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之問有新解，《歷史學通論》回應史學理論核心命題

歷史是絕對客觀的嗎？歷史學是科學還是文學？史學家的想象力與歷史真實應如何平衡？歷史與哲學有什么區別與聯系？……這些困擾著眾多學習者、研究者乃至歷史愛好者的核心問題，如今得到了系統性的探討與回應。

近日，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張金龍教授推出史學理論新著《歷史學通論》。該書立足長期實證研究，直面歷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歷史學研究方法等核心議題，系統構建批判性與思辨性兼具的歷史認識論體系，為專業研究及歷史教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與方法論啟示。

全書由十個專題及一篇附錄構成，內容覆蓋歷史客觀性與主觀性、歷史學的科學性與文學性邊界、歷史學與哲學的關系、歷史真實的多重維度，以及新材料對研究方法的影響等一系列史學理論核心命題。作者創造性地將批判歷史學與思辨歷史學方法相融合，既融匯了自身多年的史學研究實踐經驗，又實現了對歷史認識的深度理論沉淀，使抽象的史學理論論述兼具思辨深度與實踐支撐。

日前，張金龍教授圍繞《歷史學通論》的學術觀點與思想脈絡等內容，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問：您在《前言》中提到本書寫作“純屬偶然”又“自有深遠的因緣”。作為一位長期從事具體研究的學者，如何界定《歷史學通論》在您學術生涯中的獨特意義？您撰寫這部“通論”，希望為中國當前的史學理論研究或實踐提供怎樣不同的聲音？

張金龍：我之所以說“本書的寫作純屬偶然，完全出乎意料”，是因為在撰寫本書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寫一部純理論性的學術著作，雖然過去在論著中對理論問題時有涉及，但主要還是針對具體問題而發。在《北魏政治史》的“總序”中雖曾述及我的史學主張，但只是在征引若干學界大家觀點的基礎上做了概括性的申述而已。說本書的撰寫“自有深遠的因緣”，是因為我雖長期研究具體歷史問題，但從初入史學之門時起便對史學理論領域多有關注，也曾認真研讀過一批理論性的史學著作，并對之頗感興趣。大約從十年前開始的若干年，我在隨時口占的“詩歌”（非嚴格意義上的近體詩）中時常涉及對歷史及其與現實的關系的認識和理解，既有宏觀，又有微觀，不限主題和內容，也包括自然科學等領域，為本書的撰寫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至于本書撰寫的更直接的動因，則與我為《北魏社會經濟制度研究》撰寫“緒論”時的研讀和思考有關。我是先系統研讀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理論著作，再系統研讀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著作，進而擴展到與本書內容相關的所有領域，可以說是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從而使得視野不斷擴展，認知也隨之推進。如果沒有過去四十年的歷史學研究和寫作經驗，沒有長久以來的理論興趣和閱讀基礎，應該就不會有本書的寫作。

對我而言，本書的寫作就像做了一場“春秋大夢”，不過這個夢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即便是在完成本書不久的今天，我都不敢想象可以完成這么一部著作。無論如何，在寫作本書前不久，我并無寫作本書的計劃，只是由于種種機緣巧合，才促成了本書的撰寫。其實，不僅是本書，我已出版的絕大部分著作也存在類似情形。若是時過境遷，包括本書在內的多部著作都不可能完成。可以說，歷史學家的主觀性與研究對象的結合是有機緣的，抓住了機緣，持之以恒地努力，或許就能結出碩果。這種隨著機緣和一時興趣來進行寫作，有利也有弊，其他計劃多年的論題只能被擱置，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如果要界定本書在我學術生涯中的獨特意義，大概可以用“奇跡”或“不可思議”來概括。

本書的撰寫有一個目的，借用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諾維克的話說，“本書的寫作……它的目的是為了喚起歷史學家，我的同行們，對我們從事的工作屬于什么性質有更強的自覺意識，也是為了讓歷史學界以外的人們對我們正在為之奮斗的事業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換一種方式來看待我們為他們呈現的成果以及通過這些成果提出的主張”。而拙著的寫作可以說在呈現我個人對歷史學相關理論問題的基本主張的同時，或許也是為了向歷史學界以及本書內容所涉及的哲學、文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以及自然科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和讀者表達關于歷史學的性質、價值和意義等等方面的認知，為歷史學的學科定位提供一部通盤性理解的著作。

問：本書廣泛引鑒中外思想，形成“對話”體風格。在您看來，這種“對話”本身是否就是您構建理論創新的核心方法？當前中國史學理論建設，應如何進一步深化與西方理論的對話，并激活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論資源？

