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穩致遠——中國醫藥創新生態的韌性與力量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BCG波士頓咨詢）

前言

在《超越效率，中國醫藥創新的價值攀登》系列上篇中，我們回顧了中國醫藥創新過去十余年以“多、快、省”為特征的效率躍升，剖析其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新位勢，并展望未來十年的演進方向。站在從“效率高地”邁向“價值高峰”的關鍵節點，在下篇中，我們進一步將視角聚焦創新體系本身，深入探討中國醫藥創新生態的韌性與內在力量，系統拆解支撐中國創新持續演進的關鍵要素。

經過十余年的發展，中國醫藥創新的支撐體系已初步成型，核心要素開始協同運作，為研發創新活動提供了基礎性保障。面向未來十年，關鍵在于進一步提升創新生態的自我循環能力與韌性，為創新成果的持續產出提供生生不息的動力。

當前，中國醫藥創新的生態支撐體系可概括為六大核心要素：政策環境、人才可持續性、CRDMO生態、產學研轉化體系、科研設施與工具可及性，以及資本韌性。在六大支撐要素中，中國相較美國的差距主要集中在資本韌性、人才梯隊的可持續性，以及產學研轉化體系的成熟度（參閱圖1）。

資本韌性

對標美國，中國創新藥的資金結構呈現出多層次特征，涵蓋政策性資金、市場化投資與企業自籌資本的協同布局，基礎框架已經形成。然而，在資金體量上仍存在顯著差距：2025年，美國創新藥研發投入超過2600億美元，而中國創新藥研發資金總量約為390億美元（參閱圖2）。同時，中國創新藥企業的自我造血能力相對有限，企業自身研發投入在2025年僅占約40%，創新藥資金來源本質上仍高度依賴政府與外部資本。

在公司層面的微觀維度，中美創新藥企業在規模和研發資源配置上仍存在顯著差異。無論是大型藥企、生物制藥企業（Biopharma）還是生物科技企業（Biotech），美國企業的收入規模通常為中國同行的數倍甚至十倍以上，這種結構性差距直接反映在單家公司可支配的研發經費上。基于三類公司排名前20的收入體量與研發支出占比計算，美國企業的研發經費可達到中國同類型公司的約10到25倍，顯示出中國創新藥企業在整體資本可用性上仍面臨明顯限制（參閱圖3）。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頭部創新藥企業在過去數年中，普遍將提升研發運營效率作為核心應對策略，圍繞項目立項、項目管理等環節持續壓縮低效投入。2020—2025年間，中國頭部上市創新藥企業的單項目平均臨床開發成本呈現出明顯下降趨勢。反映出在有限資本條件下，通過流程優化與運營精細化釋放效率紅利，已成為中國創新藥企業的重要能力特征之一。

在交易類型上，中國生物科技企業的IPO與授權交易已接近美國水平。過去五年，美國的IPO及授權交易累計總量約為540億美元，而中國同期累計約400億美元（參閱圖4）。中國創新藥企業在資本市場和授權交易方面的活躍度正在快速提升。然而，中國在并購退出通道上仍顯不足，美國過去五年通過大規模并購實現的退出總量達4050億美元，涉及423筆交易，而中國同期僅約100億美元、64筆交易，且單筆并購交易體量大約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并購退出通道的缺失，使中國創新藥企業的資本生態在早中期融資后的流動性和風險分散能力存在一定的結構性邊界。

未來十年，中國生物科技的并購生態存在形成的可能，其關鍵動力在于市場理性回歸后的資源重整。依賴資本力量推動生物科技企業成長為生物制藥企業的土壤逐漸消失。在這種環境下，如果中小型生物科技企業能夠產出真正具有同類首創（FIC）或同類最佳（BIC）潛力的資產，在估值合理的條件下，大型生物制藥企業與傳統藥企或將通過并購快速整合這些創新資產，從而在全球競爭中彌補關鍵靶點和技術平臺的不足。這種并購退出生態的形成，也會推動創新藥企業生態向以產品和技術價值驅動的成熟體系演進。

