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國首位殲10女飛行員犧牲，跳傘撞到僚機，導致逃生失敗

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清晨，薄霧才散，天安門上空傳來尖銳的發動機嘯聲，八架嶄新的殲十排成楔形，貼著長安街的藍天呼嘯而過。觀禮臺上一位老飛行員攥緊拳頭，嘴里不停念叨：“那架二號機的動作真漂亮。”彼時誰也沒想到，這名操縱二號機的四川姑娘，七年后竟會以最慘烈的方式離開人世。

她叫余旭，同行給她取了個代號——“金孔雀”。這三個字里既有飛行員對藍天的熾戀，也有她兒時的影子。上世紀九十年代，她常在家門口的田埂上張開雙臂學跳孔雀舞，風吹過麥浪，稚嫩的女孩在金黃的波濤間轉圈，仿佛預演了日后在云端的盤旋。

二〇〇五年，空軍面向全國招收第八批女飛行學員，二十多萬名報名的女高中生里，只有三十五人被錄取。體測那天，她跑完一萬米像只小獸般喘著粗氣，教官卻只寫下三個字：“動作標準。”與她同批的同學回憶：“她練俯臥撐，一天掉不下二千個汗珠，算白練。”當時誰都知道，殲擊機對體能的苛刻超乎尋常，三分鐘持續九個G的超載，會讓血液瞬間涌向腳底，沒有銅墻鐵壁般的體魄根本撐不住。

初上單座教練機那年，她不過二十三歲。機翼劃破云層，她在回航落地后被問起“怕不怕”。她笑著答：“怕什么？越上天越想飛。”這股不服輸的勁頭，讓她成為首批四名女殲十飛行員之一。可真正進入三代機座艙，才知挑戰才剛開始：幾何倍重力加速度的壓迫、瞬息萬變的機動科目、接連不斷的課目考核，讓人如入風暴中心。她卻在日記本里寫下四個大字：“苦中覓樂”。

時間來到二〇一四年珠海航展。殲十機群低空翻滾，拉出五彩焰跡。人群沸騰，她摘下頭盔，陽光下笑意明亮。記者提問下一個目標，她毫不猶豫：“我想去更高的地方——太空。”聲音鏗鏘，透著自信。

十天。僅僅十個晝夜，命運翻了頁。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北方的天空已帶寒意，余旭隨“紅鷹”中隊進行雙機對向拉升試飛。當天13時58分，飛機在進行大迎角橫滾時突遇氣流擾動，左機失速。兩架戰機幾乎同時啟動緊急程序。飛行長呼喊：“彈射！”她握桿、拉柄，可就在座椅躍出瞬間，強風把身軀斜拋向僚機右翼。劇烈碰撞后降落傘無法正常展開，幾秒后，火光吞沒了那抹熟悉的身影。

消息傳到成都老家，空軍干部只敢含糊其辭：“孩子在訓練中受了點傷，請二老立即進京。”母親低聲回了句：“是不是……出了大事？”眼眶卻已濕潤。一路北上，兩位老人抱著女兒最愛的舞蹈鞋和飛行日志，心里明白，卻依舊抱著一線希望。

事故調查很快結束：飛機無設計缺陷，地面指揮處置得當，意外源于空域亂流與極限動作疊加。那是一場噩運的剎那。業內人士私下感嘆：“換任何一位飛行員，逃生概率也只有五五。”——這句話沒人敢對家屬說。

余旭的骨灰十八日抵達崇州。鄉親們自發排成三公里人墻，菊花漫道，農人摘下草帽，車輛自覺熄火。靈車經過外婆家樓下時停了片刻，駕駛員輕點警笛三聲。站在窗口的老人身體抖成一片，她望著車隊遠去，雙唇顫動，“阿旭回家了。”

網絡隨即炸開。質疑聲、冷嘲聲不絕：“女飛行員反應慢”“殲十老舊”。很快，大量退役飛行員和航空專家站出來科普。新一代戰斗環境要求極高，對機載設備操作精細程度的需求并無性別之分；更何況高階機動中，女性的生理構造在耐疲勞、心理穩定上并不示弱。至于殲十，自○五年定型后歷經多次改進，推重比、機動性能皆在全球同級平臺前列。這些聲音讓不少非議煙消云散，也讓更多人看到另一種勇氣——“她們不是裝飾，她們是真刀真槍的戰斗員。”

值得一提的是，彈射跳傘歷來是高危環節。座椅甩出時瞬間過載可達二十G以上，頸椎、脊柱都可能受創。即便傘具正常打開，地面障礙、風切變仍可能造成二次傷害。余旭所在的“紅鷹”隊，平均每年完成超兩百小時高風險演練，絕非單純“秀肌肉”。熟練掌握翻滾、筋斗、眼鏡蛇、落葉飄等動作，是未來空戰擺脫對手鎖定、贏得射擊窗口的重要保障，這一點，對熟悉航空史的人并不陌生。

同批女飛行學員后來有人轉教官，有人成為雙機長，有人參與重大任務。每逢談及那位笑靨如花的四川姑娘，大家都說：“她在時，訓練場的風都像吹著歌。”隊友李倩曾小聲對機務員感慨：“旭子坐在哪架機上，那飛機像被注入了靈魂。”

如今，那架曾噴薄七色尾焰的殲十已退場封存。機頭側面依舊留著“金孔雀”三個藍字，烈日下泛著微光。年輕學員參觀時常會停下腳步，久久凝視。耳畔隱約傳來一句熟悉的誓言——“我心飛翔，只為祖國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