張金龍：我在本書《前言》中說：“著者絕無建立理論體系的能力，更無此決心和信心，本書只是對與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有關的若干問題在前賢高論基礎上發表一些個人淺見，以表達一位數十年從事具體歷史問題研究的專業學者對相關問題的思索。”毫無疑問，在出版本書之前，我是史學理論學界的局外人和門外漢。理論體系的建立通常需要常年浸淫于斯的專門家來完成，具體來說，史學理論體系的建立需要具有深厚哲學素養的歷史學家來承擔，歷史哲學體系的建立需要具有廣博歷史素養的哲學家來承擔。我作為這一領域的新人，十分清楚自己的劣勢所在，故本書旨趣不在于建立理論體系，而在于對諸多理論問題在學界以往相關論說的基礎上進行批判性闡釋和理解，提出自己的見解。近代以來數百年的思想進程中，有諸多思想家、理論家和學者對歷史學理論相關問題，既有系統性的建構，又有經驗性的言說，還有偶發式的隨感，可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無論是學術的進步，還是思想的提升，理論的完善，都體現了長江后浪推前浪，或者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遠，幾乎沒有或很少是平地起高樓，或夷平之后的全新重建。然而，我們看到的絕大多數著作卻很少提及或完全不提及前人的論說或認知，似乎書中所言都是作者自出心裁。或許這是哲學界、思想界的慣例，但作為歷史學者，我覺得還是應該遵循歷史學界言必有據的傳統——自己的著作既不能掠前人之美，又要對前人的成說進行考釋辨析；既不能因襲成說而無所發明，也不能只是為了標新而立異。本書通過征引和考辨，對以往有價值的思想和觀點——不論出自何家何派——予以表彰，也對偏見和謬說予以駁正。本書的寫作大體即是按照這樣的思路進行的。

可以說，對話、批判、辨析和詮釋就是本書的寫作風格，在尊重前人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以實現創新和突破，或許應該是今后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發展的一條路徑。至于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論資源，一百多年來，研究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幾代學者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對《史通》和《文史通義》兩部偉大的史學理論著作的闡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對其他史著中的史學理論資源的發掘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如果與西方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做深度的對話和融通性研究，或許有助于更好地激活中國傳統的史學理論資源。此外，還不能局限于史部和經部文獻，子部和集部文獻中也蘊含著大量的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資源，也是學界需要加以措意的，本書對此雖有所涉獵，但畢竟不是專門研究，故而還有大大拓展的必要。作為研究者來說，擴展眼界和思路十分必要——西方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研究者應該提升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素養，中國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研究者應該提升西方傳統歷史文化以及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素養，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固步自封，偏于一隅而自得其樂。

問：能否具體談談，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思維方法，如何具體地觸發了您對歷史學自身理論的重新審視？這種跨學科視角對本書的構思產生了哪些實質性影響？

張金龍：我在《前言》中談到本書的寫作緣起時曾說，在對《北魏社會經濟制度研究》一書的修改定稿過程中，“有意識地閱讀了大量經濟史和經濟學的經典論著，希望能夠從世界經濟史以及同經濟學理論結合的維度對相關問題作進一步思考和探究”，而其具體運用在該書中也有較多體現。參考和引證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相關理論進行研究，無論對深化認知還是擴展視野都具有重要作用，既有助于全面深刻地理解相關問題，也對解決某些懸而未決的難題提供了很大助益。這使我認識到，跨學科思維對于包括歷史研究在內的科學研究取得突破必不可少，尤其是對于具有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性質的研究領域，更有必要充分運用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如經濟史研究至少應該運用歷史學和經濟學兩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政治史研究至少應該運用歷史學和政治學兩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思想史研究至少應該運用歷史學和哲學兩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理論研究同樣也應該具有跨學科思維，運用跨學科方法。由于我對經濟學理論著作有較多研讀，故而在寫作本書時也就非常關注自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大師們的相關言論和思想方法。不僅如此，有不少著名經濟學家在經濟史領域也是很有造詣的，他們的史學觀點對于深化歷史學理論具有直接的參考價值，在本書之前，似乎很少有史學理論家進行關注。其他學科也具有相似性。由于本書涉及的諸多論題都是跨學科的領域，故而在寫作中引證不同學科領域的相關論著并進行闡釋和批判性理解，這是深化對相關問題理解的必要環節。

歷史學理論是歷史學和哲學的交叉學科，歷史學家、史學理論家和歷史哲學家的相關論說自然是首先需要參證的，不以歷史哲學名家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也有必要進行參考。有不少杰出的科學家也是哲學家、思想家，他們對科學問題的哲學思考尤其值得關注，寫作本書時除系統閱讀《愛因斯坦文集》等著作并引用了他的不少論說外，還對其他偉大物理學家如牛頓、狄拉克、玻爾、海森堡、楊振寧、李政道等人的言論有所涉獵，也對數學大師廣中平祐、丘成桐等人的觀點時有征引。無論中西方史學，文史不分家都是一個悠久傳統，而史學的藝術性即是文學性的體現，本書在關注黑格爾《美學》、鮑桑葵《美學史》等西方哲學家的藝術觀的同時，還通過文學家和文學評論家的藝術觀來認識藝術性問題，如對朱光潛、錢鍾書及艾略特、巴爾加斯·略薩、古爾納等文學大師的藝術觀的引證。藝術性與科學性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偉大科學家對科學的藝術性問題的觀點對我們理解歷史學的科學性和藝術性不無助益，本書對此也做了一定嘗試。總之，獨立性和自主性是某一學科得以成立的前提，但作為人類的科學學科，又具有普遍性和相通性，尤其對于某一學科的理論我們不能完全孤立地進行理解和建構。

問：您在書中強調“實事求是”原則，但在歷史研究中“事實”的構建無法完全脫離闡釋，您如何處理“確鑿史實”與“歷史解釋”之間的關系？同時，對于當代研究者，哪些“正確的思維方式”或理論工具最為不可或缺？如何保持其開放性和更新能力？

