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亨廷頓！中國“文明共生學”如何重塑國際秩序？

超越陷阱：

圖源：Foreign Policy

（一）立論起點：美國的、西方的而不是世界的

亨廷頓對此早有預見，他提出“世界秩序的重建”，既隱喻了西方主導的世界帝國秩序的瓦解，又設想了基于西方核心勢力范圍的帝國守成方案：“西方若想盡量減少損失，就必須在與其他社會打交道時，巧妙地將其經濟資源作為胡蘿卜和大棒來應用，以促進西方內部團結并協調其政策，既使得其他社會很難挑起一個西方國家反對另一個西方國家，又促進西方能夠充分利用非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同。

3 變種：后亨廷頓時代的“沖突論”陷阱

（一）雙重遮蔽：從西方階級矛盾到全球不平等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是“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盡管二戰后和冷戰期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改良政策緩解階級矛盾，但其社會內部的兩極分化越來越突出，階級矛盾的程度實際上在加深。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居于財富頂端的10%家庭擁有美國家庭總財富的67.2%，居于底層的50%家庭僅占2.5%。在此趨勢下，為了避免階級問題變成針對精英統治的一把利劍，美國精英們選擇性地“遺忘”階級敘事，心照不宣地維護資本主義體制的合法性。

總的來看，左右兩翼都以“代表美國人民”的名義，策略化、工具化地運用身份政治制造“為民請命”的斗爭場景，實際上造成相互消耗、政治空轉的效果，到頭來并不解決實際矛盾問題，反而導致“解決問題的政治”進一步衰落。

大衛·萊恩（David Lane）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將越來越多的國家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便于跨國資本越過國家主權實現財富剝奪和全球積累，加劇各國內部和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分化，使許多國家陷入公共福利危機。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進一步指出，這種隱蔽的利益攫取機制，是一種極不對稱也不均衡的交換關系，本質上是以損害其他國家為代價，來增強少數特定國家的財富和福利。

因為在這個聲稱“基于規則”卻以實力為基礎的、少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中心位置的失衡體系中，規則由體系主導者制定，超額利潤也主要由主導者占取。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坦言：“他們（美國領導人）認識到霍布斯式叢林世界中的權力現實，在那里做獅子比做羔羊更好。華盛頓老是想通過描繪這樣一個世界來調和這種緊張關系：美國是一個仁慈的霸主，充當著世界的立法者、警察、法官和陪審團?！边@種不平等的結構及規則制度安排，已成為世界發展的障礙，正是國際沖突的真正根源。

（二）制造敵人：“沖突論”的變種及其認知陷阱

首先，在發展問題上，西方輿論場上長期流行兩種看似矛盾但頗為互補的反華論調——“崩潰論”與“威脅論”。按照這類敘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拖累”世界，發展良好是“損害他國利益”，無論好壞都被指責為問題制造者。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進一步發展同各友好國家之間互利共贏的經濟合作，為化解全球經濟危機、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帶動廣大后發國家發展注入強大動能，卻被西方主流媒體惡意地貼上“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標簽。

從具體實踐看，中國不僅為其他國家提供解決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民生福祉、科技創新、環境治理等方面難題的可取之“道”，更在“術”的層面付諸實際行動，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等重大合作倡議及機制安排，與世界各國圍繞經貿、資源、技術、資金、人才等各方面開展廣泛深入的互惠合作，給予其他發展中國家大量支持和幫助，實實在在共享發展成果、造福各國人民。這些實效充分說明“全球發展倡議”的可行性和生命力，尤其在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經濟霸權肆意橫行等嚴重阻礙全球經濟發展的嚴峻形勢下，這一倡議為世界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希望。

作為全球發展的必要前提，“全球安全倡議”著眼于國際秩序動蕩變革期的安全憂患，形成“六個堅持”（即“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的安全原則，所要應對的是全球高風險形勢下各種沖突乃至戰爭危及世界和平穩定的問題。

從具體實踐看，中國以身作則，積極開展全球安全領域重點合作，支持聯合國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倡導大國帶頭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推動政治解決國際和地區沖突問題，與有關國際組織和各區域國家加強安全對話與合作，共同應對和解決跨國犯罪、反恐斗爭、信息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安全、外空安全、衛生安全、糧食和能源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安全問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關鍵力量。

其核心主張是“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所要解決的是當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系統性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問題：一方面應對國際體系被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左右的現實，強調各國主權平等，避免歧視性、排他性安排，提升全球治理體系及機制的開放度和公平性；另一方面應對多數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長期被排除在全球治理過程之外的現實，通過改革全球治理、增強這些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提升全球治理體系及機制的代表性與合法性。

從具體實踐看，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在國際事務中秉持公道、伸張正義，以實際行動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決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積極推動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有力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作出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