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孫中山與雷鐵崖（下）‖周術槐

孫中山與雷鐵崖（下）

周術槐

歸國擔任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總統府的秘書，繼續支持孫中山所領導的民主革命事業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是日晚10時，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發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竭誠表示將“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之宗旨”。

在南京臨時政府宣告成立的同時，遠在南洋的雷鐵崖作為孫中山民主革命事業的堅定擁護者，認為自己多年為之不斷奮斗的革命理想——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已變為現實。當時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長的是胡漢民。此前由于雷鐵崖與胡氏早已有多年的情感基礎，因此，雷即被胡邀請前往總統府從事秘書工作。這對于有著多年文字經歷的雷鐵崖來說，應該是游刃有余的事情，于是，便邀請好友王云五、柳亞子、楊杏佛等人欣然前往。然而，在總統府，所見所聞，卻使率情見性的雷鐵崖大失所望。一方面，他呼吸不慣那彌漫于總統府內日漸濃厚的南北議和空氣；另一方面，他更看不慣官場那種為追名逐利而見風使舵的丑陋現象。因此，就任秘書職務僅半個月的雷鐵崖，便跑到杭州西湖去孤山問梅了。

雷鐵崖

其實，雷鐵崖的這種選擇并不是偶然的。早在他歸國就職以前，他就已明確表明了他對革命的正確態度。在他看來，革命并不是為了當大官，而應該是為了干大事。這一看法，與孫中山長期所倡導的革命者要“立志干大事，不要立志當大官”的指導思想完全相吻合。

辭官后的雷鐵崖，并沒有中斷同孫中山所領導的民主革命事業的聯系，而是繼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工作。

1912年3月3日，中國同盟會本部于南京召開會員大會。會上，孫中山再一次當選為總理。在這次會議上，同盟會確定了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基本任務，強調要“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因此，力行民生主義也就成為中國同盟會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重要活動內容。

在孫中山的呼號下，中國出現了一次新的興辦實業的熱潮。

在孫中山、黃興等人興辦實業活動的影響下，雷鐵崖也積極參加了一些實業活動。1912年6月，他在重慶籌組墾殖協會蜀支部，親自擔任蜀支部總務科科長，從而使自己成為以黃興為首的旨在開發國家資源、發展農業、移民實邊主張的積極支持者。墾殖協會蜀支部制訂了支部的組織章程，還制訂了支部業務章程即《蜀支部墾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在發展實業、改善民生的活動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宋案”發生后，孫中山力主討袁，雷鐵崖奮起響應

袁世凱就任總統后的明顯舉動，就是大搞集權活動。為了實現“武力統一”，袁世凱大肆迫害革命黨人。其中，著名的血腥案件就是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刺殺了國民黨著名政治活動家宋教仁。宋案發生后，表明袁世凱直接將槍口對準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這種情況下，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直接發起了武力討袁的革命活動，反袁已成為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政治生活的主題。

1913年3月27日，孫中山從日本返抵上海。當日與黃興、陳其美、戴季陶、居正、鈕永建、柏文蔚等密商對策，主張“聯日”、“速戰”，先發制人，武力討袁。4月26日，孫中山、黃興為宋案事聯名通電全國，請“嚴究主名，同伸公憤”。后來，當孫中山發現袁世凱政府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善后借款合同》之后，孫中山強烈主張興師討袁。并通告五國銀行團，指出袁氏借款違法，中國人民堅決不承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最終導致“二次革命”的大爆發。“二次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為保衛辛亥革命的成果，抵抗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反革命暴力鎮壓的義戰。因此，它是辛亥革命的繼續。

此時身在北京的雷鐵崖以國民黨北方機關報《民主報》為革命的陣地，奮起響應孫中山所倡導的反袁活動，不顧生命危險發表了一系列言詞激烈的文章，猛烈抨擊袁世凱專制政府。在《宋教仁被暗殺之研究》中，雷鐵崖將袁世凱政府抨擊為“暗殺政府”。在《彼之所謂法學家》中，雷鐵崖認為，善后大借款的行為，這實在是“政府之罪惡”。在《腐鼠嚇》中，雷氏借中國古代的寓言故事，生動形象地揭露了袁世凱對革命黨人的一種強烈的防范戒備心理，可謂惶惶不可終日。在《原毀》中，雷氏將袁世凱統治下的中國描述為“濁世”。因此奉勸袁世凱應作“流芳百世”的英雄，不要讓自己成為“遺臭萬年”的奸雄！而在《何時及汝之口》中，雷鐵崖則進一步揭露了袁政府中所存在的種種陰暗而又極為不正常的現象。在《梅袁同異論》中，雷氏將袁政府的統治與19世紀上半葉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統治時期的專制政府進行對比，從而得出袁政府的統治“比專制還專制”的結論。

雷鐵崖對袁政府的猛烈抨擊，引起了袁政府的高度關注。后來，在國內無法駐留的情況下，他只好再一次遠走他鄉，前往他所熟悉的南洋。在南洋，他與檳榔嶼其他國民黨人“招得股款近三萬元”，創辦新加坡《國民日報》，繼續進行反袁的宣傳活動。在《敬告南洋同志》一文中，雷鐵崖認為，就當時情況而論，孫中山所倡導的三民主義中，僅僅只是解決了民族主義，而民權與民生兩大主義并沒有真正得以實現。由于袁世凱專制政府的統治，民生主義根本無從談起。為此，首先必須推翻袁世凱的專制統治，獲得民權，然后，才能談民生問題。在雷鐵崖看來，“救國之責任，一息尚存，不容稍已”！表明其反袁立場的果斷性、堅定性。

以上總總，我們可以看出，在孫中山與雷鐵崖革命情誼的發展路徑中，由“反清”發展到“反袁”成為他們倆革命情誼的重要思想主題，其最終目的在于希望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在兩人的革命情誼中，不僅時刻影響著雷鐵崖思想的發展，而且還帶動了雷鐵崖的民主革命實踐活動。而雷鐵崖作為孫中山所領導的民主革命事業的忠實擁護者、支持者，在傳播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活動中作出了積極的、突出的貢獻。當然，在袁世凱亡命以后，面對國內日趨混亂的時局，孫中山通過對歷史與現實的不斷總結與進取從而實現了其人生的偉大轉變，而雷鐵崖則由于其本身革命活動的局限性，因此未能實現思想上的偉大轉變，最終憂勞成疾，“精神漸成病態”“卒以憂死”，從而成為悲劇性的人物，這不能不說是其人生歷史的遺憾。雷鐵崖在參加民主革命的十余年時間中，其與孫中山的革命情誼及其對辛亥革命的獨到貢獻，其功成不居行事低調的優雅品質，卻永遠值得人們去緬懷、去紀念！

來源：自貢方志（原載《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發表時有刪節）

作者：周術槐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