張金龍：本書對歷史事實與歷史建構或歷史解釋（闡釋、詮釋）問題極為關注，除一（三）（四）（五）、二（五）四節進行了專門闡述外，在本書其他部分也多有涉及。歷史雖然是過去確定發生了的事實，但后世所能了解和認識的歷史卻只是曾經發生的歷史的極小的部分。歷史的后來者只有通過流傳下來的各種各樣的歷史遺存——最主要的是文獻資料——來了解和認識過往的歷史。沒有事實就無所謂歷史，因此，確定發生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過的事實，或者說發現歷史事實和揭示歷史真相，是歷史學最重要的旨趣之一，詳盡地記述歷史事實也就成為歷史學家的重要職責。當然，歷史事實并非能夠自我呈現，它的真容必須通過歷史學家的文本表述而得以展露。歷史學家要進行資料的搜集整理、考證辨偽、分析歸納和概括綜合，在確定歷史事實的同時，還要闡釋歷史的意義，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生動有趣的歷史故事感染人，使讀者從歷史閱讀中增廣見聞、擴大眼界、獲得樂趣。歷史事實是客觀的存在，但歷史事實的建構和歷史意義的闡釋卻是歷史學家主觀性的體現，歷史學家的主觀性要以陳述歷史事實和揭示歷史真相為旨歸，也就是說主觀性要受到客觀性的制約，歷史學家不能像文學家那樣不受制約地虛構故事。歷史最主要的屬性就是真實性，史實的確鑿是歷史真實性的前提，歷史學家建構的歷史事實必須確實有據，這是歷史學的底線。反之，無論打著什么名號的“歷史”都是非歷史，從這樣的“歷史”中所獲得的所謂歷史的意義都與歷史無關。

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所創造的，人類的思想和行動構成了歷史的基本內容，中國古代“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以說抓住了歷史記載的關鍵。在發現和確定歷史事實、闡釋歷史意義時，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人的因素，人之為人，就在于人性相通，這是歷史認識的基礎。當然人性有善有惡，表現萬端，并非千篇一律，切忌機械地靜止地認識人及其創造的歷史。我們既要看到歷史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也要看到歷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歷史研究中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不可偏廢。面對各種各樣的理論，歷史學家既不應一味地拒斥，也不應毫無辨別地全盤接收，要根據研究對象的需要選擇相應的理論工具，但不論如何，確鑿的史實都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實事求是”應該是歷史學家始終不能背棄的原則。歷史研究雖然有其傳承已久的理論和方法，但研究者也應該對新的理論和方法保持開放態度，以包容的心態接納新的理論和方法，不過也需要注意，新的理論和方法有可能水土不服，有必要批判地進行吸納，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為我所用。對于著名的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家海登·懷特的觀點，本書既有肯定性征引，但更多的還是對其言論的批判和辨駁。對于在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年鑒學派的結構史觀，本書也采取了類似的態度。

問：您提出歷史學是“科學性與藝術性的辯證統一”，并將“想象力”視為關鍵能力。能否舉例說明這種統一如何在研究與寫作中具體體現？更重要的是，如何區分基于史料的合理“歷史想象”與文學虛構？史家應如何把握生動敘述與可靠陳述之間的平衡？

張金龍：歷史學的科學性與藝術性是困擾歷史學界很多年的重大問題，一般來說，客觀主義史學強調歷史學的科學性，后現代主義或敘事史學強調歷史學的藝術性。后者幾乎不承認歷史學具有科學性，而前者雖然并不否認歷史學具有藝術性的一面，但認為科學性是歷史學最本質的屬性。我認同歷史學既具有科學性又具有藝術性的主張，或者說歷史學是科學性與藝術性的辯證統一，這與說歷史學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辯證統一是完全一致的。雖然歷史學的科學性更為根本，但藝術性并非可有可無，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說是一體兩面的關系——科學性是正面，藝術性是反面，就像錢幣一樣，只有背面圖案肯定沒有任何使用價值，但只有正面圖案實際上也是廢品”。正如《英國歷史評論》發刊辭所說，“乏味的歷史往往是拙劣的歷史”，歷史研究的成果應該“能以清晰且引人入勝的形式呈現”。在我看來，“給嚴肅的科學著作披上華麗的外衣，不僅無損其科學性，而且還能夠錦上添花，甚至于如虎添翼也不是沒有可能”。古代偉大史家的著作之所以能夠流芳千古，往往與其高超的藝術性密不可分，如中西方古典史學的杰作——司馬遷《史記》及希羅多德《歷史》——正是由于體現了高超的藝術性，才能夠在歷史上長期流傳并發揮持久的影響力。蘭克史學以“如實直書”為宗旨，也就是“用全部擁有的科學和博學手段去再現歷史真實”，而他還被譽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以詩人的態度面對歷史世界，極其敏銳地感受和表達出命運、生活的悲劇、世界的全部光彩和行動者的偉大自信。他的作品將歷史與詩歌所特有的生活意識交織在一起”。湯普森在述及德國宗教史學派創始人韋爾豪曾的杰作《阿拉伯帝國及其崩潰》時說：“這位偉大的宗教史家的生動的想象力，親切的構思和歷史的邏輯性在這部書里都表現得已達到最高成就。”所謂“生動的想象力”，主要是指其文字表達的藝術性，而這是成就一位偉大史家的必備條件。

