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終結不是共和的開始

外國漫畫中的慈禧與光緒帝。

來源：豆瓣 作者：佚名

張晨怡在《帝國的終結》(中華書局2010年6月版 )的結語中說，1912年的巨變，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的轉折點，它至少是兩個歷史力量合力的必然結果。但是，這個轉折同時是匆忙和不成熟的，這不僅是因為當時在政治準備上的不充分，更體現在國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矛盾和含混。

而在這前后，無論是袁世凱的逆潮流運動，遜帝溥儀心目中滋生的復辟理想，章太炎的“排滿”與“光復”思想，張謇的實業救國與憲政思想，秋瑾的鐵血主義與游俠心態，還是王國維的于亂世延續傳統文化命脈的抱負，都從不同的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正因如此，中國這艘體積龐大的“將沉之船”，在駛向憲政共和彼岸的途中，不僅要面對來自洋面的“風雨飄渺”，更要承受來自海底的暗礁。它告訴世人，中國的共和之路是險象環生的，而推翻一個舊有的社會體制固然不易，建設一個新的成熟社會卻更加艱難和漫長。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布了清帝退位的詔書。表面上看起來，清帝的遜位結束了清王朝268年的統治，也讓束縛了中國長達2000多年之久的皇權專制壽終正寢。然而，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革命的果實就從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手中旁落到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凱手中。此后，袁世凱通過各種手段，不斷排擠革命黨人，鞏固自己的權力，一步一步走向復辟，最后雖然只當了80多天的皇帝，但大家希冀的共和，卻被他的皇帝夢踩到了歷史的深淵。后袁世凱時代的中國，隨著之前宋教仁被刺、孫中山的相繼凋零，中國的憲政共和便越發顯得詭譎了。

過去，在談論共和為何在中國失敗時，我們的史家似乎更愿意將責任歸結于“竊國”的袁世凱身上。我們曾咬牙切齒地說，當歷史選中了袁世凱，讓他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成了寵兒，他曾經有成為華盛頓一樣的偉人的最好機會，但他卻倒行逆施，搞起了復辟，最終落下一個“竊國賊”這樣的千古罵名。固然，這里面有袁氏的野心，也有一時未能消解的舊勢力的推波助瀾，但在閱讀張晨怡的這本《帝國的終結》時，我卻發現了導致共和失敗的另外的蛛絲馬跡，這些因素就猶如暗藏海底的暗礁。當共和之舟迎頭撞上時，這些暗礁給了它致命的一擊。

令人感到吃驚的是，這些“暗礁”并非來自革命黨的敵人滿清貴族，也不是來自竊國的袁世凱集團，而是來自革命黨自身。反觀漫長的中國歷史，帝制傳統源遠流長。雖然辛亥革命打破了這種傳統，讓民主共和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但是在此過程中，革命黨人表現出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對“強人政治”的熱衷，以及對共和理解的不成熟，卻讓憲政民主成了曇花一現的悲涼景色。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孫中山就實現承諾辭職，并推舉袁世凱，其時，就連他在就職宣誓詞中所規定的解職條件也沒有完全達到。針對孫中山辭職并推舉袁世凱一事，《漢民日報》就曾經在1912年1月27日發表評論：“總統非皇帝。孫總統有辭去總統之權，無以總統讓與他人之權。袁世凱可要求孫總統辭職，不能要求以總統與己。……蓋總統非皇帝，誠不可以一二人預為授受也。”這則評論，可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革命黨人以及孫中山對共和的無知，以及自我踐踏憲政制度的不當行為。

當然，孫中山拱手讓出總統之位，有其時的形勢所逼，但除此之外，與他對袁世凱這個“政治強人”抱有幻想也不無關系。1911年11月16日，孫中山在歐洲起程回國前夕，致電《民立報》表示：“總統自當推定黎君(黎元洪)。聞黎有請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也就是說，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他已經有了支持袁世凱領導政府統治全國的思想。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不久，他甚至還樂觀地認為：“袁總統才大，予極盼其為總統十年，必可練兵數百萬，其時予所辦之鐵路二十萬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萬萬，庶可與各國相見。”

對袁氏抱有幻想的并非只有孫中山一人，就在他從法國坐船回國的路上，出于對袁世凱的幻想，在外國勢力的調解之下，光復的各地代表已經在漢口英國租界的會議上達成“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的正式協議。在這些革命黨人看來，以為清帝退位就算革命成功了，其他便無關緊要了。至于以后選舉誰來掌握革命的政權，無論是黎元洪、孫中山，還是袁世凱，這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漢人，并且宣誓贊同共和，就算是“建立民國”了。而回看辛亥革命，“排滿革命”既是觸發這場革命的重要因素，也是同盟會政綱的頭一條任務。

事實上，清末后期不斷涌現的革命團體，比如在革命前期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光復會，它們并沒有非常成熟的政治綱領，而且活動范圍狹小，組織渙散，并且帶有鮮明的地域和幫會色彩。就連領導辛亥革命成功的同盟會，也帶有濃厚的會黨色彩。1908年8月，在日本東京部分同盟會員就照綠林開堂的辦法成立了共進會。為了聯絡會黨，共進會的內部也用開堂、燒香、結盟、入伙的辦法，并有山水堂香等名目。可以說，在革命黨內部，江湖組織和秘密會黨的色彩并沒有徹底消失，這也造成了革命黨內部的相互傾軋。

1912年1月13日，從上海法租界的廣德醫院里忽然傳來了一陣槍響。隨后，從醫院很低的圍墻內，迅速跳出來兩個黑影。他們逃得很快，轉眼就不知去向了，留下的，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體。死者不是別人，正是光復會的領袖陶成章。而行兇者一個是剛剛投機革命的蔣介石，一個是光復會叛徒，原為江湖強盜的王竹卿，而其背后的主使人就是民國政府滬上都督陳其美。隨后，這年的5月初，光復會重要骨干廣東汕頭民軍司令許雪秋、陳蕓生又被陳炯明派人在汕頭捕殺。應該說，革命黨內部的這種內訌，大大挫傷了眾多革命者的士氣，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革命的最終失敗。

也許正如張晨怡所說，1912年的巨變，這個轉折并非像之前革命者想象的那么徹底，而轉折之后的道路也并非如他們曾經想象的那么美妙。因此，這段時間內的所有歷史現象，都不能看作偶然的個人現象，而應被視為復雜的群體力量推動的產物，當中也包括革命者自身的局限性。簡言之，共和的失敗，是此前很多歷史因素的結果，隨著歷史的進步，一些因素消失了，另外一些因素卻像“暗礁”一樣繼續存在著，并且將影響此后的中國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