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地緣政治包袱與以色列的陰影：美伊談判前景難言樂觀

當地時間2026年2月6日，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美國與伊朗官員的談判地點。 視覺中國 圖

2月6日，伊朗與美國的談判在美國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如期于阿曼首都馬斯喀特舉行。美伊雙方均對第一輪談判的結果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并表示很快將舉行第二輪談判，這為新一輪伊美軍事沖突按下了暫停鍵，但談判的前景仍然不容樂觀，軍事沖突的風險遠遠沒有解除。

當下伊朗所面臨的軍事威脅只是其數十年來所面臨軍事壓力的延續，而外部軍事壓力與伊朗2025年歲末和2026年年初的政治動蕩和經濟民生問題共同構成了伊朗所面臨各種困難的總體局面。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但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則是伊朗一直背負著極為沉重的地緣政治包袱。

伊朗為何陷入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

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面臨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但伊朗面臨的則是極為特殊的地區和全球地緣政治現實。根據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以色列于1948年宣布建國，并在此后數十年內歷經數次戰爭實現了立國和生存的目標。然而，實現了建國目標的以色列非但沒有允許根據181號決議同樣擁有建國權利的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的國家，反而憑借武力并在美國支持下頑固追求單方面絕對安全目標，甚至利用2023年10月7日“阿克薩洪水行動”的“機遇”，謀求領土擴張，實現“大以色列”計劃。

以色列追求單方面絕對安全的政策本應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抵制，因為各國的安全不可分割，唯有堅持共同和合作安全的原則，各國才能最終實現自身的安全。然而，以色列充分利用美國政治體制的漏洞，動員美國內親以色列游說團體對美決策階層施加影響，導致美國長期以來采取了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不僅如此，歐洲國家本應奉行更加獨立的政策，卻因深受跨大西洋關系的綁架，在包括伊朗問題，甚至巴以問題上盲目追隨美國的政策，并成為以色列單方面追求絕對安全政策的實際縱容者。近期歐盟宣布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的決定便是其體現。

而上述種種成為了伊朗問題背后的獨特邏輯鏈條，是伊朗所面臨的地區和全球地緣政治現實，并成為伊朗所背負的地緣政治包袱。追求絕對安全的以色列難以容忍任何一個地區國家對其構成威脅，在2003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以及伊拉克陷入長期動蕩之后，伊朗便循著上述邏輯成為了以色列難以容忍的下一個目標，并成為以色列以及美歐國家共同“圍獵”的目標。伊朗所背負的地緣政治包袱不僅對伊朗外交而且對伊朗國內發展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伊朗尋求與美改善關系多次受挫

國際上存在一種觀點，認為伊朗奉行反美政策，并認為伊朗是造成當前美伊關系僵局的主要原因。然而，事實情況則更為復雜，伊朗的確有很多反美言論，在革命時期尤其如此，但后革命時代，這些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則是美伊關系僵局的體現，一定程度上也是伊朗對美國不予接納的失望情緒表達。事實上，不僅伊朗民眾喜歡美國的生活方式，而且國內有著強大的親美政治勢力。受上述因素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伊朗曾經多次積極主動爭取緩和與美國的關系，但所有這些進程都以失敗而告終。

20世紀90年代中期，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曾試圖以巨大的油田開采權益，換取美國消除對伊敵意，但美國克林頓政府反而以“達馬托法”制裁任何投資伊朗的外國公司。

2001年“9·11”事件發生以后，伊朗為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和政治過渡提供了重要支持，試圖緩和伊美關系，但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國情咨文中將伊朗和伊拉克和朝鮮列入所謂的“邪惡軸心”。

2015年7月，伊朗與有關各方達成伊核協議，并試圖進而融入西方社會，但2018年美國退出了伊核協議，并代之以極限施壓。2022年9月，伊朗與美國拜登政府就美國重返伊核協議的談判幾乎完成所有事項，卻最終因為美國拒絕承諾兌現取消制裁，談判無果而終。2025年5月，伊朗與美國在阿曼舉行的談判，最終因為以色列發動“12日戰爭”再度宣告失敗。