歷史學家的建構、構擬或重現——無論主觀性如何發揮——都不可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憑空杜撰或任意猜測都是與歷史學原則背道而馳的，也不可能反映實際的歷史或曾經發生的過去。當然，歷史學并不排斥合理的“歷史想象”，雖然有可能沒有具體的史料依據，但一定不能與已有的可證實的史料相沖突，也要與基于可證實史料而形成的歷史認識或歷史文本不存在邏輯悖謬，當然也不能違背事理和常識。基于史料的文學虛構屬于歷史文學，完全可以不受史學規則的制約，作者盡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而揮灑自如。歷史文本的最終呈現有著無法回避的預設前提，離開了可證實的史料，任何歷史文本都會喪失其存在的理由，而文學作品——并非全部——雖然也會有事實支撐或者說要反映社會現實，但卻不會以具體的可證實的事實為依據，無論是故事情節還是人物言行，都可任由作者自行建構——純虛構。史家的確應該充分把握生動敘述與可靠陳述之間的平衡，在我看來，“真實無妄是歷史學的生命力所在，故而歷史學在能真實而又生動時，取生動；在真實而不能生動時，則務必取真實”。

問：書中特別重視“作為歷史和史學創造者的人的因素”。這是否是對過于強調結構、話語的史學理論的一種反思？您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主觀性”與其對“客觀性”追求之間的辯證關系？

張金龍：歷史和史學都是由人所創造的，沒有人便沒有歷史，更沒有史學。人的言行或者說人的思想和行動創造了歷史，而呈現過往歷史的史學作品也是由人寫作出來的，這是歷史學應該重視人的因素的根本原因。歷史研究中重視長時段的結構史——諸如經濟史、社會史、制度史、習俗史等——當然很有必要，但不能因此而輕視或忽略中、短時段的局勢和事件史——主要是政治史，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應該并重，這是歷史的應有之義。我們既要關注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和英雄豪杰，也不能忽視普羅大眾和蕓蕓眾生，前者常常成為歷史研究的重心所在，既是因為他們在歷史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是因為相關的史料記載比較豐富，可以展開充分的研究。最近幾十年，微觀史學和新文化史成為歷史研究的熱點，眼光向下或自下而上的研究常為人們津津樂道，小人物的生活和命運往往能引起人們更多的共鳴，這對繁榮史學園地無疑大有益處，但也不能因此貶低對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研究。無論如何，重大人物是時代前行的引領者，他們的力量通常能夠左右局勢的進程和發展方向，當然也就不能被排除在歷史之外。至于重大事件，乃是歷史長河中的狂濤巨浪，影響和左右了歷史的進程，改變了歷史的趨勢，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歷史學不僅不能不研究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而且還要做重點研究。

歷史研究的對象是外在于歷史學家的客體，客觀性是其主要特性。可以說沒有歷史學家的主觀性就不可能產生新的歷史敘事——歷史文本，歷史敘事是建立在歷史學家的主觀性對歷史經驗或歷史事實——記載于檔案材料等文獻——的客觀性的認知基礎上的，沒有歷史學家的研究和寫作，多姿多彩的歷史面相不可能自動呈現出來。雖然說歷史寫作中所選擇或新發現的“事實”具有客觀性，但歷史學家對事實的選擇過程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事實的理解和評價則是主觀性的體現，或者說歷史學家按照其所處時代的普遍范疇和價值標準從事其研究工作，乃是歷史學家主觀性對歷史事實客觀性的一種反映活動。一方面，如果歷史事實并不存在，歷史學家當然不可能進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歷史學家的研究活動，歷史事實同樣也不會自動呈現其歷史意義。對同一個歷史事件，不同的歷史學家的文本表現肯定不會完全相同，但基本的事實不應該有太大出入，至于歷史意義的闡釋，自由度雖然更大，但也不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對于二戰時期的法西斯暴行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事實判斷是歷史學的根基，但價值判斷也不應摒除在歷史學之外。以反映客觀性并升華和強化其品質為鵠的的主觀性，可以說就是好的主觀性，而扭曲和破壞客觀性的主觀性則是壞的主觀性，發揚好的主觀性應該是所有科學研究的根本遵循。

問：您提出“時序不能倒置是歷史最大的特征”，但又強調歷史發展的多樣性與不平衡性。這種看似矛盾的統一，如何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歷史的連續與斷裂？

張金龍：盡管歷史的趨勢未必一直都是向上的，反復、波折甚至倒退在歷史上司空見慣，但歷史的進程卻是隨著時間之流一路向前，歷史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走回頭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序不可逆轉。乾隆詩句“昨日之昨不可追，今日之今去若馳”表達的就是這種特征。愛因斯坦所說“因果律不能顛倒”“時間不能倒過去”“將來不能影響到現在”即是對歷史特性的恰當概括，這意味著在認識歷史問題時對于時序和因果以及過去和現在的關系都不能進行反轉。總體上來說世界歷史具有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特征，但并不意味著世界歷史就是鐵板一塊，因為歷史是在不同的區域和空間上上演的人的活動的事件流，古往今來，人類世界并非完全統一在一個體制之下，而是分屬眾多不同的群體之中，不同的族群、民族和國家都處在各自有異的歷史進程之中，即便是同一個國家，由于地域或人群的不同，其歷史進程也難得統一，可以說復雜性、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是世界歷史更為本質的特征。

