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業第一性原理：唯有對抗公權力，律師才有存在的價值

中國民營企業家蘭世立對其律師“不盡職、不盡責”的憤怒控訴，撕開了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一道血淋淋的傷口。當他質疑“律師沒用”時，他實際上是在問：當律師不敢對抗抓我的人、關我的人時，我花錢請律師是在請一個幫兇嗎？

這不僅是蘭世立之問，也是時代之問。中國律師業正面臨一場“滅頂之災”，而危機的根源不在于市場萎縮，而在于“靈魂的閹割”。

我要明確地提出一個在中國語境下常被諱莫如深的觀點：

律師的天職，就是對抗國家，對抗公權力。

失去對抗性，律師就失去了存在的全部法理基礎。

一、法理本源：律師是“國家機器”的合法剎車片

在刑事訴訟的構造中，存在著一種絕對的不對等。

一方是龐大的國家機器（偵查權、公訴權、審判權），擁有合法的暴力手段、無限的調查資源和嚴密的組織體系；另一方是被束縛的個體，處于被剝奪自由、甚至生命的邊緣。

律師是做什么的？ 律師不是來配合國家查明真相的，不是來維護社會和諧的，更不是來幫助公權力“消化”案件的。 律師是被告人私權利的代言人，是國家公權力合法的“反對派”。

·天然的對抗性： 只要公訴人代表國家指控公民有罪，律師的職責就是（在法律范圍內）千方百計地證明公訴人的指控不能成立。

·對抗的必要性： 孟德斯鳩早已警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如果沒有律師作為對抗力量存在，公檢法就會形成封閉的“流水線”，任何錯誤都將在毫無阻力的情況下變成冤案。

如果律師不敢對抗偵查機關的逼供，不敢對抗公訴機關的指控，不敢對抗審判機關的預斷，那么律師就淪為了國家機器上的一個“裝飾性零件”。

二、文字之鑒：“獄”中失語，則文明崩塌

我們重讀那個古老的漢字——“獄”。

在金文的圖景中，“獄”字左右是兩只撕咬的犬，中間是一個“言”，本意是“訴訟、訴爭”的意思。我猜，后來大概是因為“文字獄”一詞，成為關押人的地方。但這揭示了司法公正最原始的幾何結構：三角形結構。

·左邊的犬： 代表國家公權力（控方），它兇猛、強大，負責追訴。

·右邊的犬： 代表被告人及其律師（辯方），它必須同樣具備野性，負責防御和反擊。

·中間的言： 代表通過對抗產生的“真理”與“正義”。

蘭世立的悲劇，以及無數中國當事人的悲劇在于：右邊那只犬，被馴化了。

當律師被馴化為不敢叫、不敢咬的寵物，甚至為了討好“主人”而反過來勸說當事人認罪認罰時，中間那個代表文明和辯護的“言”字就消失了。“獄”字退化成了單純的暴力監禁。

沒有對抗，就沒有“獄”（訴訟），只有“刑”（處罰）。

三、歷史與現實：“訟師”是順民，律師是戰士

為何中國律師業今日深陷泥潭？因為我們至今未能完成從“訟師”到“律師”的基因突變。

·訟師的邏輯是“依附”： 明、清、民國的訟師，依附于衙門，依靠行賄和人情勾兌來解決問題。他們是政權豢養的寄生蟲，是權力的掮客。在他們眼中，對抗官府是取死之道，唯有“搞定關系”才是生存法則。

·律師的邏輯是“制衡”： 現代律師制度源自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制度，建立在《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之上。該原則的核心精神是——律師必須獨立于國家，必須能夠自由地挑戰公權力而不受報復。

《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n the Role of Lawyers），由1990年在聯合國第八屆預防犯罪和罪犯處理大會通過，并由大會備忘錄確認，是國際社會首次全面系統地概括律師在保障司法公正、人權保障中的地位與權利義務的文件。比如：

(一) 基本定位：律師是保障公平審判的重要組成部分

該原則把律師定位為：

司法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indispensable role）

公平審判的制度性保障（guarantee of fair trial）

人權保護的執行者（human rights defenders）

核心思想：一個國家的司法公正、程序正義，必然取決于律師能否獨立履職。

（二） 律師的獨立性與不受干涉的權利

1. 不受任何政府、機構或第三方干擾（No interference）

律師不得因履行職責而受到：

恐嚇

干擾

報復

不合理限制

2. 律師必須能夠獨立執業（Independence）

律師有權：

自由接受委托；

自主調查和辯護；

參與司法程序而不受行政機關的任意干預；

在職業協會中自由活動。

3. 律師不得因代理“不受歡迎的當事人或觀點”而受懲罰（No punishment for unpopular causes）

實務意義：如果律師因代理敏感案件、跨地區案件、涉及公共利益等而受到不當行為（限制會見、調查阻礙等），可引用此原則。多國法院、人權委員會以此作為判斷國家是否“侵犯司法獨立”的依據。

（三）對國家的義務要求（State Obligations）

該原則不僅是針對律師的，也是對政府的要求：

國家必須制定制度保護律師安全與獨立

必須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系統

必須確保律師協會獨立運作

不得任意取消或吊銷律師資格

必須懲處針對律師的暴力與恐嚇

實務意義：

? 有關行政機關不得任意調查律師、扣留證件、限制會見。

? 適用于——律師受到威脅、打擊報復、恐嚇時的法律論證。

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敢于死磕、敢于拍桌子對抗公權力的“真律師”，往往被視為“刺頭”，甚至面臨執業風險；而那些長袖善舞、甚至作為“第二公訴人”配合政權辦案的“偽律師”，卻被奉為座上賓，賺得盆滿缽滿。

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正在從根本上消解律師行業的公信力。蘭世立罵的，正是這些披著法袍的掮客。

四、存亡之秋：如果不讓對抗，要律師何用？

我們必須誠實地回答蘭世立的問題：律師還有用嗎？

如果律師的作用僅僅是：

1.傳遞文件；

2.做心理疏導；

3.勸當事人認罪以換取輕判（哪怕當事人是無辜的）；

4.配合法庭走完程序。

那么，律師毫無用處。 這種工作，一臺設置好程序的AI，或者一個監獄管教人員就能完成。

律師唯一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對抗”。 在于當強大的國家機器碾壓而來時，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大喝一聲：“且慢！程序違法！證據不足！”

·對抗是忠誠的最高形式： 律師通過對抗公權力，迫使公權力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迫使每一個判決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才是對法律真正的忠誠。

·對抗是職業的生命線： 如果不允許律師對抗，或者律師自我閹割放棄對抗，那么“辯護制度”就成了“表演制度”。

五、結語：為了不成為“花瓶”

中國律師業的未來，不在于創收多少個億，也不在于律所規模多大。而在于我們是否敢于重拾那把“對抗之劍”。

蘭世立的批評雖刺耳，但卻是一劑猛藥。它提醒我們：律師不是政權的附庸，不是和諧的裝飾品。 律師，是法治社會里，那個被授權合法地、理性地、堅決地與國家公權力“唱反調”的人。

若失去了這份對抗的勇氣與能力，律師業不僅會迎來存亡危機，更將實質性死亡——哪怕從業者再多，也只是一群無足輕重的“食腐者”。

真律師，必須對抗！

作者：莊玉武律師，中國政法大學畢業，以刑事辯護、行政訴訟為主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