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投資“不確定性”？一個產業園區的“國家級試驗”｜智庫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楊歡 攝

搶抓新一輪技術產業變革主導權，數字經濟正在成為核心引擎。

打開全球城市產業規劃報告，上面羅列的“未來產業”高度雷同，而ChatGPT等技術的爆發卻在這些既定藍圖之外。越來越多的討論開始指向一個核心矛盾：在技術路線與產業爆發點都高度不確定的時代，城市賴以成功的“精密規劃”傳統，是否還能夠為其捕捉未來機遇？

新加坡裕廊工業區是亞洲最早成立的開發區之一，也是新加坡工業發展史上的一張金字招牌。放大來看，新加坡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躍升為發達國家，其經濟騰飛與產業園區的發展規劃密不可分，而在這背后作為新加坡工業園規劃和運營官方機構的裕廊集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裕廊集團新區發展署總署長劉政彤告訴城市進化論，每個裕廊集團開發的園區都有清晰的產業定位，旨在培育強大生態系統并深化企業協作。例如，裕廊創新區聚焦先進制造業，緯壹科技城側重生物醫藥、科學、工程、信息與通信技術等產業，而榜鵝數碼園區則專為數字經濟而建。

榜鵝數碼園區區位示意圖 圖片來源：裕廊集團（JTC）

不久前，我們受邀到榜鵝數碼園區進行了實地調研探訪。作為新加坡首個智慧型可持續商業園區，新加坡希望這個項目能夠成為未來20年數字城市建設的“Living Lab（城市生活實驗室）”，并進行技術創新、應用場景迭代，以及價值場景、商業模式甚至經濟模式等更多方面的嘗試。

在產業爆發不確定性日漸成為主流的今天，榜鵝數碼園區也許并非一個既定的標準“答案”，而更像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國家級試驗”：如果我們無法精準預測未來冠軍產業，城市該如何為其預留席位？

數據“開放基座”

一個已經形成的共識是，產業園區的開發建設只是開始，更重要的在于園區運營和產業服務。

從時間維度來看，我國自1979年深圳設立第一個產業園——蛇口工業區開始，從“搭框架”到“精裝修”，產業園區的運營從“1.0”到“4.0”不斷顛覆傳統思維模式。

不過也要看到，當前數字產業園區發展還面臨一些嚴峻挑戰。比如，一些地方園區建設出現同質化傾向，產業方向、服務內容逐漸趨同，“內卷式”競爭問題突出；各領域數據打通使用難、智能應用落地難等問題仍在制約園區發展，等等。

榜鵝數碼園區提供了一種思路。在啟動之初，榜鵝即被設定為實現新加坡“智慧國”愿景的核心抓手之一，在這里驗證成熟了的創新模式與技術，將系統性地推廣至全國范圍，用以指導未來新城鎮的規劃建設以及對現有城鎮的數字化改造與升級。

作為一個“Living Lab”，榜鵝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城市數據創新，包括如何在既開放，又可信、可管、可控的環境中，真正落實對未來數據資產化趨勢的把控和支撐，以及提供這些資產化所需要的技術方案、解決方案。

其首創的開放數字平臺（ODP）能夠實時收集園區傳感器數據并共享給高校和企業，通過數字孿生加速科技解決方案和業務創新。它可以被看作一個數字公共基座，將園區內智慧電網、廢棄物管理系統、電梯、安防等所有系統的數據接口標準化并開放，使園區成為一個“可編程”的實體。

這帶來的一個根本性改變是企業的角色從“租戶”轉變為“共同開發者”。他們無需從零搭建測試環境，而是可以像調用基礎服務一樣，將自身的算法和解決方案直接接入開放數字平臺，在真實的城市場景中進行測試和快速迭代。

以機器人測試為例，在標準工作流程中，測試機器人能夠自主完成呼叫電梯抵達指定樓層、逐層執行巡檢任務，任務完成后自動返回基站等政府組屋走廊巡檢工作；還可近實時檢測建筑缺陷（如墻面剝落、地磚開裂/孔洞）及潛在隱患（如懸掛花盆、液化氣罐）。

