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的產生與發(fā)展

（來源：求是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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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學是一門研究民族及其相關問題的學科。它既要研究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以及在其演變進程中呈現(xiàn)出的不同形態(tài)，又要將民族問題置于所處的經(jīng)濟社會總問題中，揭示民族因素與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之間的復雜互動及其引發(fā)的現(xiàn)實問題；既要深入闡明中華民族“既久且大”的文明根基，又要比較各國處理民族問題的經(jīng)驗并將其上升為一般理論，從實際出發(fā)闡明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我國各民族共同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逐漸形成血脈相融、骨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圖為2025年9月24日拍攝的北京民族文化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 劉新武/攝

作為一門產生于西方的現(xiàn)代學科，民族學致力于回應西方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民族問題及其治理需求。自中世紀晚期以來，西歐社會經(jīng)歷了漫長的結構性轉型。一方面，隨著超地域的基督教普遍主義秩序解體，西方諸民族基于語言和文化要素形成初步的地域認同，并在主權國家確立過程中孕育出民族國家，從而建立起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現(xiàn)代政治秩序。另一方面，隨著大航海時代的開啟和海外殖民擴張的推進，歐洲社會對所謂“原始社會”與“土著文化”的研究需求不斷增強，并將其納入殖民統(tǒng)治和全球擴張的知識體系之中。在此背景下，西方逐步建構起一種以自身為中心的現(xiàn)代文明秩序，將以“民族”形態(tài)呈現(xiàn)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制度建設塑造為“文明”，而將非西方世界以“族群”形態(tài)存在的土著群體視作“野蠻”他者。這種“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建構起一種從原始社會邁向西方現(xiàn)代社會的普遍主義歷史敘事框架，由此形成西方民族學的兩種研究路徑：一方面是政治學路徑，即運用政治學理論范式來研究文明社會中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建構問題，發(fā)展出民族主義理論及民族國家建設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是人類學路徑，即采用“整體視角”對原始族群的體質特征、親屬制度、生計方式及宗教信仰等社會文化圖景進行系統(tǒng)性描繪。到20世紀中葉，歐洲大陸的民族學日漸對應于英美國家的社會/文化人類學，以致民族學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人類學。

西方民族學的這兩種研究路徑分屬政治學和人類學兩個不同學科，在研究對象、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不同。這兩種路徑自進入中國就交織在一起。一方面，面對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沖擊，梁啟超率先提出“中華民族”概念，強調在“新民”基礎上展開現(xiàn)代國家建設。此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主張?zhí)貏e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fā)展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著眼于建設獨立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回應如何塑造和鞏固中華民族。另一方面，西方人類學傳入中國后，中國民族學逐漸聚焦于邊疆和少數(shù)族群研究，這些邊疆少數(shù)族群也被稱為“民族”。以人類學方法研究族群的ethnology進入中國之初被譯為“人種學”或“民種學”。1926年，蔡元培將其改譯為“民族學”。從此我國學科建制上的“民族學”就在相當程度上延續(xù)了西方民族學的人類學路徑。

然而，西方民族學的人類學路徑在其早期主要關注“無文字”或“無歷史”的“原始”族群，傳入中國后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研究對象。我國各民族自古以來便融入中華文明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之中。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為此，我國民族學不斷推動西方民族學研究的本土化，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的研究路徑。在開展經(jīng)驗觀察的同時引入歷史研究視角，研究邊疆少數(shù)民族在中華文明形成發(fā)展中的復雜遷徙流變狀況，以及與漢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況，逐步形成以民族史與民族關系史為核心的研究體系。新中國成立后，廣大民族學者響應國家號召，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廣泛參與民族識別和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等基礎性工作，為黨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實施提供了重要的學理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