綜觀人類歷史，可以看出歷史的發展變化并非整齊劃一，而是波瀾起伏，其中既有繼承和延續，也有變異和斷裂。一般來說，社會進程越緩慢，繼承和延續性就越大；社會進程越快速，繼承和延續性就越小。不過也不盡然，在快速變動的進程中能夠保持歷史傳統的社會也還是存在的，同樣也不排除會有割裂了傳統卻仍然進程緩慢的社會。當然，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中歷史的連續性并非都能夠得到保證，歷史連續性被打斷的現象應該說更為常見——尤其對于那些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卻又消失了的沒有留下文字記載的族群或文明而言。但不可否認的是，只要有歷史過程，就一定會有“連續的發展”，只不過發展不一定意味著總是前進和進步。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文明雖然有些通過歷史的連續性而傳承至今，但也有不少文明卻從歷史上消失了。以宗教文明而論，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和薩滿教等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延續至今，而古埃及的宗教和祆教、摩尼教等則隱入歷史而未能傳諸后世。即便是延續至今的文明，同其原初形態也有較大的變異，如佛教在傳入中國及東南亞和東亞各國后所發生的不同變化。各類大小文明或國家、族群的消失在歷史上更是司空見慣，一言難盡。文明或國家、族群的興盛衰亡既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社會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有的主要是由單一因素所支配，有的則是兩個或多個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應該說，繼承和延續是歷史的重要特征，而變異和斷裂同樣也是歷史不可忽視的特征。在認識歷史問題時既要看到歷史連續性的一面，也不能忽視歷史間斷性的一面。比較而言，歷史的連續性往往是變態，而歷史的間斷性反倒更多的是常態。越是久遠的時代，歷史的連續性越不容易維系，如中國的史前文明被譽為“滿天星斗”，但真正在后世能夠煥發光彩的卻只有其中的少數幾顆，絕大多數的被命名為“文化”的文明并未能夠在三代以后繼續發光，更不用說穿越幾千年的歷史長河而在今天還能夠繼續存在。

問：本書特色是“理論聯系實際”。結合您四十年的經驗，您認為一位實踐歷史學家的理論思考，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價值？在當今跨學科背景下，史學應如何有效吸收其他學科理論，同時避免“理論先行”導致的史料誤讀？當前最大的學科壁壘是什么？

張金龍：您對本書特色的概括十分到位，這也是我自己的期許。作為一個以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為專業的歷史學者或者說“實踐歷史學家”，我對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思辨歷史學”——問題的思考，不敢奢望會比專門的史學理論家或歷史哲學家有更為高明的見地。不過，似乎還沒有一個專業歷史學家像我這樣系統而全面地談論對諸多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問題的思考和認識，故而本書也有有別于史學理論家或歷史哲學家所寫著作的特色。結合眾多歷史學家和我個人的研究經驗來闡述理論問題，可以說是本書寫作的突出特色。此外，本書還與許多成績斐然的歷史學家、史學理論家或歷史哲學家以及杰出的科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進行“對話”，體會和感悟他們的精彩論說，頗能啟人心智，甚或醍醐灌頂，他們的文字給我的寫作提供了很大的動能。我從閱讀和研討中獲得的愉悅和幸福感成為克服困難的重要動力，所以我在《前言》中向那些以偉大的思想惠及他人的智者——“歷史頭腦”和“哲學頭腦”——表達了敬意。作為專業歷史研究者，對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問題的思考似乎也離不開專業本能，本書或許更多地還是體現了批判歷史學的方法，而與歷史哲學家所采用的思辨歷史學的方法有著區別，故而也可以說本書是一本將批判歷史學和思辨歷史學方法結合起來的作品。

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需要相當的勇氣和智慧，當然更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即便對歷史哲學家和史學理論家來說，對歷史學進行哲學思考或理論思辨也未必輕松，對我這個曾經的“門外漢”來說，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正如德國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席勒所言，“一人在真理國度獲取的東西，受益的則是所有人”。我在長期的學習和研究中曾受惠于無數的知識創造者，同樣我也希望本書也能夠對他人有益——哪怕僅僅是從我征引的偉大思想家和學術大師的文字中受益。

雖然我在書中特別強調歷史學的學科自主性，但不可否認的是歷史學的確也具有綜合性，即便是研究普通史而非專門史，研究者也應該具有多方面的學識，不僅要重視史實，也應該關心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同時還有必要關心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論認知。就我撰寫本書的經歷而言，如果僅僅局限于傳統的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對許多問題的理解和認識就難以達到目前的程度，甚至有些論題的提出也不大可能，更遑論對之進行討論。以方法論研究著稱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創始人卡爾·門格爾認為，“最重大的科學成果多出自那些無意探究方法論之士，而最偉大的方法論專家則很少能證明自己是某某學科中非常杰出的學者”。只談論方法而不擅具體研究，也是難以做出杰出貢獻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歷史學家在堅守歷史學方法的同時，擴展認知視野，廣納博采，融會貫通，或許是推動歷史學創新和進展的一個重要途徑。當然，在AI時代歷史學研究究竟如何進行才是坦途，應該說還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至于本書，完全由人力完成，這是應該向本書的讀者進行交待的。

