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潛伏敵營19年，官職甚至比毛人鳳還高，暴露后用一塊木板逃走

如今再提起“范紀曼”這個名字，可能許多人聯想到的身份應該就是原上海戲劇學院的教授。不過，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曾是國民黨少將，甚至一度官職比毛人鳳還要高。

但在這些身份背后，有個身份，才是范紀曼一生真正的堅持：共產黨員。接下來，咱們就一起走進那段歷史，看看這位隱蔽戰線上的英雄故事吧。

1906年，范紀曼生在四川梁山（今梁平區）和林鄉的一個書香家庭。父親是省法政學堂畢業的讀書人，家里藏著不少舊書，但他小時候最惦記的，是十里外學堂里那個“稀罕物”：地球儀。

15歲那年，他聽說縣城學堂有這么個能看遍世界的球，揣著幾塊干糧，走了十幾里山路，蹲在學堂窗外看了一下午，直到先生把他叫進去，讓他摸了摸那個冰涼的球面。

那天晚上，他躺在山坡上，第一次琢磨“怎么讓摸到的‘中國’這塊地方好起來”。

19歲這年，他揣著家里湊的幾塊銀元，一路扒火車到了武漢，考上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那會兒的軍校宿舍擠得很，他和羅瑞卿擠一張木板床，晚上就著煤油燈聊《共產黨宣言》；陳賡總愛找他討教外語，說：“以后打鬼子，得知道敵人在說啥”。

在這里，他第一次讀到馬克思主義的書，像在霧里摸到了燈，以前覺得救中國是喊口號，現在知道，得有真法子。

1926年，經倪玫皋、杜儀介紹，他秘密入了黨。入黨那天，沒有儀式，就在軍校后山的樹林里，幾個人握了握手，說：“以后就是同志了，活著要干，死了也不能讓黨吃虧”。

沒過多久，北伐戰爭打響，他被分到葉挺獨立團當排長，在汀泗橋戰役里，子彈擦著胳膊過，他還是抱著炸藥包往前沖，最后腿被彈片劃傷，躺在擔架上還問“陣地守住了沒有”。

范紀曼腿傷還沒好利索，“四一二”政變就來了。上海的槍聲傳到武漢，組織讓他脫下軍裝，換了一身青布長衫，去上海搞地下交通。

臨走前，他給家里寫了封解除婚書。那時候他已經有了個未婚妻，叫冉正南，是同鄉，他怕自己出事連累人家。給父親的信里只寫了一句：“等革命成了，我回來給您磕頭。”

到了上海，他住在法租界的小弄堂里，白天是“做買賣的范老板”，晚上就去接頭點傳情報。

1930年，叛徒出賣了他，巡捕闖進家門時，他正把一份黨員名單往煤爐里塞，手被燙出了泡也沒停。在蘇州監獄里，敵人把老虎凳加了好幾塊磚，他也還是咬著牙說：“我就是個跑買賣的，不知道啥叫共產黨”。

幾個月后，因為沒證據，親友湊錢把他保了出來，可等他回上海，原來的地下組織已經被抄了，聯系人要么犧牲要么轉移，他成了“斷線的風箏”。

和組織失去了聯系，他也沒回老家，反而去了北平，考上北平大學。

冬天沒炭火，他裹著棉被在圖書館學俄語、德語、日語，單詞記不住就寫在手上，吃飯時也盯著看。同學于伶笑他 “快把外語吃進肚子里了”，可沒人知道，他是在為找組織鋪路。他想，多會一門外語，說不定哪天就能用上了呢。

還真讓他等著了。1932年，同鄉曹策（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被抓進北平草嵐子監獄，曹策的妻子找到范紀曼，哭著求他幫忙。

他想起黃埔同學陳恭澍在軍統北平站當站長，就硬著頭皮找過去。陳恭澍說“救你‘表弟’行，但你得幫我翻譯美國使館的材料”，他不知道，范紀曼要的就是這個機會。

那些材料里，藏著蔣介石和日本的軍事密約。范紀曼每天躲在出租屋里，白天給陳恭澍翻譯，晚上就抄一份，偷偷交給中共北平市東城區委書記冀丕揚。

有一次，他譯出日軍要突襲蘇聯張鼓峰的情報，連夜送到冀丕揚手里，情報轉去延安后，蘇聯紅軍提前部署，打退了日軍。冀丕揚拍著他的肩膀說：“你這外語，比槍還管用”。

抗戰勝利之后，范紀曼的潛伏生涯就到了最關鍵的階段，但他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

在旁人的介紹下，他進了國民黨國防部二廳，當上了駐滬國際組少將代理專員。這個時候的毛人鳳，還在武昌行營管檔案，見了他都得客客氣氣叫一聲“范專員”。

誰也不知道，這個穿著將軍府，嘴里能說一口流利外語的國民黨高官，其實早就把心扎在共產黨這邊了。

他在上海霞飛路的洋房里辦公，桌上擺著國民黨的機密文件，抽屜里卻藏著給地下黨的情報。為了不引人懷疑，他故意裝成“混日子的官”，開會時要么打瞌睡，要么說“這點小事不用我管”。

可一碰到關鍵情報，比如國民黨的兵力部署、特務計劃，他就暗暗記在腦子里，回家后連夜寫在薄紙上，卷成細條，塞在毛筆桿里，第2天讓妻子送到接頭點。

1948年遼沈戰役前，他截獲了蔣介石的密令：要把廖耀湘兵團的美式裝備全調往遼西。那天晚上，他借口家里有事，提前下班，把密令內容抄在煙盒紙上，裹在香煙里，送到四川路的一家書店。

