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實在撐不下去,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個消息傳開,全世界都松了口氣。各國紛紛停火,忙著準備受降儀式。可偏偏有個國家特別強硬,不僅不接受部分日軍投降,還放出話:舉白旗也沒用,見到了該開槍還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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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人意料的是,后來清算二戰戰犯時,這個國家在東京審判中提交了一份多達100人的甲級戰犯名單,數量是中國的三倍以上。而排在名單首位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日本天皇裕仁。這個至今讓許多日本人想起來都心有余悸的國家,就是澳大利亞。平時看著溫和的澳大利亞,當年為啥對日本這么狠?
三筆血債刻入骨髓
二戰時,澳大利亞全國總人口才700萬,規模還比不上如今中國的一個二線城市。可就是這么一個人口不多的國家,卻硬是征召了近60萬人參軍。這意味著,當時每10個符合年齡的年輕人里,就有大約8個人穿上了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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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能做到全民皆兵,往往不是因為熱愛戰爭,而是被逼到了退無可退的絕境。日本當年對澳大利亞犯下的罪行,留下了三筆永遠無法被時間抹平的血債。
第一筆債,發生在馬來半島。1941年底,日軍攻勢猛烈,英澳聯軍一路潰敗,有13萬人被俘,其中包含了1.5萬名澳大利亞士兵。根據國際戰爭法,戰俘應受到人道對待,但日軍完全無視這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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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澳軍戰俘當牲口使喚,活埋、暴曬、甚至當成練刺刀的目標,怎么殘忍怎么來。最后,這些澳軍戰俘的死亡率超過 50%,遠高于盟軍戰俘的平均水平。消息傳回澳大利亞,全國上下徹底被激怒。
第二筆債,戰火直接燒到了澳大利亞的家門口。1942年2月19日,這個日子被澳大利亞人永遠銘記。日軍出動了242架飛機,對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港進行了持續轟炸。這是澳大利亞自建國以來,本土第一次遭受直接的軍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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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說當時炸死了上千人,其實根據達爾文港紀念館的檔案,確切死亡人數是 235 人。但日軍的行為性質極其惡劣,他們投下 81 噸炸彈,港口被炸得面目全非,醫院、郵局都沒能幸免。在那之后,日軍又發動了超過60次空襲,將達爾文港幾乎夷為廢墟。
第三筆債,和臭名昭著的死亡鐵路有關。日軍為了修建泰緬鐵路,抓了 10 萬戰俘當苦力,其中有 6000 多名澳大利亞士兵。鐵路修建在熱帶雨林里,那里蚊蟲滋生,瘧疾和霍亂等傳染病橫行。日軍不給足夠的食物,還逼著戰俘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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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傳言說的無一生還,但根據日本厚生省后來的統計,這 6000 多澳軍里,30% 的人都累死、病死在了工地上。這三筆血債加起來,澳大利亞人徹底紅了眼,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這仇必須報。
新幾內亞煉獄
帶著血海深仇,1943 年新幾內亞戰役打響,澳大利亞軍隊憋足了勁要報復。這場戰役,后來被日軍稱為人間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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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軍為了切斷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聯系,往新幾內亞島派了 15 萬兵力。他們原本想快速結束戰斗,卻遇上了兩個大麻煩:美軍的蛙跳戰術,還有澳大利亞軍隊的死磕到底。
美軍沒有選擇與日軍正面硬拼,而是重點切斷了他們的后勤補給線。這一招直接讓被困在島上的日軍陷入了絕境,糧食和藥品全部中斷了。這時候,負責地面進攻的澳軍登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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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軍的態度很明確:對于負隅頑抗、或是參與過虐殺戰俘的日軍,堅決不接受投降。在當時的戰斗環境下,這種界限漸漸變得模糊。但 15 萬日軍的主要死因,不是被澳軍打死,而是被惡劣的自然環境吞噬。
新幾內亞島高溫高濕,簡直是細菌的溫床。日軍躲在叢林的防空洞里,積水沒過腳脖子,身上長滿青苔,傷口潰爛后就會生蛆。戰后統計顯示,60% 的日軍死于瘧疾、腳氣病和叢林潰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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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糧的日子更難熬。一開始日軍還搶當地土著的糧食,后來土著都跑光了,他們只能挖樹根充饑。最后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情況,這是幸存日軍后來親口承認的。
這場戰役結束時,15 萬日軍里,活下來的只有兩萬左右,死亡率高達 87%。剩下的 13 萬人,要么爛在泥水里,要么消失在密林深處,成為日軍二戰中最慘烈的記憶。
東京審判硬剛到底
戰爭結束后,各國開始追責戰犯并商議賠償事宜。在這個問題上,澳大利亞的態度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硬和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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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東京審判開始前,各國都需要提交一份戰犯名單。美國列出了30人,中國列出了32人,而澳大利亞提交的甲級戰犯名單上,足足有100人。最讓人意外的是,他們列在名單首位的不是東條英機,而是當時的日本天皇裕仁。
澳大利亞人的想法很簡單:日本士兵打仗時,喊的口號都是為了天皇。所有罪行的源頭,都該算到天皇頭上。不能只讓下面的人受罰,領頭的卻安然無恙。這種態度,在當時的同盟國里是獨一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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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讓美國感到非常為難。美國要想實現對日本的長期占領和控制,就必須保住天皇這個象征。于是美國開始與澳大利亞談判,并做出了一些利益上的讓步。最終雙方達成妥協:美國同意讓澳大利亞人威廉·韋伯出任東京審判的首席法官,作為交換,澳大利亞則不再堅持要求審判天皇。
雖然最終沒能審判天皇,但澳大利亞在處理其他級別戰犯時卻毫不留情。根據統計,澳大利亞共處決了140名乙級和丙級戰犯,這個數量在所有同盟國中是最多的,甚至超過了中國處決的1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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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真實的例子能說明日軍有多怕澳大利亞。當時拉包爾島有 14 萬日軍投降,他們被澳軍打怕了,在等待接收時,主動給還沒登島的 3000 名澳軍修建了條件不錯的軍營,甚至蓋了游泳館。就為了留個好印象,少遭點罪。
踩旗警示 70 年
審判結束,恩怨并沒有就此翻篇。澳大利亞人用一種特別直接的方式,銘記著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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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過堪培拉的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會發現它的二戰展廳入口處有一個特別設計:地面上用光影投射著一面日本軍旗(旭日旗),每一位進館參觀的人,都必須從這面旗子的圖案上走過。
這招特別解氣。從 2013 年這個設計啟用開始,日本外務省多次提出抗議,說這是不尊重日本,要求撤掉。但澳大利亞的回復很干脆:不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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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人說,這不是為了羞辱誰,而是為了警示后人。那段歷史是血淋淋的,不能因為現在要做生意、搞經濟合作,就把過去的罪行給遺忘了。這個設計就是要明確地告訴所有人,侵略者最終會是什么下場——正義可能會來得晚一些,但永遠不會缺席。
澳大利亞的這種“歷史記性”,其實是在堅守歷史的公正。現在日本總有人想搞歷史修正主義,修改教科書、美化侵略,但在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面前,他們從來不敢做得太過分。因為日本人心里清楚,這個南半球的國家,攥著他們最慘痛的傷疤,而且絕不會給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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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澳大利亞對日本的強硬,不是野蠻報復,而是受害者歷經磨難后,對公道最樸素的維護。它時刻提醒著所有人:有些過錯能原諒,可有些罪行,一輩子都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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