問：本書全面揭示了歷史學的多重作用，在當代社會，您認為歷史學最亟待強化的社會功能是什么？同時，在數字化、全球化時代，歷史學作為“人類記憶和認知能力的集中體現”，面臨的最大機遇與挑戰是什么？本書是否隱含著對未來史學發展方向的期待？

張金龍：無論中外，歷史學都曾一度或幾度成為顯學，但另一方面，史學無用論的呼聲也一直未曾間斷。歷史學究竟有沒有用，其用若何，就成為縈繞在歷史學人耳邊揮之不去的雜音。有眾多的歷史學家和史學理論家也曾就此發表看法，但能夠服眾的說法卻未見到。本書在前人基礎上對此多有言說，自認為對史學的社會功能或其作用得出了至少能夠說服自己的認知。作為“人類記憶和認知能力的集中體現”，我認為歷史學最主要的功能是為人類的來路和身份做出定位。就個人來說，我（你、他、她）的來路，我是什么身份，這是要由我的出身和經歷來確定的。無論出身和經歷，都是我獨特的有別于他人的歷史。如果我失去了我的歷史，意味著我喪失了我的記憶，我就不知道我的來路，也無法知道我是誰，我在自己生存的世界上也就沒有了立足之地。這樣的認知同樣適用于作為在一個民族和國家中生活的“我們”和在全世界生活的全人類。如果我們——不論是一個民族、國家還是全世界的人——不知道我們的歷史——來路和身份，意味著我們對于自己的出身和經歷完全模糊，意味著我們喪失了我們的記憶，也就無法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在自己生存的世界上也就沒有了立足之地。如果在AI時代，我們不能將我們的歷史或記憶——來路和身份——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而是完全交給了AI或機器人，那我們就不再是我們，而是它們。果如此，則人類將會是徒有其形而沒有其神的AI或機器人。不知道當下或今后的人類是否愿意將自己的精神完全交由AI或機器人掌控。當然這種說法只是一家之言，但愿人類在久遠的將來仍然是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智慧生命。要保持人之為人的身份定位，就不能沒有作為人的獨特的歷史，正因如此，我仍然堅信：“不管愿意不愿意，歷史一直都會是人類的伴隨物，因而對歷史的記錄和研究也會伴隨著人類社會走向未來，這不僅僅是歷史學作為一個學科或職業的存在問題。”

關于歷史學的作用或社會功能，我認為它既是無用之用，也是有用之用，而且還是大用。如上所說，歷史可以說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顯著的標識：我之所以是我，是因為我是父母的孩子，有我獨特的經歷，我身邊的任何人——無論是否沾親帶故都不可能取代我，當然我也不可能取代別人，構成我的獨特的精神因素或者說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就是我獨特的歷史。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是因為我們都擁有從三皇五帝以降的數千年的歷史，如果我們不知道、不承認或不再擁有這個獨特的歷史，那我們就枉為中國人。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緣于我們值得認同和自豪的歷史。可以說歷史既是個人的也是民族的精神家園。我在書中以孔子為例來說明歷史的重要性，指出“歷史知識之重要，怎么評價都不為過”。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表明對歷史知識的學習和探求乃是孔子知識結構得以建立的根本前提，可以說沒有對歷史知識的學習和探求也就沒有歷史上的孔子，六經的整理和儒家學說的創立自然也都沒有可能。如果沒有了孔子和六經的中國歷史文化一定會是另一番景象，也必定不會孕育出現在的中國人及其家園——大一統的中國。

此外，本書還認為歷史的作用或功能不僅體現在資治和教育等精神方面，而且還能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用，各種歷史文化產品是構成文化產業的重要內容，能夠產生現實的經濟效益。狹義的人文經濟學或文化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其中與歷史有關的內容應該說占有很大比重。此外，歷史上人類的物質性創造不僅能夠造福當代，也能夠造福后代，這在長城和大運河等物質性歷史遺存上有突出的表現。

問：您主張“歷史學是溝通現在與過去的橋梁”，強調“歷史學家不具備預測未來的能力”，那么歷史學的“資治鏡鑒”作用應通過何種具體機制實現，才能避免簡單的歷史比附或教條式的預測？

張金龍：我說“歷史學是溝通現在與過去的橋梁”，而如果時過境遷，若到將來來看現在，當然也可以說歷史學是溝通未來與現在的橋梁——只不過那時的“未來”已是現在，現在卻又變成了“過去”。未來的發展變化雖然離不開歷史影響的因素，但現在的影響顯然更大——歷史的傳承經過現在的過濾而遺留到未來的因素遠比現在所遺留的為少，而現在的因素遺留到未來的則要大得多，因此，以研究過去為對象的歷史學家對未來的認知遠比以現在為研究對象的那些學科的學者的認知更少，其對未來的預測能力無疑要弱于研究現在的那些學科的學者。如對政治形勢發展的預測，政治學家強于歷史學家；對經濟形勢發展的預測，經濟學家強于歷史學家；對國際局勢發展的預測，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學家強于歷史學家；對戰爭局勢發展的預測，軍事學家強于歷史學家……不僅歷史學家不善于對未來進行預測，就是研究現實問題的專家學者要對未來做出準確預測也是難乎其難。歷史上曾有歷史學家進行預測的先例，總的來看個別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趨勢或走向的預測確有若合符節之處，但幾乎沒有歷史學家能對具體的歷史事件做出準確預測，像林肯遇刺、巴黎公社爆發、蘇聯解體、馬杜羅被擄之類的事件，沒有哪位歷史學家能做出準確預測。即便是像特朗普重新當選、何人獲得諾貝爾獎之類，要做出準確預測也有很大難度。似乎有經濟學家曾對經濟危機的爆發做出了預測，但也只是大概時間或者說其對趨勢的判斷比較準確而已，至于說經濟危機爆發的確定時間亦難以預測。

