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暫的旅游，是打工人的暫停鍵，但旅游，你說了算嗎？

如今再談旅行文學，像是打撈一份已失落的意義。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旅行是一種解綁，解除如肢體器官一般的“互聯”，宣告特定時間段內的暫緩，不必再對“延后”感到抱歉，宣告一部分自我，這份喘息讓置身其中的吸引力遠高于閱讀他方。因而旅行文學在近15年間，從鼎盛到平緩，再到如今向著帶有社科屬性的飽滿寫作或在地書寫落定，這是一條健康的發展曲線，畢竟，人類還是要在一切“新”和他方里，尋找舊有的、自我的答案，這是線性時間遺落的規則，今日之疑問，只能向前走，只能回頭看、往深處看。

當然，文學本身即旅程，無論對于書寫者還是閱讀者，我們都在借助文學跳離地心，前往內心所持的理想之地。本期邀請譯者鐘娜、青年作家孔孔以及青年學者葉怡雯，談一談她們視角下的旅行與文學，也借此留下一份希冀：“當你出發，前往伊薩卡，愿你的道路漫長。”

——主持人：楊爽（理想國華語文學館主編）

視覺中國 圖

旅行，你說了算嗎？

葉怡雯

旅行最動人的地方在于流動，旅行者從熟稔的日常之地去往未知的陌生之境，從而擺脫既有的認知局限，獲得觀察世界的嶄新目光，去體驗那些打破生命庸常的“驚奇時刻”。

在中國，旅行的傳統古已有之，明清時尤盛。當時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富庶，再加上運河貫通，交通便捷，商務往來頻繁，有錢有閑的旅行人士便多了。書坊大量刊刻南戲、傳奇和通俗小說，“三言二拍”中有不少以旅行為背景的作品。萬歷年間羅懋登所撰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就是以鄭和下西洋為背景的長篇神魔想象小說。

在18世紀的歐洲，一些精明的出版商推出不少海外游記。傳教士、外交官、水手、勞工等各種人以切身的經歷為素材寫作旅行故事。學者張德明在《旅行文學十講》中寫道：“18世紀英國出版了大約2000本航海敘事作品。國王喬治三世手邊經常放著這類著作的漂亮的復本。”

時至今日，人類對旅行依舊保持著這份熱愛。這從旅行文學的暢銷、旅行類短視頻的火爆中就能看出來，“勇闖索馬里”“行走阿富汗”“穿越阿勒山”“探秘金字塔神秘內部”“走進與世隔絕的孤島”……這些充滿獵奇色彩的短視頻常常在點擊量上一騎絕塵。究其根本，無非是因為它把人們對世界的想象具象化了，把人們心中的渴望放大了：世界本應是粗糲而鮮活的，生命不該囿于辦公室，困在日日重復的既定軌跡里。于是，越來越多的人不滿足于視頻“云游”，身體力行地走向世界各地。節后復工，彼此寒暄起來，第一句往往會問“上哪兒玩了”，不論親疏遠近，絲滑好用。大家似乎默認了一個邏輯，長久地加班之后，必須醞釀一次“出行”。“出行”是一個暫停鍵，是對于重復的打斷，是一個長句子的氣口。人們需要呼吸，需要呼吸陌生世界里的新鮮氧氣，以便支撐接下來日復一日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說，旅行作為制氧機，已經成為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長期工作—間歇旅游”式的循環共同構成了大部分當代打工人的生活常態。

故而，旅行在當下的語境中，不是古典時代中國文人的宦游，或歐洲青年貴族的“壯游”（Grand Tour）。它近似于一種“出走”的沖動——對于枯燥單調的日常進行突圍的渴望——如投石入寂湖，為的是聽那打破凝滯的砰然聲響。同時，它也是維持高效工作的權宜之計，在旅行中釋放自我，重建自我，用續好的電量來應付下一周期的工作。由此不難看出，現代人的旅行，在未出發時就已經擺動在非功利與功利之間了。在硬擠出來的短則三五天，長則十天半月的旅行中，我們真的能沉浸其中，獨立自由地支配自己嗎？答案恐怕不樂觀。

大概有不少人在地鐵口、高鐵站或是機場大廳，看到過一些詼諧的畫面：背著雙肩包的打工人突然打開電腦一頓操作，或者抱著電腦一路狂奔，身手敏捷。我印象中有一次去景區爬山，山頂視野開闊，有一處俯瞰取景視角不錯，大家嘈雜著擠在一處景觀位等拍照。一位大哥蹲在旁邊打開電腦，物我兩忘，淡定辦公，也算是能人異士了。這樣看來，一些人的旅行，連“短暫地抽離”都很難達成。你以為你逃去外地做自己了，其實你一直是被支配的，走得再遠也得干活。旅行只是身體的遷移，支配你的身份還是個打工人。

當然，對于很多人而言，擁有一個不被打擾的假期，是可以實現的。可即便如此，我們就能真正地放松自我了嗎？查路線、訂賓館、算開支，希望以盡量少的預算實現最大的價值。這種對于資源優化配置的安排仍是重復工作的思路，所以，你依然在工具理性的牢籠里。你的旅行看似是對日常的背離與出走，但實際上你還是“牛馬”——自己的“牛馬”。當然，可以把這個工作交給旅行團，那么你就進入了被動式的走馬觀花，你的主體意志讓位于路線最優化、成本最低化、效益最大化，這和你在工作中被分配、被調遣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吊詭之處出現，旅行看似是對于日常生活的逃逸，但實際上，它在踐行、鞏固日常生活的邏輯。

相對上班的打工人而言，不上班的旅行作家可算自由多了，他們在旅行中能心無掛礙地做自己嗎？

旅行作家劉子超在《失落的衛星》里記錄了他的中亞五國紀行，他格外關注當地人的生命狀態，筆法克制，文本凝練，同時還兼顧中亞悠久歷史與游牧文化，狠下了一番功夫。但我讀的時候，總能感到一種嚴肅文學趣味帶來的束縛，顯得不夠自由，似乎每位出場的人物都要派上用場。人成了等待被處理的素材，哪怕是白描、淡淡幾筆勾勒，似乎也透著審視與揣度。這大概是因為發掘與篩選寫作素材，是他旅行中一直要處理的問題，所以不自覺地就把這種緊繃感帶入行文氣息中了。

而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中流露出的記者職業自覺更顯直白有趣。這本書一半寫亞非大陸旅行紀略，一半寫希羅多德《歷史》的讀后感。希羅多德是他的精神旅伴，也是工作方法論的參照。作為記者，他好奇于希羅多德如何收集史實，也會在簡略的史筆處追問現場細節。比如當薛西斯的王后割下弟妹瑪西斯特斯的鼻耳唇舌，卡普欽斯基關心的是：行刑是緩慢進行的嗎？她是否嘶吼掙扎？宮廷護衛是冷漠地摁住她還是挑逗地竊笑？

讀完這兩本書，我并不覺得旅行作家自由，即便人在途中，創作焦慮也會內化于心。畢竟寫作是不容易的，卡普欽斯基在書中援引托馬斯·曼的話“作家就是寫作起來比其他人更困難的人”，去駁斥那些輕視寫作難度的人，大概是因為感同身受。林語堂在《論游覽》中所提倡的“忘其身之所在”的流浪者的快樂，在現代社會近于幻夢。不過，如果不那么較真，春日賞櫻、秋日觀楓，真的會讓人心情很好呢！至于操控你的“遠方的暴政”（劉擎語），如何在心理上與之相處，你仍是做得了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