一會兒，自言自語：“怎么請得起？”她找到兒女商量，最終湊出些錢，請最辛苦的二十多位醫護吃了頓便飯，還寫了十九頁長信，逐一抄錄感謝，再讓孩子們登門致謝。那一年，她60歲，離開革命隊伍已久，卻仍保持著當年紅軍的質樸方式——以真情回報真情。

晚年的汪榮華住進北京一座普通家屬院，墻上掛著一張唯一放大的合影：她與劉帥并肩站在六安佛子嶺水庫，身后波光粼粼。鄰居好奇那次返鄉，她笑道：“他想看看當年打過仗的山，也想讓岳父安心。”說罷撫摸相框，似在撫平歲月塵埃。

2008年5月27日，清晨的陽光透進窗，她合上了最后一本日記，悄然離世，終與老伴重逢。家具依舊簡單，床頭柜里卻分門別類存著那一百二十七位醫護人員的名字，每一個都用紅鉛筆圈過，旁邊寫著一句話——“念之，感之，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