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歲自閉癥男童蒼山遇難五個月后：撤案、追問與未盡的真相

2026年1月，兒子王一凱意外去世近五個月后，郭凱的生活仍圍繞著同一個主題：追問真相。

“一凱媽媽”，是她在互聯網上更為人熟知的名字。去年8月，8歲自閉癥兒童王一凱在大理蒼山參加機構“明日之光”的戶外活動時走失。經當地公安、消防、救援隊及近3000名民間救援志愿者連續(xù)搜救四天五夜，他的遺體在蒼山一處山澗中被發(fā)現，已不幸遇難。（點擊跳轉此前報道《8歲自閉癥男童，參加戶外“獨立營”遇難》和《蒼山遇難8歲男童尸檢報告已出，追問仍未停止》）

尸檢鑒定意見顯示，死亡原因系在飲食、飲水嚴重不足的基礎上，因環(huán)境低溫導致低體溫性休克死亡。

然而對郭凱而言，事件遠未結束。

轉折點發(fā)生在2025年10月24日。她收到了大理市公安局出具的《撤銷案件決定書》。警方認為，機構老師的行為與孩子的死亡結果之間缺乏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決定撤銷該案。

這一紙決定，未能平息郭凱的疑問，反而將她推入了一場更為復雜和漫長的尋求真相之旅。

進展：撤銷案件與申請監(jiān)督

2025年5月，在北京嘗試了各種自閉癥干預機構收效甚微后，郭凱和丈夫將兒子王一凱送往云南大理的“明日之光”機構。該機構宣稱其“自然療法”能幫助自閉癥兒童改善社交和認知能力。

課程分為室內和戶外兩部分。戶外課程包括不同徒步路線，每周六天，每天上午進行。8月9日當天，4位老師帶領7個孩子前往蒼山。

家長群里的聊天記錄顯示，王一凱最后一次出現在照片中是上午9點55分。照片中有7個孩子，王一凱排在最后一個，身后還有兩位老師。

王一凱走失前的最后一張照片。受訪者供圖

約10點40分，老師發(fā)現王一凱不見了。兩位老師將其他孩子帶到護林站看護。另兩位老師上山尋找。自行尋找到下午1點多，他們去護林站查看監(jiān)控，被告知只有警方才能查看，兩人于下午1點43分報警。

這兩位老師，一位是大理本地人，也是機構內戶外課程的總負責人。另一位是王一凱的戶外主帶老師。

大理警方到場后發(fā)現，監(jiān)控只能照到大路，而王一凱徒步的地方，并未安裝監(jiān)控。

王一凱走失次日，大理當地成立“8·9”搜救工作組。搜救第五天，王一凱遺體被找到。

郭凱稱，走失次日市公安局曾以“失蹤”為由進行立案偵查。但去年10月24日，她收到了《撤銷案件決定書》。大理市公安局認為，涉事“明日之光”機構老師的行為與孩子的死亡結果之間缺乏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決定撤銷該案。

這意味著，針對王一凱死亡事件的刑事偵查，暫告一段落。

郭凱收到的撤案決定書。受訪者供圖

郭凱及其代理律師李帆和潘國振難以接受這一決定。他們認為，多項關鍵事實尚未查清：孩子具體走丟的路線是什么？直接責任人是誰？當天為何更改路線？為何未能達到承諾的師生配比？兒童失蹤報案不受24小時限制，為何在發(fā)現走失近3小時后才報警？尸檢報告未注明死亡時間，具體何時死亡？這些疑問，他們認為直接關系到責任認定。

10月27日，當地警方召開溝通會。蒼山派出所所長與副所長表示，發(fā)現遺體當天，偵查人員已對四名老師、機構負責人及最早發(fā)現遺體的志愿者分別訊問并進行筆錄，重點在于還原王一凱生前行動軌跡。

會上，郭凱和警方對“機構是否改變路線”產生分歧。警方的結論是，當天的路線從正向穿越變成反向穿越，不屬于改變路線。但郭凱表示，機構法人孫某峰曾告訴家屬，戶外課程負責人當天擅自將本來海拔為2100米的路線改為海拔為2400米的路線，且與其中兩位老師臨時起意，在下山途中帶孩子們采菌子。

郭凱表示，此前報名時，機構一直強調戶外路線是固定的。王一凱失蹤當天的徒步路線為“小岑峰線”。郭凱的丈夫帶孩子試課時親自走過，“很輕松，樹林不茂密，海拔也低，難度不大。”