人才可持續性

中國創新藥頂尖人才的來源呈現出清晰的階段性演進路徑，大致經歷了原始積累期、海外人才主導期以及本土人才崛起期三個階段。自2016年起，大量具備海外科研背景及跨國藥企經驗的人才回流，進入本土生物制藥與生物科技企業，在研發、臨床等關鍵環節迅速補齊組織能力與專業經驗的短板，成為推動中國創新藥體系成型的關鍵力量。2022年之后，隨著創新藥資本環境趨于收緊，人才建設重點從規模擴張轉向精耕細作，頂尖人才結構開始出現明顯變化。在2022年及之后成立的生物制藥/生物科技公司中，本土人才占比已達到51%，顯示出本土培養正在成為新的結構性趨勢（參閱圖5）。這一變化并不意味著國際經驗的重要性下降，而是表明中國創新藥的人才支撐體系正逐步積累內生演化和持續供給的基礎。

展望未來十年，中國創新藥的人才稀缺更多體現在復合能力。首先，是能夠在源頭階段同時兼顧科學原創性與全球商業價值判斷的研發人才，他們將決定中國創新是否具備能夠被全球定價的潛力。其次，是在臨床開發策略制定、臨床運營、臨床質量等關鍵環節，真正具備中外體系實操經驗和專業技能的高級臨床人才，其能力直接影響中國創新成果能否被全球認可。此外，高質量的研發項目經理同樣稀缺，這類人才需要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整合戰略判斷與組織執行，既理解本土研發文化，又能夠與國際標準和合作方高效對接。這些復合型人才的供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創新藥能否完成從效率驅動向價值驅動的躍遷。

產學研轉化體系

一個成熟而高效的產學研轉化體系，是建立在清晰制度保障之上的連續價值轉化機制（參閱圖6）。其起點在于學術與臨床端對科學問題和未滿足臨床需求的系統性探索，通過早期研究與臨床驗證不斷降低不確定性。隨后，產業孵化器、技術許可辦公室（TLO）等作為關鍵交易媒介，對科研成果進行系統性篩選、價值梳理與標準化包裝，將其轉化為可投資、可推進的項目形態。在此基礎上，資本進行風險定價并提供資金支持。最終，產業端承接經過初步驗證的技術與資產，實現產品化與規模化落地。貫穿全流程的制度保障，如清晰的成果歸屬、穩定的激勵機制以及可預期的規則環境，決定了各參與方能否長期協作。

向上滑動查看

案例

對比波士頓/劍橋與上海張江兩大生物科技產業集群，可以更清晰地識別中美產學研轉化體系在成熟度上的結構性差異。

學術與臨床：根據2025年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健康科學及生物科學綜合城市排名，上海位列第7，波士頓位列第2。在自然指數前50名醫院數量上，上海擁有3家，波士頓為5家，顯示兩者在全球頂級科研與臨床資源密度上仍存在差距。

資本端：以PE、VC及政府資金計，波士頓產業集群2025年的資金支持規模約為150億–160億美元，約為張江的5倍，決定了其在早期風險承擔與持續創新投入上的優勢。

產業端：波士頓匯聚多家跨國大型藥企，生物醫藥從業人員密度約為7100人/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生物醫藥集聚區。相比之下，張江約為1500人/平方公里，產業集聚強度仍有明顯差距。

交易媒介：波士頓的技術許可辦公室（TLO）與孵化體系已高度市場化，并深度嵌入高校與產業網絡，成為科研成果向產業轉化的常態化通道。而以張江為代表的國內園區雖已初步建立技術轉移與孵化機制，但整體仍以行政協調與項目支持為主，尚未沉淀為可復制的市場范式。

制度保障：美國于1980年出臺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明確了聯邦資助科研成果的產權歸屬，支撐了高校—資本—產業之間的高效連接。國內部分頂尖高校已在成果歸屬與激勵機制上開展突破性試點，但整體仍處于從0到1的制度探索階段。中國若想完全打通穩定、自驅、可復制的產學研轉化體系，仍需一段時期的系統培育。

以細胞治療為例，可以更直觀地觀察到中國在特定前沿領域中，政策環境與產學研轉化體系協同推進所釋放出的系統性創新能力。從創新產出看，中國在細胞治療的管線規模、技術前沿探索及早期臨床驗證等多個關鍵維度已相對領先（參閱圖7）。

首先，在管線規模層面，中國在細胞治療不同技術平臺與治療領域的在研管線數量整體多于美國，呈現出更高的密集度與覆蓋廣度（參閱圖8）。這種多平臺、多適應癥并行推進的布局，使得不同技術路線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同時接受臨床與市場可行性的檢驗，為篩選有效技術路徑和優先適應癥提供了更充分的探索空間。