盡管如此，我也提出了這樣的看法：“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以作為現在和未來行動的指南，是人類不斷進步的最重要的途徑之一，也是人之為人的最不可忽視的因素。這不單是指人類群體——組織、社會或國家——對過往經驗教訓的吸取，而且也包括了個體的人對他自身以及他的生活環境中過往的經驗教訓的吸取，其中既有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也有得自書本和來自于祖輩口耳相傳的部分。”這似乎與歷史學家不具有預測能力的說法自相矛盾，其實不然。人類生活在由過去、現在和未來構成的時間之網中，或者說人是歷史性動物，這是人類與其他生物的根本區別。無論是個人還是人類群體，都從歷史走來，立足現在，再向未來走去，無論是有意識還是潛意識，人們都在反思過去的同時確定現在和未來的方向和目標，如果完全不考慮過去的經驗教訓就確定現在和未來的行動路徑，就只能看作是莽夫之勇。當然，過去帶給現在的既有經驗又有教訓，經驗就要發揚光大，教訓就要拋棄回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應該是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無論個人還是群體，如果沉陷在歷史的糟粕中而不能自拔，絕難輕裝上陣，開拓美好的未來。吸取歷史的經驗，主要是在思想觀念上提高認識，而不能亦步亦趨地唯古是從，畢竟現在的環境和形勢已非往昔，歷史上的復古改制都歸于失敗，就在于沒能認識到古今有別，機械地將古代的制度照搬到當下。

問：您追求“思想性、學術性和可讀性的統一”，并有意避免生僻術語。在理論著作中實現這種“文筆曉暢”，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這是否體現了您對史學大眾化的某種主張？

張金龍：思想性、學術性和可讀性的統一，可與劉知幾所言史學“三長”——“識”“學”“才”——相對應，也可以說是科學性與藝術性的統一，這既是評價一部史學著作的最高標準，也是一個史家畢生努力和追求的目標。文筆曉暢是可讀性的主要表現，正如章學誠所說：“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史之賴于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除非個別特殊的領域，味同嚼蠟的文字即便在科學性上沒有問題，卻不能看作是一部好的歷史作品。北宋初年編撰《冊府元龜》的史臣提出的“書法不隱，敘事可觀，研思覃精，間不容發”，其中“敘事可觀”即是指史著的文學性。杜維運述及“良史”的標準，說“文字表達，務求通達爾雅；思想發揮，不離事實馳騁”，也就是要具有史學作品所應該具有的藝術性。他認為《資治通鑒》是“良史”的典范，從“取材的廣博、考證的精確、剪裁的細致與文字潤飾的理想”諸方面體現出它是一部“睥睨世界”的編年史巨著。按照孟子所言“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可以說具有科學性的歷史論著實際上就已同時具有了藝術性——歷史學的美感。若不能達到“充實”的標準或者說準確性、科學性有缺的歷史論著也就不可能同時具備藝術性——即使文字表達力再強也不屬于歷史學的藝術性。謝林所說“科學也把藝術當作自己的官能”，與孟子之言具有相通性。錢大昕對趙翼著作的評價是把“博”和“精”放在前頭，體現的無疑還是學術性或科學性，而“論議”“識見”“體用”同樣也是側重于學術性或科學性、思想性，表明其評價一部史著的基本標準主要是看其學術水平或科學水平、思想水平的高低。

歷史學的藝術性或文學性是在科學性基礎上注重文字表達的順暢優美，正如蘭克所說，“一部歷史著作的主要要求是確保其真實性”“歷史著作的學術性是最重要的”，但“歷史著作還要能像最有造詣的文學作品那樣，給有教養有學識的讀者帶來同樣的愉悅”。“歷史學家的任務首先就是既要做到博學，又要做到有文采”，或者說“既要努力提高歷史著作的形式，也要提升歷史著作對真相的追求”。按照約翰·托什的說法，如果歷史學家的研究在專業、思想、想象力和文字運用上都能顯示出很高的天賦，則其撰寫的歷史著作必定是非常令人滿意的，能夠“將科學的理論和分析程序與藝術的想象力和優雅特征結合在一起”是其突出特點，這樣的著作無疑是科學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環視宇內，這樣的歷史著作自屬鳳毛麟角。蘭克和托什的說法和劉知幾、章學誠的主張如出一轍，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杰出史家的認知的共通性。我所追求的文筆曉暢也具有這樣的意涵，就是在不損害科學性或思想性、學術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可讀性。有一部分理論著作具有詰屈聱牙、晦澀難懂的表現形式，但更多的理論著作還是文筆曉暢，易于理解的。對于專業學者來說，專業論著的文字是否好讀并非多大問題，而普通讀者對晦澀難懂的著作就只能望而生畏，止步不前了。就我寫作的動機來說，的確是希望能有較多的學界同仁——尤其是青年學子——進行閱讀，即便不完全認同我的觀點和主張，也可依循我提出的論題或思路作進一步思考，或者是通過我所征引的眾多偉大思想家和學術大師的言論來體會、思索相關的理論問題，從而開闊視野，拓展思路。解決具體的學術問題當然是學術著作的首要目的，而如果在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上也能夠啟發其他研究者，或許更有利于推動學術的進步。當然，歷史著作的價值未必都能在當下就立竿見影地彰顯出來，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應該是一部史著的最大價值所在。