30年來，伊朗事實上一直在不遺余力地改善與美國的關系，但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美伊關系緩和的結果。出于追求單方面絕對安全的目的，以色列難以接受任何一個能夠對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國家存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色列便試圖通過影響美國國內政治，推動美國通過軍事威脅、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的手段不斷削弱伊朗。就美以公開宣稱支持2025年末和2026年初伊朗國內騷亂而言，其削弱伊朗的最終目標則是推翻伊朗政權，使伊朗陷入長期混亂，甚至試圖鼓勵伊朗國內阿塞拜疆、庫爾德以及阿拉伯人的分離主義運動，并永久性肢解伊朗。

以此觀之，2月6日已經開啟的美伊在阿曼的談判似乎難以避免失敗的結局。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各種場合明確表示，伊朗只談伊核問題，并且明確表示不會放棄鈾濃縮權利。而以色列則為談判設置了四條針對伊朗的紅線：一是伊朗交出所有高純度濃縮鈾，二是伊朗放棄鈾濃縮權利，三是限制伊朗導彈射程，四是伊朗改變地區政策。雙方之間的立場分歧巨大由此可見。而且，歷史經驗表明，每當美伊談判出現突破跡象，或是美伊關系出現轉圜前景之時，以色列都會通過影響美國國內政治逆轉上述進程。

據報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即將啟程赴美，此輪談判的結果恐怕也難逃宿命。即使美伊雙方就伊核問題達成協議，也可能因為美國拒絕兌現協議義務而最終不了了之，如同2015年的伊核協議一樣。

地緣政治包袱也是制約伊朗改革的因素

地緣政治包袱所造成的影響并不僅限于惡化伊朗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而且對伊朗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進程也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后果。美國等西方國家將當前伊朗國內困難歸咎于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治理能力，這一觀點甚至也得到了部分非西方國家民眾以及伊朗國內部分民眾的廣泛認同，但事實情況更為復雜。伊朗伊斯蘭政權曾經多次產生過改革的設想，但都或多或少引起了比較尖銳的政治問題。

政府為糧食、汽油以及關鍵商品匯率提供財政補貼，造成了資源浪費和腐敗，拖累了國家財政，一直是伊朗經濟的痼疾之一。為了減輕財政負擔，伊朗內賈德、魯哈尼以及佩澤希齊揚政府都曾多次嘗試進行改革，主要涉及取消汽油補貼，但都或多或少引發了比較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2019年年末伊朗便曾爆發了因為取消汽油價格補貼所造成的社會動蕩；2025年年末伊朗所爆發的騷亂則直接與佩澤希齊揚總統宣布取消匯率補貼導致通貨膨脹密切相關。

之所以出現上述狀況，原因主要是制裁之下，伊朗經濟面臨嚴重困難，民眾收入下降并對汽油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高度敏感。換言之，正是因為地緣政治包袱所造成的制裁對伊朗經濟形成了壓力，使得改革并不具備基本的社會和政治條件。

再者，伊朗的軍隊占據國家經濟的半壁江山，也是導致腐敗和經濟效率低下的另一重要原因，并成為伊朗經濟的另一主要痼疾。然而，在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壓力之下，伊朗不得不將大量的經濟資源集中于發展軍事力量，致使政府難以集中必要的資源進行生產。同時，由于面臨外部軍事壓力，伊朗也需要軍隊對體制的絕對忠誠，而任何涉及軍隊的改革都可能影響軍心，并進而影響軍隊的忠誠。換言之，由于地緣政治包袱，伊朗長期處于外部軍事壓力之下，并不具備對軍隊進行改革的最低限度的外部安全環境。

總而言之，當前伊朗的內外困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伊朗所面臨的極為復雜和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伊朗的地緣政治包袱不僅是伊朗難以緩和美伊關系、難以打開外交局面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約其國內進行實質性改革的因素。

當然，伊朗未來能否最終走出困境仍然取決于其能否在承認地緣政治包袱和制裁現實的情況下，以高超的統治藝術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痛下決心實現國內的改革，通過完善國內治理實現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

（金良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