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跑去福建晉江磁灶鎮，往蘇垵村北面的半山坡上一站，你會看到一座明代古墓。
這墓地如今看著挺寒磣，個頭還沒兩米半高，寬度連一米都不到，早些年兵荒馬亂的時候，還被人禍害過。
可怪的是，每年到了日子，總有一撥又一撥的人，大老遠跑來磕頭燒紙。
碑上刻著一行字：“皇明都督虛江俞公墓”。
在這兒長眠的，就是大明朝跟戚繼光平起平坐、令倭寇聞風喪膽的“俞龍”——俞大猷。
但這處顯得有些落魄的墳頭，恰恰把他這輩子最尷尬的死穴給暴露了：這人是個頂尖的打仗好手，是個純粹的“技術流”，可偏偏在那個彎彎繞繞的官場里，死活學不會怎么當個“聰明人”。
回頭看他這幾十年，四次起家，四次跌落。
這真不是老天爺不賞飯吃，而是每回到了岔路口，他都硬是挑了那條最硌腳的路走。
1535年，俞大猷32歲，人生的第一道坎兒來了。
他家里世代做官，老爹沒了以后，他頂了百戶的缺，后來又憑本事考上了武舉人，一紙調令把他發到了金門當千戶。
那會兒的金門簡直就是個火藥桶，老百姓性子烈，動不動就操家伙打群架。
俞大猷一到任，立馬整頓治安，安撫人心，沒費多大勁就把地面上收拾得服服帖帖。
還沒等喘口氣，海盜來了。
碰上這種事，一般的武官心里都有本譜：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別捅婁子，上面怎么說我就怎么動。
可俞大猷腦回路不一樣。
他把敵情摸透了，肚子里早就有了一整套收拾海盜的絕活。
于是，他干了一件在同僚看來簡直是“腦子進水”的事——越級寫信。
他直接給當時的僉都御史陳伍山遞了個折子，把怎么破敵講得頭頭是道。
在俞大猷看來，這事兒得按“打仗的理”來算：我有招能滅了賊寇，為了朝廷，我得張這個嘴。
下場可想而知。
陳伍山壓根沒正眼瞧他的計策，反倒氣得跳腳，直接扣了個“犯上”的帽子，把他的官帽擼了，還按在地上結結實實打了一頓板子。
一腔子熱血，換來屁股開花外加丟了飯碗。
這是俞大猷頭一回栽跟頭。
換個圓滑點的，這時候早就該琢磨過味兒來了：在大明朝混飯吃，會做人遠比會干事要緊。
可俞大猷偏不信這個邪。
沒了官做，俞大猷就回老家教后生們舞刀弄劍。
好在真金不怕火煉，兵部尚書毛伯溫打安南的時候，無意中相中了這塊料，把名字記在了心里。
到了1542年，機會來了。
蒙古那邊的俺答汗帶著兵馬殺進山西，嘉靖皇帝急得直轉圈，發榜向天下招攬能打仗的人。
這時候，擺在俞大猷面前的是第二個岔路口：去，還是不去？
去，就得離家萬里，跑到北邊去喝西北風、拼老命；不去，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日子也能過。
俞大猷連個磕巴都沒打，提筆就給毛伯溫寫信自薦。
毛伯溫也痛快，轉手就把他推給了當時的宣大總督翟鵬。
等到了宣大總督府，有意思的事兒發生了。
翟鵬對俞大猷那是相當客氣。
不光好酒好菜招待，還整天拉著他聊兵法，甚至還自掏腰包給他銀子花。
按說碰上這種好領導，俞大猷該知足了。
只要老老實實聽喝，混個幾年資歷，升官發財那是板上釘釘的事。
可日子一長，俞大猷品出不對味兒來了：翟鵬對他客氣歸客氣，可兵權是一丁點不給，隊伍不讓他帶，仗也不讓他打。
翟鵬心里的算盤打得響：養著你個名士充充門面還行，真讓你個南方書生去指揮北方那幫驕兵悍將？
