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正是寒冬臘月,陜西柞水縣城西邊的河灘上,冷風嗖嗖。
那天,那場面真是擠得連只蒼蠅都飛不進去,兩萬多號人,烏壓壓一片。
大伙兒都在屏住呼吸,等那一響兒。
可還沒等到槍聲,大伙兒的眼珠子先定在了臺上那個跪著的男人身上。
這人被繩子捆得像個大粽子,身子抖得跟風里的落葉似的。
本來那張臉狂得沒邊,這會兒只剩下扭曲的怕。
最讓人覺得諷刺的是,這個在商洛山溝里作威作福了二十年的“土皇上”,這檔口,褲襠居然濕了一大片,尿了一地。
這號人叫周壽娃。
好多人覺著,這真是一場遲來的報應。
一點沒錯,他背上背著一千多條人命債,糟蹋了六百多個大姑娘小媳婦,這顆花生米早就該賞給他了。
不過,你要是光把他當個變態(tài)殺人狂看,那可就把這段歷史看淺了,也看輕了當年的殘酷勁兒。
周壽娃能活這么大歲數(shù),能從一個街頭混混搖身一變當上“少將旅長”,靠的可不是拳頭硬。
說白了,是在那個爛得流膿的民國官場里,有人打了一把極其陰損的算盤。
這筆賬,拿老百姓的骨肉當籌碼,去換他們嘴里所謂的“安穩(wěn)日子”。
周壽娃是個瘋子,但這瘋病,那是權力和殘暴一口一口喂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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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這個瘋子心里到底咋想的,1940年代末的那檔子事兒最能說明問題。
那會兒,周壽娃的一只眼睛突然紅腫,流膿不止,看東西模模糊糊。
按理說這就是個普通的眼疾,找大夫、喝湯藥、慢慢養(yǎng),總能好。
可周壽娃這人,哪有那閑工夫等。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有個走江湖的郎中為了巴結他,出了個聽著就讓人后脊梁骨發(fā)涼的損招:
“司令要想眼好,得吃活人膽,而且必須是熱乎氣兒還沒散的那種。”
正常人聽了這話,第一反應肯定是把這江湖騙子抓起來或者一腳踢出去。
這哪是迷信不迷信的事兒,這是還是不是人的問題。
但在周壽娃那腦殼里,賬不是這么算的。
他那時候的心思八成是這樣:老子的眼睛不舒坦 = 天塌的大事;一條人命 = 隨時能扔的破爛。
為了治我這點小毛病,廢個破爛,這買賣,值。
于是,他連眼皮都沒眨一下,沖手下努了努嘴。
當天后半晌,幾個土匪就在山道上綁來了一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
不用審,不用問,也沒啥冤仇,就因為“司令眼睛難受”。
那慘叫聲在周家大院里轉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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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當場就把人肚子劃開,掏出一顆還在跳的人膽。
周壽娃接過來,就在大伙眼皮子底下,就著血水,一口給吞了。
這血淋淋的一幕,偏巧被他老娘王氏撞個正著。
咱得停一下,說說這位老太太。
王氏吃了一輩子齋,念了一輩子佛,連只螞蟻都舍不得踩。
她知道兒子在外頭不干人事,平時嘴皮子都磨破了:“兒啊,積點陰德吧,小心老天爺收了你。”
可就在那個下午,王氏心里的那道墻,徹底塌了。
她瞅著滿嘴是血的兒子,那哪是兒子,分明是從地獄里爬出來的惡鬼。
她一下子全明白了:這貨已經(jīng)不是人了,周家的祖墳都讓他給刨絕戶了。
啥勸說、祈禱、感化,在這個畜生跟前,全是廢話。
那天晚上,王氏做了這輩子最后一個決定。
她在佛堂前,踩上板凳,把脖子套進繩套,兩腿一蹬,走了。
當娘的用死,投出了這輩子最后一張反對票。
可這并沒把周壽娃給震醒。
反過頭來,他覺得這是老天爺故意跟他過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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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娘這一死,反倒成了他徹底瘋魔的藥引子。
打那以后,他殺人不再光是為了搶東西,更多時候,就是為了撒氣。
要是周壽娃光是個占山為王的草寇,早讓人給剿了八百回了。
他在商洛山里橫行霸道二十年,能定下“初夜權”這種不要臉的規(guī)矩——凡是他地盤上的閨女出門子,頭一晚必須送上山讓他先“驗驗貨”;能琢磨出“點天燈”(往腦袋上澆油點火)、“掏心”、“活埋”這類幾十種把人往死里整的法子;能讓十三個縣的老少爺們活得跟牲口沒兩樣。
這一切的背后,戳著個更大的靠山:國民黨政府。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要命的決策點:你說胡宗南這種國民黨的大官,咋會給這么個十惡不赦的人渣發(fā)槍、發(fā)錢、發(fā)委任狀?
