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景媛：沒有打破房頂的訴求，就不會有開窗的可能

楊景媛2月4日的一條微博讓許多支持她的女性感到不解，甚至失望。

她表示：“我并不認為我站在男性的對立面，我本人也并不厭男”，強調這并非什么“投名狀”，只是厭惡互聯網對立風氣，不認同將一切社會問題極端化，認為那不是理性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會帶來更多災難。在世界日趨極端化的當下，她覺得有必要闡明這一立場。

這條微博發出后，評論區被“背刺”“取關”的聲音淹沒。

我能理解楊景媛的發聲。

爭取“上桌吃飯”，從來不是要把男性推向對立面；將問題極端化、標簽化、敵我化，也絕非爭取平等的最優路徑。

真正在制造對立、煽動極端的，從來不是爭取基本權利的女性，而是那些死死抱住既得利益、拒絕讓女性擁有平等空間、拒絕女性“上桌”的人。

并非她站在男性對立面，而是她爭取女性不被性騷擾、維護自身安全與尊嚴的行為，本身就被一部分男性放在了對立面。

從武漢大學圖書館事件的處理過程就能看出，楊景媛本就是一個冷靜、理性、條理清晰的人。她這一次表態，與其說是“妥協”，不如說是一貫性格與立場的延續，前后是一致的。

然而，我也完全能理解質疑她的聲音，只要看看對面的洋洋自得、集體狂歡，就明白她們的憤怒從何而來。理性與溫和，并沒有換來理解與和平，反而換來變本加厲的嘲諷與侮辱。

正如人權學家德斯蒙德·圖圖所言：“若你在不公正的情境中仍然選擇中立，那你就是選擇了站在壓迫者的一方。”

在充滿撕裂與敵意的現實里，一味溫和的姿態，往往顯得無力，甚至無效。它很容易被曲解為“示弱”“繳械”“納投名狀”，進而助長某些人的盲目自信，讓他們誤以為女性陣營已經退讓、屈服。

那些沾沾自喜的人不妨捫心自問：在你們的一生中，有幾個人需要向你們納“投名狀”？

答案大概率是零。

可他們偏偏能從一句溫和表態里，腦補出一整場“女性服軟”的大戲，收獲滿格的迷之自信。

所以你瞧，普信這事兒，真是渾然天成。

也正因如此，在女性主義的公共言論場中，那些不那么溫和的言說，也同樣必要。

它不會反噬女性主義，而是對溫和主張的補充，也更能提供一種凝聚力。有時，看似激進的主張，反倒為后續的建設性對話預留了空間。

楊景媛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2月6日的微博中，她又澄清：

前一條微博并無指責“極端女權”之意，她也不認為這個社會真正存在所謂“極端女權”——因為一旦某種合理訴求可以被輕易扣上“極端”的帽子，那么任何女性權益主張，都可能被同理污名化。她更明確表態：不會與任何激進女性割席。

如楊景媛所說，如果沒有要求打破房頂的訴求，就不會有開窗的可能。

這句話，恰恰點破了女性主義內部最不該存在的誤區：溫和與激進，從來不是敵人。它們本是互補的兩個方向，姐妹登山各自努力，何來的背刺？

如果大家連“能不能上桌吃飯”的問題都還沒解決，又何必急著爭吵“吃什么、怎么吃”？當務之急，本應是聯合起來，先爭取最基礎的“上桌權”。

女性本就身處弱勢，力量尚且單薄，哪里還有內耗、分裂的本錢？

這又讓我想起輿論場上另一重荒誕的對立：不婚不育女性與婚育女性的互相攻訐。

可現實是，女性的基礎權利——身體自主、職場公平、安全保障、生育自由、免于騷擾與暴力——遠未得到全面保障。無論選擇結婚或不婚、生育或不育，女性都可能身處結構性困境，都可能被規訓、被剝削、被犧牲。選擇進入婚姻的女性主義者，與堅決不婚的女性主義者，本是同岸之人，又有什么理由互相敵視、彼此消耗？

若沉迷于內部的分歧，將路徑差異演變為敵我之爭，陷入無休止的內斗，最終笑到最后的，永遠是那些高坐釣魚臺、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者。

總而言之，我既支持楊景媛的理性與溫和，也支持更尖銳、更激進的表達。我們可以路徑不同、語氣不同、側重不同，但是——

不要把矛頭，指向我們彼此。

（這里是劉十九的貓，一個認真寫作的公眾號，一枚對抗高墻的雞蛋，歡迎大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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