其次，在技術前沿層面，中國圍繞新技術路線與新疾病領域的探索更加活躍，部分方向已率先實現概念驗證并取得關鍵性突破。例如，在體內CAR-T方向，多家中國企業并行推進慢病毒載體與tLNP-mRNA技術路徑，并在早期臨床研究中取得具有國際關注度的探索性結果；在干細胞領域，中國在工藝開發與臨床應用方面持續推進原創性研究與轉化實踐，在起始細胞來源、規模化制備及臨床可及性等關鍵問題上不斷取得進展。

最后，在臨床轉化與驗證路徑上，中國的細胞治療創新呈現出“假設前置、快速驗證”的特征。依托研究者發起的臨床試驗（IIT）等研究路徑，部分項目能夠在較早階段進入真實患者環境，獲得具有可解釋性的初步臨床信號，并在此過程中積累可復用的臨床與技術經驗。這種以早期驗證為核心的轉化模式，使部分細胞治療方向能夠更快進入持續迭代的開發節奏，并逐步向規范化臨床開發過渡。

在上述創新表現的背后，政策環境與區域產學研創新生態為相關探索提供了重要支撐。近年來，國家層面對細胞治療相關研究的制度框架持續完善，為前沿探索提供了更為清晰的合規參照。以IIT為代表的研究路徑，已在現有監管體系中形成相對明確的制度定位，并在實踐中成為部分細胞治療技術開展早期臨床探索的重要方式之一。

2025年9月，中國國務院發布第818號國務院令《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研究和臨床轉化應用管理條例》，為細胞治療相關研究活動提供了法規層面的制度依據。該條例對醫療機構開展臨床研究的職責、邊界與合規要求作出原則性規范，也為IIT與注冊性臨床試驗等不同研究路徑的并行探索提供了基礎性的法規框架。同時，該條例明確規定，取得國務院衛生健康部門批準的“臨床應用”許可后，符合條件的醫療機構在開展該技術的臨床應用時，可以依法按照規定收取費用。

在產學研協同層面，細胞治療相關創新活動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域集聚特征。其中，長三角地區依托相對集中的科研資源、較強的臨床承載能力、活躍的產業與資本參與，以及地方層面在政策銜接與資源協調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國內細胞治療領域較為活躍的區域創新集群，在基礎研究、臨床探索與產業化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動關系。

從效率高地到價值高峰

過去十年，中國醫藥創新以“多、快、省”為核心特征，系統性構建起可規模化、可復制的效率高地。面向未來十年，中國醫藥創新正處于從效率高地邁向價值高峰的關鍵拐點。這一躍遷并非對既有優勢的簡單延伸，而是能力結構的系統性升級：一方面，以AI為代表的新技術將推動“快”與“省”進入下一階段，使中國進一步深化效率優勢，成為全球創新節奏的重要加速器；另一方面，創新重心將向源頭機制與前沿疾病領域遷移，持續產出具有全球認可度與定價潛力的原創成果。同時，強化生態韌性將成為支撐長期發展的關鍵，通過構建可持續的資本結構、復合型人才體系，確保創新能力能夠得到持續釋放。

合流共計，定義未來

中國醫藥創新的未來十年，將是一場從效率高地邁向價值高峰的集體攀登。其成功依賴于本土創新藥企、跨國藥企、政府與投資人之間的深度協同，在效率中心、價值源頭與生態韌性上形成合力，共同錨定中國醫藥創新的全球新坐標。這條路徑并非一次線性躍遷，而是一段需要耐心、協同與長期主義的系統性遷徙——沒有任何單一玩家能夠獨自完成突破。

效率中心是中國醫藥創新的起點，也是我們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底氣，未來十年所有參與方都需繼續強化“多、快、省”優勢，將其持續轉化為平臺化與規模化的能力。價值源頭則是這場攀登必須抵達的里程碑。這意味著選擇更難、卻更正確的方向——從快速跟進走向差異化與源頭創新，在復雜疾病與前沿機制上實現真正突破，并據此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更大的定價權與話語權。生態韌性是支撐中國醫藥創新持續前行的關鍵底座，需要政策制定者、資本、產業等各方共同維護其穩定與可持續性。

這是一場屬于整個行業的攀登，它的起點，始于當下，始于每一個參與者對方向的選擇，以及對長期價值的堅持。

(BCG波士頓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