胡宗南腦子不笨,他心里跟明鏡似的,知道周壽娃是個啥玩意兒。
但在國民黨的那本爛賬上,道理簡單粗暴:
頭一條,商洛山里溝溝坎坎,正規(guī)軍玩不轉,得靠地頭蛇鎮(zhèn)場子;
第二條,只要你跟共產(chǎn)黨對著干,只要你殺紅軍,那就是“一家人”。
至于你宰了多少老百姓?
禍害了多少大姑娘?
那叫“干大事不拘小節(jié)”。
這下好了,周壽娃搖身一變,從土匪頭子成了“陜西省保安第六旅少將旅長”、“陜甘川邊區(qū)游擊縱隊司令”。
有了這層皮,性質全變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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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他搶錢叫“打家劫舍”,現(xiàn)在叫“籌集軍餉”;以前他殺人叫“行兇作惡”,現(xiàn)在叫“清理異己”。
他把搶來的民脂民膏,一半自己揮霍,一半拿去填國民黨大官的牙縫。
在那個爛透了的世道里,官就是匪,匪就是官。
國民黨高層捏著周壽娃送來的帶著血腥味的大洋,心安理得地給他封官許愿。
這就解釋了為啥1949年解放軍都逼到西安城下了,周壽娃不但沒收斂,反倒更瘋了。
他接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令,瘋了似的抓壯丁,想把商洛變成擋歷史車輪的最后一塊石頭。
因為他覺著自己有“編制”,有“靠山”,自個兒是“黨國棟梁”。
1949年5月,西安解放。
解放軍第19軍57師浩浩蕩蕩開進商洛。
這會兒,擺在周壽娃跟前的路就兩條。
頭一條路:看清形勢,把槍交了,爭取個寬大處理。
第二條路:仗著山高林密,跟解放軍死磕到底。
周壽娃選了第二條。
他心里的算盤珠子是這么撥拉的:老子在商洛經(jīng)營了二十年,哪有個山洞,哪有個耗子洞我都知道,老百姓怕我怕得要死。
解放軍人生地不熟,只要我往深山老林里一鉆,你也拿我沒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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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對付國民黨雜牌軍,他就是這么干的。
但他算漏了一筆最重要的資產(chǎn):人心。
他以為老百姓怕他,就不會賣他。
但他忘了,怕這東西是有個頭的。
當解放軍這支真給老百姓撐腰的隊伍一來,憋屈了二十年的怕,瞬間全變成了要報仇的火。
這二十年來,周壽娃欠下的每一筆血債——那一千多條人命,那六百多個被糟蹋的女人,那個被生吃苦膽的莊稼漢,那個上吊的老娘——都在這一刻變成了情報。
老鄉(xiāng)們主動帶路,送消息,送干糧。
周壽娃躲哪個山洞,藏哪個破廟,哪條小路通哪兒,解放軍摸得門兒清。
所謂的“地頭蛇”,在人民戰(zhàn)爭的大海里,成了一條死泥鰍。
1950年底,周壽娃的精銳部隊讓人家包了餃子。
到了這份上,這個曾經(jīng)牛皮哄哄的“司令”,終于現(xiàn)了原形。
他裝成個要飯的叫花子,想混過關卡,逃去臺灣。
結果在寧陜縣的一座破廟里,被幾個民兵當場按住。
那個曾經(jīng)殺人不眨眼的周閻王,在槍被繳了的那一刻,做了一個讓誰都瞧不起的動作——他撲通一聲跪地上,腦瓜子磕得邦邦響:“我有罪,饒命啊!”
一點骨氣沒有,一點臉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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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兇殘,說白了就是欺軟怕硬裝出來的。
把鏡頭拉回文章開頭那一幕。
1951年5月,公審大會。
臺下是兩萬多雙噴火的眼睛。
一位大娘沖上臺,恨不得咬下他一塊肉;一個沒了閨女的爹,掄起鞋底子照著他臉狠狠抽。
念判決書那會兒,周壽娃嚇得屎尿齊流,褲襠濕透,身子軟得像灘爛泥,最后是被兩名戰(zhàn)士架著拖到刑場的。
“砰!”
一顆正義的子彈,了結了他罪孽深重的一輩子。
那個活剖人膽的惡魔,那個逼死親娘的逆子,那個被國民黨捧為座上賓的將軍,終于變成了一具沒人收尸的臭肉。
周壽娃死了,但這事兒不僅僅是個嚇人的恐怖傳說。
它是一塊碑,刻著那個吃人的舊社會。
這不光是一個土匪完蛋了,更是一個政權邏輯的破產(chǎn)。
當一個國家的政府,得靠這種活吃人膽的人渣來維持統(tǒng)治時,它完蛋,就不再是個概率問題,而是一個時間問題。
解放軍的那聲槍響,打碎的不光是一個土匪的腦殼,更是把那個官匪一家、人鬼不分的民國,徹底送進了歷史的火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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