問：基于您“孤寂苦讀”的治學經歷和本次理論探索的體驗，您最想對踏入歷史研究領域的年輕一代說些什么？他們應如何構建屬于自己的“史料功底”與“理論視野”？

張金龍：持之以恒，循序漸進，不斷積累；博學慎思，辯難解惑，勤于寫作。

史料功底是基礎，理論視野是支柱，科學探索是建構，藝術表現是裝潢。合則有益，離則有損。

問：本書強調“融會貫通中西史學觀念和哲學思想”。在您看來，這種融合最核心的突破點或難點是什么？例如，書中如何協調中國傳統的“實事求是”與西方現代歷史哲學中的“建構性”認知？

張金龍：在前面的回答中對此略有所及。至于書中的事例則不勝枚舉。例如本書所論各題（大標題），正題以詩句的形式呈現，特別是其中孟浩然、杜甫和邵雍的詩句，反映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家和哲學家（思想家）的歷史觀，而副標題幾乎都是西方的哲學概念和史學觀念。關于具體理論問題的闡述和論證，可以說這種融會貫通的特質遍布全書，茲舉一例——一（十二）——以見一斑。在這一部分，我引證了六十多位作者的觀點、言說、詩句或有關經歷，其中包括歷史學、哲學、文學、社會學、經濟學以及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科學史、科學哲學、語言文字、書法等諸多領域，此外還將四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學學習的經歷作為事例進行討論。在旁征博引的同時進行解釋、辨析和批判，同時也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認識和判斷，并以堅實的證據作為支撐。

關于融合或融會貫通的難點，一言以蔽之，需要理論家具有廣博的學術積累，精審的學術判斷力和高超的綜合概括能力。首先當然是要明確融會貫通的對象，并且對它們有準確而透辟的了解和認知，繼而對它們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從而“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陳寅恪語），形成綜合判斷。陳寅恪關于“同情之了解”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論說，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但如果對西方史學觀念和哲學思想有所了解，便可明白這兩個觀念都來自他曾多年留學的德國思想界——主要是歷史哲學界，并非由其獨創。所謂“同情之了解”就是“移情理解”，這種方法不僅在西方近代史學（思想）界有著廣泛影響，在中國古典史學（思想）中也有悠久的傳統。孔子之道是由“忠”（中心）“恕”（如心）兩個范疇所構成，忠為體，恕為用，恕是忠的實現方式，恕的實現途徑即“以己及人”“推己及人”或“準己情以待人”。不僅在現實生活中需要去體現恕，而且對于歷史上的人其實也需要以這種心理進行認識和理解才能做到公正無妄。古人所言“尚友古人”“尚友千載前”，也就是“看史若身處其中”“觀史如身在其中”，亦即移情理解之法。正如張九成所說：“讀《論語》如對孔門圣賢，讀《孟子》如對孟子凝神靜慮，如目擊之。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上人矣。”狄爾泰所言精神科學的體驗之法，其師蘭克所說在歷史研究中“會見往日的英雄豪杰”，吉本說塔西佗、小普林尼、玉外納等古典作家“都是我所熟悉的老朋友”，很顯然也都是“尚友古人”之意。移情理解就是以感同身受的態度盡可能理解歷史發生的具體情境，以便更加客觀公正地認識歷史，可以說體現的即是實事求是的原則。然而，“一個人無法做到完全站到另外一個人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阿馬蒂亞·森語），處在不同歷史時空中的現在的歷史學家和已經成為過往的歷史中的人，兩者之間要形成完全相同的立場就更加不大可能，也就是說歷史學的移情理解實際上還是史家對歷史的建構。因此可以說，“實事求是”與“建構性”認知屬于一體兩面，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問：如果請您用一句話總結您心目中理想的歷史學或歷史學家應有的樣貌，這句話會是什么？

張金龍：我想用本書曾引用過的三句話來回答。

首先是孟子的一句話：“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或者趙翼的詩句：“千秋自有無窮眼，豈用爭名于一時。”（“名”亦可改為“利”）

或者謝林的一句話：“一切真實的東西，一切自在地看來公正的、美好的東西，就其本性而言都是永恒的，它們居于時間的正中心，與時間沒有任何關系。”

作者簡介：

張金龍，1965年生，甘肅甘谷人，首都師范大學燕京特設崗位講習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著有《歷史學通論》《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魏晉南北朝文獻叢稿》《北魏政治史研究》《北魏政治與制度論稿》《北魏政治史》（全九冊）《北魏社會經濟制度研究》《治亂興亡——軍權與南朝政權演進》《宋武帝傳》《唐前“兵部”尚書研究》《唐前太子衛率詹事制度研究》等書二十余部（冊），在《歷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哲》等刊發表論文百余篇，為點校本《南史》修訂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