這種“即插即用”的創新模式，將園區從一個靜態的物理空間，轉變為一個動態的、可供持續試驗和驗證的“城市操作系統”。如業內專家所言，未來的園區競爭力，不僅在于擁有多少數據，更在于能否為數據流動和創新試驗提供一個安全、開放、高效流動的公共基礎環境。

創新“生態共融”

值得一提的是，榜鵝數碼園區的規劃并非絕對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而是由新加坡政府制定總體發展方案，隨后的綜合發展規劃藍圖則由政府、企業和高校共同策劃。這是新加坡首次嘗試三方同策建設新城，旨在創造協同效應，實現“產、學、研、用”的有效互動。

這里的高校是指新加坡理工大學，作為新加坡第一所應用型大學，2024年遷入位于榜鵝數碼園區的新校區，這也是新加坡首次實現商業園區與大學的深度融合。

在劉政彤看來，“入駐榜鵝數碼園區的企業能直接接觸年輕人才，學生則可在真實環境中檢驗所學知識。這樣的空間設計布局，可以使有效連接自然發生。”

新加坡理工大學曾發文表示，該校作為榜鵝數碼園區的核心，將打造新加坡首個園區級試驗平臺，涵蓋智能城市基礎設施、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量子安全網絡安全及可持續發展等領域。

企業可以對解決方案進行實驗、優化與規模化應用，快速協同開發并試點解決方案，從而降低實驗成本并縮短上市周期。

一個例子是，新加坡理工大學在整個榜鵝校區部署了約兩萬個傳感器，學生的數據分析課程可以直接使用校園真實的能耗、人流數據；此外，園區企業可以將真實的技術難題帶進校園，與師生共同攻關。

這種“產、學、研、用”的無縫銜接，讓創新不再是線性傳遞，而是在一個共享的生態池中自然發酵。中國萬向集團選擇將新加坡作為其新一輪全球化布局的首站并落戶榜鵝，正是看中了這種深度協同的生態。

萬向不僅將這里作為其區塊鏈、數字貿易等前沿項目的試驗場，更計劃推動其位于中國杭州的“創新聚能城”與榜鵝數碼園區形成“兩城雙園”互動。這也證明，一流的創新生態本身，就是最具吸引力的招商品牌。

用地“靈活調整”

新加坡是否能成為下一個“硅谷”？在這次調研中，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及。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僅有730多平方公里，與上海市區面積相近，在當地來看，這決定了新加坡的科技產業生態并非集中在一個單一的“硅谷式”中心，而是由多個定位各異的園區共同構成。

榜鵝數碼園區的“企業區”用地政策正是新加坡在土地資源稀缺背景下的一次大膽突破。它摒棄了傳統規劃對每塊土地用途和容積率的剛性規定，在預先確定的邊界范圍內靈活安排土地用途，允許工業、商務、教育、商業等功能在單棟建筑上縱向疊加融合。

換句話說，土地的用途不再是“寫死”的，而是可以根據新興產業的出現和企業的實際需求，像搭積木一樣靈活調整功能布局。調研中一個最直觀的案例是，在一棟建筑里，我們可以看到，樓下是企業的研發中心，樓上是大學的實驗室，隔壁則是供交流的休閑空間。

這種用地政策的核心，是將土地從承載特定產業功能的“容器”，轉變為一種面向未來的“期權”，通過制度設計為未來的不確定性預留了空間。從空間主導產業轉向產業引領空間，園區規劃者運營者的核心任務不再是填滿空間，而是通過精心設計規則和提供高價值服務，持續優化園區內的創新“土壤肥力”。

如劉政彤所說，新加坡產業園區的吸引力在于提供高濃度的創新要素和適應性生態，通過自身的創新體系，選擇性地吸引具有真正創新需求的企業。

對于產業園區來說，真正的“預設”未來不在于精準預測哪個產業會贏，而是系統性地投資于那些能夠滋養所有可能贏家的“元能力”——開放共享的數據基座、深度融合的創新網絡、以及富有彈性的空間與制度。

當園區自身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生命體，未來自然會在此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