萬一出事誰負責？
俞大猷心里又開始算賬了：賴在這兒，有面子有票子，可報國無門；走人，前途渺茫，但起碼對得起自己這一身功夫。
他又一次干了件“傻事”：辭職不干了。
這一走，翟鵬臉上掛不住，俞大猷自己也再一次成了無業游民。
得虧毛伯溫是個真懂行的伯樂。
聽說俞大猷撂挑子了，沒怪他不懂事，反倒又推了他一把，讓他去做了漳州守備。
這回，俞大猷算是把機會死死攥住了。
1546年，海賊康老鬧事。
俞大猷親自定計策，帶著兵馬沖上去，干凈利落地把這幫禍害給端了。
靠著實打實的戰績，他一路升到了廣東都司僉書，后來又調到浙江寧波、臺州那邊當了參將。
誰知道，老天爺就像是故意逗他玩似的。
剛在抗倭前線打出點名堂，把倭寇收拾得服服帖帖，他又讓人給告黑狀了。
這回更慘，直接被發配到山西大同去充軍。
1562年，俞大猷調任福建總兵。
就在這兒，他碰上了那個跟他名字綁了一輩子的搭檔——戚繼光。
“俞龍戚虎”，這倆人聯手，總算是把東南沿海的倭寇給掃平了。
在這段日子里，其實最能看出俞大猷這人的心胸。
那會兒俞大猷是老資格，戚繼光算是后起之秀。
可在一塊兒打仗的時候，俞大猷從來不擺老資格，怎么配合好就怎么來。
他那支“俞家軍”跟“戚家軍”一塊兒，成了大明朝的一道鐵閘。
仗打完了，功勞立下了，俞大猷也老了。
到了晚年，因為常年在外頭拼命，俞大猷落了一身病。
這時候，他跟朝廷提了人生最后一個愿望：我想退休回家。
為了這事，他連著上了三道折子。
按理說，一個七十多歲、立下赫赫戰功的老將想回家養老，朝廷怎么也得給點面子，讓人家安享晚年。
可大明朝廷的回復冷冰冰就兩個字：不準。
為啥？
因為這筆賬朝廷算得太精了：俞大猷就是一把好使得很的快刀。
既然還能砍人，干嘛要收進庫房里落灰？
至于這把刀會不會崩口、會不會斷，那不是當官的優先考慮的事。
沒轍，這位老人只能拖著病怏怏的身子，死撐著繼續干。
1579年，77歲的俞大猷病得起不來床。
家里人請了大夫，可人已經油盡燈枯，救不回來了。
這位一輩子四起四落、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名將，最后硬是累死在了任上。
他走完了自己這傳奇的一輩子，沒死在敵人的刀口下，卻把自己耗干在了守了一輩子的崗位上。
俞大猷這一閉眼，朝廷那邊似乎才覺得有點虧心。
又是追贈左都督，又是給謚號“武襄”，還賜了祭葬。
這兩個字的謚號，“武”是承認他的本事，“襄”是認可他的功勞。
家里人把他埋在了晉江磁灶鎮蘇垵村北面。
墳地靠著山，用的是結結實實的花崗巖。
回頭瞅瞅俞大猷這輩子，他其實一直都沒變過。
從32歲那年冒著殺頭的風險上書，到77歲累死在任上，他骨子里始終是個純粹的軍人。
他搞不懂官場那些彎彎繞，也看不上那些鉆營的手段。
在那個講究人情世故的年頭，他顯得格格不入，所以才會四次跌落谷底，才會屢次被人陷害。
但也正是因為這股子純粹勁兒，當倭寇殺過來、當國家有難的時候，他才是那個真正能頂得住的人。
雖說沒有那些王侯將相的陵墓氣派，但每年那些大老遠趕來祭拜的人證明了一件事：
歷史留下的賬本，跟官場那本爛賬，算出來的結果壓根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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