書店老板是地下交通員，對方接過煙時，范紀曼說：“這煙得快點抽，別放壞了”這句話的意思是，情報緊急，必須連夜送出去。后來他才知道，這份情報讓東北野戰軍搶了先機，廖耀湘兵團的裝備剛運到遼西，就被解放軍截了。

除了送情報，他還救過不少同志。1947年，抗聯副總指揮楊樹田被關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組織讓他想辦法營救。他和另一位潛伏同志李時雨，穿上將軍服，拿著半真半假的“提人手續”，大搖大擺走進監獄。獄警看他們軍銜高，沒敢多問，楊樹田就這么被他們“提”了出來，上車后才知道，救他的是國民黨少將。

1949年3月，上海的春天還沒暖透，范紀曼栽了。有叛徒告密，說他是共產黨，他在17號碼頭交接蔣介石逃臺計劃時，被軍統特務當場抓住，關進了威海衛路147號的看守所。

特務沒少折磨他，甚至用鐵釘撬他的腳鐐。毛人鳳親自來審他，說：“只要你招了，少將照當，還能送你去臺灣”。他翻來覆去就一句話：“我就是個翻譯，懂什么情報？”

其實他心里清楚，敵人手里有份名單，寫的是“范紀滿”，和他的名字就差一個字，可敵人沒證據，卻還是判了他死刑，行刑日期定在4月11日。

他不能死。從1930年和組織斷線后，他的黨籍就沒了，這些年他沒重新入黨，就是等著有一天能恢復原來的黨籍。

在監獄里，范紀曼每天裝得奄奄一息，其實在偷偷觀察：廁所旁邊有堵矮墻，墻角堆著塊爛木板，大概兩米長，夠不夠搭個斜坡？他還藏了根鐵釘，是之前修木桌時偷偷留的，藏在褲腰的夾層里。

行刑前一晚，機會來了。他抱著肚子喊疼，說：“要上廁所”，看守被他磨得不耐煩，在門口打盹。他蹲在廁所里，用鐵釘一點一點磨腳鐐的鎖芯，手心全是汗，鎖“咔嗒”一聲開的時候，他差點激動得手都忍不住顫抖。

接著，他把爛木板卡在廁所和圍墻的夾道里，試了兩次，木板終于穩住了。

他縱身一躍，左小腿被墻頭的鐵刺劃開一道十幾厘米的口子，血順著褲管流，浸透了布鞋。他沒敢停，沿著弄堂跑，上海的巷子他熟，哪里有拐角，哪里有后門，他閉著眼都知道。

等看守所發現人沒了，吹著哨子搜捕時，他已經躲進了碼頭的倉庫，用煤灰抹了臉，裝成搬運工。第2天一早，上海解放的槍聲響了。他在倉庫里聽到廣播，蹲在地上哭了，終于活著等到這一天了。

后來地下黨找到他，交通員見了他又驚又喜，他還開玩笑：“閻王爺嫌我話多，把我攆回來了。”

上海解放之后，范紀曼并沒有閑著，他還是在幫組織清查潛伏的特務，還破了軍統特務焦建和的案子。

可黨籍問題，卻成了范紀曼心里一直都惦記的一個“大疙瘩”。當年介紹他入黨的倪玫皋、杜儀等同志都犧牲了，能證明他身份的人沒幾個，組織上只能說 “再等等，找證據”。

1955年，“潘楊事件”爆發，他也受了牽連，被判了20年刑。監獄里的日子苦，他沒抱怨過，每天在紙上寫“我是共產黨員范紀曼”，寫了厚厚一摞紙。

1975年出獄時，范紀曼頭發都白了，第一件事就是去組織部，手里攥著當年的入黨介紹信復印件，那是他從老家找出來的，紙都發黃了，不過字還能看清。

這時候，老戰友們沒忘了他。劉逸樵從北京寄來親筆信，里面夾著1932年他們一起搞情報的老照片；徐淡廬找遍了國防部的舊檔案，翻出當年范紀曼傳遞情報的登記冊；甚至日本外務省的舊電報原件里，都有“范紀曼翻譯情報”的記錄。這些材料堆在一起，有十幾厘米厚。

辦案人員后來回憶：“光那些親筆信和老照片，就夠證明他的身份了。”

1984年12月30日，組織部的人上門，給了他一張黨籍恢復通知書。他戴上老花鏡，一個字一個字地讀，讀到“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1925年入團時算起”，突然哭了。

那天晚上，他把通知書放在枕頭邊，一夜沒睡，就像當年在監獄里，盯著那塊爛木板一樣，盯著這張紙，這是他一輩子的念想。

1990年12月，范紀曼躺在上海的醫院里，已經說不出太多話了。他緊緊拉著女兒的手，指著家里的書柜，比劃著“捐出去”，那里是他一輩子的收藏。女兒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些東西要捐給學校，讓孩子們知道，現在的日子來得不容易。

他走的時候，枕頭邊放著一枚黨徽，是 1984 年恢復黨籍時發的，他天天都戴著。范紀曼這一輩子，雖然沒有帶兵打過什么輝煌的仗，也沒有當過多大的官，但他的貢獻，卻一點都不比那些將軍、干部們少。他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