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個“狠人”，要不是慈禧阻攔，可能讓日本成為中國一個省

1895年，當李鴻章在馬關春帆樓簽下那份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時，遠在歐洲的一位清朝外交官正站在甲板上“望洋而嘆”。

他叫宋育仁，四川富順人，時任中國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參贊。

就在條約簽訂的幾個月前，宋育仁幾乎完成了一項堪稱震驚世界的瘋狂計劃：

他組建了一支跨國雇傭軍艦隊，從菲律賓出發計劃奇襲日本長崎、東京，直搗日本的老巢。

那不是小說情節，而是真實發生的歷史。

公開資料顯示，當時宋育仁已經籌集到了200萬英鎊（約合當時300萬兩白銀，相當于今天數十億人民幣），購買了5艘兵艦、10艘魚雷快艇，招募了約2000名澳大利亞雇傭兵。

甚至連統軍主將都選好了，為一名外籍人士，曾擔任智利海軍司令，經驗豐富。

然而就在一切準備就緒，只待一聲令下之際，慈禧太后的一紙電旨，讓那個計劃化為了泡影。

一個被遺忘的戰爭計劃

要理解宋育仁為何敢做出那樣的計劃，我們首先得先了解這個人。

宋育仁，1857年出生于四川自貢一個貧寒家庭，父母早逝，由伯父撫養。

18歲中秀才，后進入張之洞創辦的尊經書院，與楊銳、吳之英、廖平并稱“尊經四杰”。

29歲高中進士，寫下《三大禮賦》驚動光緒皇帝，留任翰林院。

與傳統的文人不同，宋育仁不僅學富五車，善于吟詩作對，同時更關注時政。

在翰林院期間，曾寫出《時務論》，用傳統經學闡釋維新思想，成為早期維新派的代表人物。

1891年，宋育仁出任廣西學政時，他已經開始系統研究西學，提出外交與邊防改革建議。

1894年，受清廷重托，37歲的宋育仁以參贊身份隨公使龔照瑗出使歐洲。

在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的考察中，他親眼目睹了工業革命的轟鳴工廠、整齊軍隊、和現代化高效議會。

那段經歷徹底重塑了他的世界觀，他在文章《采風卷》中寫道：“西洋之強，非僅在船炮，更在制度之精、民心之齊。”

1894年7月，甲午戰爭爆發。

當清軍在平壤被潰敗、黃海海戰失利的消息傳到倫敦后，宋育仁徹夜難眠。

但他沒有陷入絕望，而是冷靜分析戰局。并通過英國軍情部門的情報，敏銳地抓住了日本的致命弱點：“倭兵少財乏，長于急戰，短于持久。”

意思是說，通過情報宋育仁得知，日本當時之所以發動戰爭是因為其經濟遇到了很大的麻煩，當時日本甚至連借債都維持不下去了。

那樣的話，日本肯定不會長久，即便作戰，日本也肯定選擇的是急戰，要是打持久戰日本必敗。

還有，宋育仁還發現，當時日本常備陸軍僅6萬余人，幾乎傾巢而出投入朝鮮和中國戰場。

當時日本本土防衛極度空虛，甚至連長崎那樣的重要港口，海防炮都是幾十年前的老古董。

東京灣的防御工事尚未完工，若遭遇突襲，足以引發朝野恐慌。要是一戰而成的話，可能順勢拿下日本；即便不成，也會在談判桌上占據優勢。

由此，一瞬間，宋育仁的大腦中勾畫出了一個偉大的計劃，“圍魏救趙”。

后邊的執行方案，宋育仁也做的十分精妙：

1、資金方面：宋育仁向英國康敵克特銀行借了200萬英鎊（另加100萬英鎊戰款），以四川鹽稅作抵押，由四川總督劉秉璋暗中支持。

2、裝備方面：購買了英國原計劃賣給阿根廷、智利的5艘兵艦和10艘魚雷快艇。

3、兵源方面：從澳大利亞招募了約2000名退役水兵，由英美退役將領指揮。

4、偽裝方面：將艦隊托名“澳洲商會商船隊”，懸掛英國國旗，從菲律賓出發，以護商為名直撲日本。

5、戰術方面：奇襲長崎、東京，迫使日軍主力從遼東、朝鮮回援，清軍趁機反攻。

客觀上來看，當時宋育仁的計劃并非異想天開。

當時澳大利亞是英國屬地，西例允許商會自募水師保護商旅。

宋育仁的偽裝方案“仍掛英旗出口，則局外無嫌，而蹤跡不露”，在法律上鉆了空子，在戰術上出其不意。

到了1895年初，計劃已推進到“炮械畢集，整裝待發”的地步。

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小報告斷送了這一偉大的戰略。

原來宋育仁操作這一計劃時，他的同伴公使“龔照瑗”正好回國述職，當他返回英國后就知道了宋育仁的計劃。

當時他認為宋育仁的操作太過冒險了，尤其是“先斬后奏”的做法也不合乎常理，于是立刻電告清廷。

慈禧的“妄生事端”與歷史的轉折

清廷得知宋育仁的計劃后，一時大驚失色。

當時朝廷正在一心與日本求和，李鴻章堅決反對宋育仁的計劃，認為那一行為太過冒險了，慈禧太后更是怒斥宋育仁“妄生事端”。

第一時間，清廷寫了一道密旨發往英國，其文曰：

“參贊宋育仁，妄生事端，擅開邊釁，著即解職回京。所有海外募兵購艦事宜，一概廢止。欽此。”

在回國的船上，宋育仁悵然若失，寫下了《借籌記》，詳記此事始末，“撫膺私泣，望洋而嘆”。

他晚年自費出版此書，臨終前特意囑托家人，將書贈予前來吊唁者，以示壯志未酬之心。

回國后，他被收繳二品頂戴，降回四品原職，回翰林院供職。后來調任四川商務局，創辦《渝報》，推廣維新思想，逐漸淡出政壇。

1931年，宋育仁病逝于四川。

那么，這里還留有一個疑問，要是宋育仁的計劃得以實施，歷史會不會該寫？日本會不會被滅？

從軍事角度看，宋育仁的計劃確有可行性。

當時日本本土防衛空虛，2000名精銳雇傭兵配合魚雷快艇突襲，完全可能打日本一個措手不及。

一旦東京震動，日軍主力被迫回援，清軍確實可能獲得喘息之機，甚至扭轉遼東戰局。

但從政Z現實看，“日本成為中國的一個省”幾乎不可能。

宋育仁的計劃，本質上就是一場“圍魏救趙”的行動，迫使日本回到談判桌，而非占領日本。

以當時清朝的國力、海軍投送能力和國際環境，大清長期占領日本本土也是不現實的。

還有更大的問題，即便那一計劃成功，也未必能改變清朝的命運。

甲午之敗，表面是軍事失利，實質是體制的腐朽。北洋水師的炮彈里裝沙子，軍費被挪用修頤和園，整個國家機器已病入膏肓。

一個奇襲計劃或許能贏得一場戰役，但救不了那個腐朽的王朝。

今天當我們回望那段歷史，我們不應只沉浸于“如果成功會怎樣”的假設中，而應看到更深層的啟示：

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僅需要堅船利炮，更需要敢于使用堅船利炮的決心；不僅需要人才，更需要讓人才施展才華的體制。

宋育仁的悲劇，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當慈禧太后說出“妄生事端”四個字時，她扼殺的不只是一個奇襲計劃，更是那個古老帝國最后一絲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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