被問及走失過程，大理警方表示，采完菌子下山途中，由于山路崎嶇，遇到岔路時，隊伍就分流了。但當時，前方隊伍仍能看見后方隊伍。前方帶隊老師以為王一凱在后方隊伍里，壓隊老師以為他在前方隊伍里，直至匯合才發(fā)現王一凱失蹤。

郭凱反問：在互相能看到對方隊伍的距離下，雙方都不知道少一個孩子，這難道不是帶隊老師的嚴重過失？警方未在會上明確答復。

王一凱走失當天，家長群里的照片，可以看出戶外活動區(qū)域地形較為復雜。

至于為何撤案，大理市公安局法制大隊副隊長給出兩點理由：一是機構老師帶領孩子進入蒼山的行為本身并不會導致王一凱死亡的危險結果發(fā)生，缺乏死亡危害結果的預見性；二是該行為與王一凱死亡結果的發(fā)生沒有直接因果關系。警方未對涉事的四名老師及兩名機構負責人采取強制措施。

針對第一點，李帆表示，老師帶王一凱去的區(qū)域屬于禁區(qū)，原則上不能進入。蒼山自然保護區(qū)明確劃分緩沖區(qū)、試驗區(qū)、核心區(qū)，王一凱遇難的試驗區(qū)外圍設有警示牌，載明該區(qū)域曾發(fā)生多起走失或死亡事件。老師帶孩子進入此高風險區(qū)域，理應預見危險。針對第二點，李帆強調：“是老師帶孩子進山，而非孩子自己要進山。”

蒼山的告示牌。受訪者供圖

溝通無果后，郭凱與律師先后向大理州公安局、云南省公安廳提出復議復核申請，最終都被批轉回大理市公安局，并得到“反映內容不屬實”的答復。與此同時，大理市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對“明日之光”的行政處罰結果為：因“未取得食品經營許可從事餐飲服務”及“服務不符合安全保障要求”，機構被罰款5萬元并吊銷營業(yè)執(zhí)照。郭凱表示，該結果無人主動告知，她申請公開案卷材料也被拒絕。

目前，擺在郭凱面前的法律途徑只剩下一條：向大理市人民檢察院申請立案監(jiān)督，請求檢察機關對警方的撤案決定進行審查。郭凱表示，要為兒子討回真相。

郭凱收到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答復書。受訪者供圖

選擇的困境

王一凱的悲劇，將自閉癥等特殊需求家庭所面臨的艱難選擇，以及“自然教育”“戶外研學”行業(yè)隱藏的風險，殘酷地置于公眾視野。

對于郭凱夫婦而言，選擇千里之外大理的“明日之光”，是一次“孤注一擲”。兒子2歲確診自閉癥后，六年間他們在北京嘗試了各種干預方法，花費約300萬元，效果卻有限。作為普通工薪家庭，經濟壓力巨大。“明日之光”負責人翟某峰以“通過自然療法改善了自己自閉癥兒子狀況”的故事，在家長圈中建立了一定影響力。試課時看到兒子露出笑容，讓郭凱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那種‘萬一有效’的迫切，外人很難體會。我們常說，寧愿試錯，不愿錯過。”

老房子里還放著王一凱的玩具。朱雅文 攝

然而這種選擇背后，是巨大的信息不對稱與監(jiān)管模糊地帶。

溝通會上，郭凱從警方處得知，王一凱在走失前一周，曾在同一路線上走失過一次。最后是他獨自走到大馬路，攔下一輛貨車，貨車司機將其送回機構。

“要不然我早就把孩子領回去了。出了這么嚴重的事情，我還會讓孩子在那里嗎？”郭凱說。

郭凱回憶，之前孩子曾在機構眼眶磕青，她得知此事后在群里詢問，老師態(tài)度冷淡，她要求換老師，此后感覺機構對兒子的態(tài)度轉冷。由于孩子無法表達，她也不敢多問，“老師會怎么對待孩子，家長都不知道。”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小彪表示，“前往特殊場地，面對特殊群體，帶隊老師本應有更高的注意義務，機構也應該有更完善的預案。”他提醒，家長在選擇此類機構時，務必核查其資質與安全保障措施，而機構則必須將生命安全置于首位，不能以“自然教育”“心靈成長”等名義模糊安全底線。

機構宣稱的“自然療愈”究竟屬于教育、康復還是旅游？其承諾的“1:1師資配比”和“固定路線”為何在執(zhí)行中能輕易被突破？事后家長們發(fā)現，“明日之光”的注冊經營范圍僅為“家政服務”。家長陳凌（化名）坦言，自己選擇機構時更相信同為家長的推薦，而非核查資質，“畢竟他們是親自去體驗過的”。

