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隱形兜底網：普通人安穩生活的底氣從何而來

很多人只看到中國城市的繁華，卻很少意識到：9.5 億城鎮常住人口的安穩生活背后，是一套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社會托底體系。

截至 2025 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約 9.5 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約 5.1 萬元，收入水平顯著高于農村。但城市生活成本高、大量農民工在城鄉之間往返流動，普通居民的生存壓力依然巨大。

如何為普通人兜底？中國的答案，是依靠公共事業補貼與國有資本介入，主動壓低交通、水務、電力等基礎民生成本，讓普通人在城市里站得住、活得穩。

中國的基礎設施世界一流，但很多人不知道：越是便民的公共服務，越在 “虧錢運行”。

在中國現實國情的背景下，如何為龐大的城鎮群體筑牢生存底線，我國主要依靠大規模的公用事業補貼和國有資本深度介入，通過降低交通、水務、電力等基礎民生服務與設施的價格，切實減輕城鎮居民的生活壓力。

關系到日常出行的高鐵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中國高鐵在規模和技術上均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建設和運營成本極高。從中國國家鐵路集團的經營情況來看，2022 年整體處于虧損狀態，2023 年和 2024 年僅實現微利，凈資產收益率大約只有 0.1%，基本處于不賺錢的狀態。

其中客運業務長期虧損，主要依靠貨運業務盈利，國鐵集團通過 “以貨補客” 的交叉補貼模式，維持著相對親民的票價水平。

國家對高鐵票價實行嚴格管控，同時保留了大量時速 250 公里的平價線路，讓普通人能夠真正用得起、坐得上。

城市地鐵同樣承擔著重要的民生功能。

對于大量居住在城郊、需要進城務工的低收入群體而言，地鐵是日常通勤的關鍵選擇。

在運營層面，只有上海等少數城市能夠實現微利、補貼較少，絕大多數城市的地鐵都依賴高額財政補貼，例如北京每年對地鐵的補貼約 250 億元，青島每年地鐵補貼約 90 億元，政府通過持續投入，將通勤成本控制在大眾可承受的范圍內。

上海雖然補貼金額相對較低，也通過土地等資源支持，幫助地鐵運營主體實現綜合平衡。

在居民用電方面，從市場化邏輯來看，居民用電負荷集中、供電成本更高，電價理應高于工商業用電，但我國采取了相反的定價機制，由工商業用電的較高電價，交叉補貼居民和農業用電，國家電網、南方電網長期承擔這一政策性任務，讓居民用電價格保持在較低水平。

在城市治理上，我國也走出了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路徑。

美國等國家的大城市，市中心老舊街區往往因為缺乏維護陷入 “破窗效應”，逐漸演變為貧民窟，犯罪率上升、富人外遷、房價下跌，形成難以逆轉的惡性循環。

而我國政府會投入巨額資金，對老舊城區進行免費改造升級。

以上海徐匯區為例，2021 年當地啟動 “三舊變三新” 老舊小區提升計劃，政府累計投入數百億元，對小區進行系統性改造，包括屋頂防水、外墻翻新、管線更換、加裝電梯、優化排水、提升綠化、重塑街區風貌等。

2022 年到 2024 年，徐匯區完成改造面積約 900 萬平方米，所有改造對居民免費，既改善了居住環境，也讓原本面臨貶值的老房子實現價值重估，避免了居民因搬遷背負新的房貸壓力。

在醫療保障領域，近年來我國的制度建設成效尤為顯著。

過去 “以藥養醫” 的模式正在發生深刻改變，目前我國已經搭建起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

一是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

二是 2015 年開始全面推行的大病保險，作為強制性普惠保障，合規醫療費用超過起付線后，報銷比例不低于 60% 且上不封頂；

三是各地陸續推出的惠民保，門檻低、價格便宜，每年僅需一兩百元，不限年齡和既往病史，有效彌補了基本醫保之外的高額自付部分。

更具突破性的是國家組織的藥品和醫用耗材集采，國家以最大單一買方的市場地位，與企業議價、以量換價，例如國產心臟支架從均價約 1.3 萬元降至 700 元左右，降幅接近 95%，大幅降低了家庭的醫療負擔。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在社會治理和風險處置中，始終將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群眾利益放在重要位置，這一價值取向貫穿于行政和司法體系的運行邏輯之中。

與西方社會更強調契約精神、嚴格按照合同處置破產和債務不同，我國在金融風險處置中帶有鮮明的底線思維和民生保護色彩。

在涉眾金融案件處置中，堅持小額優先的原則，例如河南四家村鎮銀行風險處置中，5 萬元以下的小額儲戶獲得優先兌付；海航控股破產重整時，10 萬元以下的普通債權人得到一次性現金全額清償，目的就是避免普通群眾因一次投資失誤陷入貧困。

在司法執行層面，我國充分保障被執行人的基本生存權，對于被執行人及其家屬的唯一住房，法院不能簡單拍賣處置，需要設置寬限期、提供臨時住房，或從拍賣款中預留 5 到 8 年的租金，最大限度避免群眾因債務問題流落街頭。

在房地產市場調整階段，國家將 “保交樓” 作為重要任務，通過專項借款推動項目復工，優先保障購房人收房，而非優先償付銀行抵押權。

2022 年至 2024 年，監管部門多次引導銀行，為受疫情影響、收入波動的人群提供最長三年的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期間不計罰息、不上征信。

央行還推出信用修復新政，對于 2020 年至 2025 年期間單筆逾期金額不超過 1 萬元、在規定時間內還清的非惡意違約行為，相關逾期信息可不再展示，為大量暫時遇到困難的群體打開重新回歸正常生活的通道。

對比來看，美國依托二戰后形成的全球體系紅利，通過集聚全球資源實現長期發展，但過度金融化和產業空心化，加劇了社會分化與階層撕裂。

而中國作為后發國家，依靠幾代人的辛勤勞動和高儲蓄積累，搭建起一整套注重長期穩定的社會托底機制，通過對關鍵民生服務和要素價格的調控，主動降低社會基礎生存成本，通過精準扶貧等再分配政策守護民生底線。

這種發展模式將人的安全與生存權置于資本增值之上，雖然在短期可能犧牲部分效率，但在長期能夠顯著增強社會韌性和凝聚力。

我們也應當客觀認識到，盡管我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但居民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仍有完善空間，居民消費潛力尚未完全釋放，獲得感仍有提升空間。

未來隨著 AI 等技術的普及，社會還將面臨新的就業壓力。

對此，國家在 “十五五” 規劃建議中已明確提出，未來五年要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例，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最終持續提升人民生活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