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贏得大選之后,亞太地區的緊張程度又提高了一個等級,她的國內第一招就是“積極財政”壓物價,短期有效,長期隱患,每走一步都要看債市、匯率、政治支持的臉色。2月8日眾議院選舉結果為自民黨316席、日本維新會36席,執政聯盟過半,媒體稱之為“旋風式勝利”。高市把目標鎖定在了“經濟危機管理”上,提出要和大企業緊密合作,穩住供給、穩住就業、穩住預期,直面物價上漲。
物價上行的三個支點很清晰:一是能源和糧食自給率低,進口依賴度大,弱日元推高了進口成本,進而影響到油電煤、面粉和肉蛋奶,補貼可以短期緩解,但抵擋不住全球市場的波動;二是弱日元預期加強,高市曾經認為有利于出口,但是進口物價也同步上漲、生活成本上升,政策口吻搖擺加大匯率波動;三是勞動力老齡化、生產率提高有限,企業利潤緊,名義上漲薪的口號響亮,但實際工資已經連續多月為負,消費疲軟又限制了擴產,物價傳導更加粘滯、扭曲。
執行層面也存在三個問題:第一是財政壓力大。政府債務已經超過了GDP的兩倍,如果進行大規模減稅與補貼,每年就會出現大約5萬億日元的缺口;21.3萬億的刺激計劃需要通過發行債券來支撐。債多則市場擔心利率上升、償息負擔加大、日元壓力更大,從而推高進口價格,自打嘴巴。
第二是貨幣與財政不搭。央行加息以抑制通脹,這樣會加大政府的利息支出;為了給財政擴張留下空間,高市傾向于寬松政策。工具不同步,匯率和通脹預期難以穩定,寬松政策短期“點亮”活力的同時也“點燃”了進口成本,從而使持久性通脹更加頑固。
第三是政治社會基礎比較脆弱。執政聯盟內部對于財政紀律、減稅幅度、補貼對象存在分歧,法案審議難以一路暢通。公眾對于“食品消費稅降為零”持懷疑態度,認為這只是治標不治本。企業更加慎重,甚至縮減中長期投資,停止加薪,目標與現實的距離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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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措施有體感,能源補貼可以壓住電費,個稅起征點提高可以讓人們的可支配收入稍微回點血。但是債務雪球越來越大,日元時強時弱,進口物價跟著起起落落,靠財政來壓住物價并非不可能,但是代價大、窗口期短,如果外部油價、糧價再有波動,成果就會被沖淡。從外部來看,高市當選會直接沖擊到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并且安保路線更加強硬。修憲與擴軍的阻力變小,重點在第九條:把自衛隊寫入憲法之后,海外行動的法理更加明確,“專守防衛”的護欄也更加稀薄,戰后東亞的平衡容易被打破。
她把臺海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主張“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目的是把臺灣納入日美共同防衛范圍。隨之自衛隊的任務書、訓練科目、港口機場軍民兩用改造都會按照這個設定走下去,“正當性”的敘事一旦確立起來,擦槍走火的風險系數就會提高。釣魚島方面,海保與自衛隊聯動巡邏次數可能會增加,執法裝備更強,水炮驅離等粗暴行為的發生頻率可能會提高。
對于菲律賓、越南等沿海國家,日本更加積極地輸出“硬件”,即海岸監視雷達、巡邏艇以及培訓,這些內容打包在一起;東海和南海問題被捆綁在一起,形成鏈條式的“印太圍堵”。直接結果就是中國多方向被牽制、資源消耗、不確定性上升;中日政治和安全對峙加劇,經濟合作空間縮小,企業重組供應鏈的努力更加激烈。
朝鮮半島難以獨善其身,日本擴軍會被朝鮮視作直接威脅,因此其導彈試射會加速且采取更加復雜的規避方式,迫使韓國更加依附美國,并加大本土防御力度。東北亞軍備競賽又進一步了,誤判的成本提高了,危機管理的時間窗口變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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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中高市要推行“積極財政”,首先要抓住三條線:財政規則設立下限、補貼精準投給受沖擊最大的人群、和央行的政策節奏保持一致,否則債券利率變動、股市震蕩、匯率波動,政策空間變小。外部存在三條紅線:修憲的速度、范圍以及配套法律都會影響到周邊的安全預期;若日元政策長期偏向于寬松,則通脹預期和進口成本都會提高;若突然收緊,則會增加財政負擔,市場也會更加敏感,路徑需要平滑過渡。
社會層面的抗通脹不能忽視,節能改造、公共交通優惠、針對育兒和養老家庭的定向補貼等都是立竿見影的減壓閥。財政子彈要花在刀口上,用最少的錢取得最大的邊際效益,政策越精細,信心就越容易保持。若把此次勝選看作一個分水嶺,那么日本國內國外兩條線幾乎同步加快:一條用錢和物價賽跑,注重節拍和精準;另一條通過“修憲-擴軍-同盟加深”來重塑安全坐標,注重溝通和緩沖,如果走得太快或者走得急了,就會受到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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