“明日之光”的戶外課程。圖源：公眾號“破壁者計劃”

更廣泛地看，王一凱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大理乃至全國，各類“自然研學”“戶外獨立營”蓬勃生長，但資質、安全標準與監(jiān)管卻嚴重滯后。曾為孩子報名大理獨立營的家長李美美（化名）發(fā)現，幾乎沒有機構主動出示資質證明，安全問題幾乎只涉及“是否買了保險”這些基本項。另一位家長陳雅琪（化名）則在報名時發(fā)現“大部分都不簽合同”。研學機構“層層轉包”“重營銷輕安全”的現象屢見不鮮。

有家長坦言，王一凱事件發(fā)生后產生疑慮：萬一研學中出現意外，到底誰才是孩子的具體責任人？

云南研學實踐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武志斌指出，此類活動法律屬性模糊，跨界“教育”與“旅游”，導致監(jiān)管責任不明。執(zhí)行層面的機構準入標準缺失，是監(jiān)管難的癥結。

漫長的等待

如今，距離王一凱遇難已過去近五個月。外公外婆因承受不住打擊，曾雙雙住院。郭凱夫婦則在北京與大理之間來回奔波，身心俱疲。

確認王一凱遇難后第二天，在當地政府協調下，翟某峰和孫某峰曾當面向郭凱丈夫道歉。政府希望雙方進行民事調解，但最終沒有成功。

去年11月1日，機構負責人翟某峰在自己運營的公眾號中首次回應：“從事發(fā)開始一直四處籌款，到處借錢，所籌款項，在未與家屬達成任何協議的情況下，協商過程中已將大幾十萬元的賠償款，分多次賠付給孩子家長。”

他表示，不包含機構出錢讓家長為孩子購買的意外保險理賠的二十萬元，他賠付給家長的錢已經超過五十萬元。“除賠償款外，事發(fā)后山上救援幾天購買的相關物資，為志愿者們提供餐食，以及孩子親屬來大理的酒店、食宿和提供車輛，支出也已接近十萬。”記者聯系到翟某峰了解細節(jié)，其回復“以公眾號文章為準”。

事件的許多細節(jié)，依然成謎。

關于王一凱具體的死亡時間，尸檢鑒定意見通知書上未予體現。在命案中，死亡時間是常見鑒定事項之一。撤案后，她向警方索要更詳細的尸檢報告，警方表示“能給的材料已經都給了”。郭凱認為，兒子的死亡時間至關重要。“假設王一凱當晚就去世了，那晚報警延誤的三個小時，就是救援的黃金時間。”

尸檢鑒定意見通知書。受訪者供圖

陳小彪表示，從王一凱走失到被老師發(fā)現，其中的時間差是評判老師是否盡到照護義務的關鍵。“若老師讓特殊孩子較長時間脫離視線，這是不應該的。”

針對網友詢問該案是否涉及過失致人死亡罪，他解釋，該罪的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但警方目前并沒有明確誰在走失當天負責照護王一凱。

郭凱的生活被徹底改變。她開始嘗試通過網絡直播講述兒子的故事，也被一些網友質疑甚至攻擊。但她沒有停止。對她而言，追責與賠償已非唯一目的，查明兒子生命最后幾個小時的真相，成了支撐她的執(zhí)念。

此前，很多人都曾勸郭凱生個二胎，這樣王一凱長大后有個伴兒。郭凱深思熟慮后，還是放棄了。夫妻倆的時間、精力和經濟，支撐不了兩個孩子的開銷。如果有了二胎，那對王一凱的干預和治療費用勢必要下降。

“我舍不得降低兒子的標準。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把一凱帶出來，我這輩子就算值了。”郭凱坦言。

“希望公安依法查明案件事實，若機構人員構成刑事犯罪，就要追責。”李帆表示。

“不只是我，當時那么多志愿者冒死營救，他們也在等待一個真相。”郭凱說。

她仍在等待檢察機關的答復，等待一個更清晰的說法。而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面，關于如何保障特殊兒童安全、如何規(guī)范新興教育業(yè)態(tài)、如何不讓類似悲劇重演的等待，同樣遠未結束。

郭凱為兒子在大理過生日做的KT板，現存放在王一凱生前生活的房子內。朱雅文 攝

（實習生黃佳瑜對此文亦有貢獻）

來源 | 解放日報

作者 | 朱雅文 實習生 馬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