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港爭議帶來深刻警示

馮九飛

在2026年南半球的盛夏，達爾文港繁忙的貨運碼頭不僅承載著通往亞洲的鐵礦石與天然氣，更成為中澳關系中一條敏感的神經末梢。隨著阿爾巴尼斯政府近期高調宣布將不惜代價收回該港口經營權，這場原本在2015年被視為“99年契約”的純粹商業租賃，似乎正在走向一個轉折點。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框架下，西方國家將“國家安全”凌駕于傳統商業規則之上的一個典型案例。

回顧十年前，達爾文港的租賃是一場平等互惠的商業合作。彼時的北領地政府深陷財政赤字，急需外部資金注入以激活澳大利亞“北大門”的活力；而中國嵐橋集團憑借雄厚的基建運營能力和對亞洲貿易航線的理解，以5.06億澳元的價格贏得了這份長期租約。在那段被稱為中澳經貿“黃金期”的時間里，商業邏輯占據著主導地位。然而，時移世易，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操化以及AUKUS的深入推進，達爾文港的坐標被強行從“貿易中轉站”轉變成“軍事前哨”。在堪培拉的棋盤上，達爾文港是未來核潛艇在“印太海域”出沒的關鍵補給站，其附近的軍事基地部署有美軍兩千余名輪駐陸戰隊員。在這種高度“泛安全化”的敘事下，即便此前數次官方安全評估都未發現中資經營存在什么威脅，但在“預防性安全”的邏輯前，任何商業契約都顯得脆弱不堪。

更令外界玩味的是澳方最新表態發生的時機。根據最新披露的財務數據，達爾文港在嵐橋集團的苦心經營下，在上一財年成功扭虧為盈。據澳媒報道，中國駐澳大使肖千在2026年初的公開表態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澳方在港口虧損時租給外國公司，而在其開始盈利時卻想強制收回，這不是做生意的方式。這種過河拆橋的做法，無疑給澳大利亞一直標榜的“透明法治市場”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對于國際投資者而言，這釋放了一個危險的信號：在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的投資中，即使你遵守了每一項合同條款，即使你為當地帶來了繁榮，你的資產依然可能因為政治風向的轉變而面臨被行政收割的風險。

從政策走勢來看，澳政府目前似乎正陷入一種自我預設的困境。一方面，它必須通過強制收回港口來向華盛頓展示其作為美國盟友的“純粹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面對法律上的重重阻礙。嵐橋集團已明確表示不愿出售港口，這意味著堪培拉可能選擇動用聯邦層面的行政征收權力。如果該案被推向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澳政府將面臨基于未來近90年預期收益計算的天文數字賠償。這種“主權溢價”最終將由澳大利亞納稅人買單，其高昂的經濟代價正引發澳國內溫和派的憂慮。

面對澳方可能的“違約”，在法律層面，可支持相關企業啟動全方位的國際仲裁，這是在國際法框架下劃定“國家安全泛化”的財務代價，使違約成本高到令后續效仿者望而卻步。在經濟維度，達爾文港爭議已成為中澳貿易回暖過程中的一大減速帶。北京已經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如果商業信譽被政治意志踐踏，那么兩國在高端服務業、綠色能源礦產等領域的投資合作必將遭遇“信任寒流”。

更深層的應對之道，在于解構澳大利亞社會中存在的“中資等于威脅”的虛偽敘事。在未來的全球輿論場中，我們可視事件進展將達爾文港案例塑造為西方破壞全球供應鏈穩定性、踐踏契約精神的反面典型，從而建立起一套更具商業信用度的投資合作體系。同時，這也提醒我國企業，在未來的海外關鍵基建投資中，需要建立更為完備的政治風險對沖機制，包括引入第三方國際仲裁權、多元化股權結構以及戰略性的退出路徑設計。

?總而言之，達爾文港的爭議不僅關乎一座港口的控制權，更關乎國際商業規則的解釋權。如果堪培拉最終選擇以強權終結契約，它勢必失去商業信譽和市場穩定性，這或許是澳大利亞長期繁榮的難以承受之重。（作者單位：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