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詩坪｜秦王為何拔不出劍？李開元與歷史拼圖法

《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李開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紀文景，2025年8月出版，376頁，78.00元

歷史學敘事傳統的復興

從希羅多德到司馬遷，歷史學誕生初期，先賢的著作都以敘事見長。但近現代之后，先發國家的歷史學發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英美等國，德高望重的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教授仍愿意以普通讀者為目標群體，寫作通俗歷史。此種通俗寫作也獲得“公眾史學”等新稱呼，如著名漢學家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一書，就曾經榮登《紐約時報》閱讀榜單。除了著述面向普通讀者的暢銷通俗讀物之外，英美等國教授還經常通過參與紀錄片拍攝等方式，向公眾介紹他們擅長領域的歷史，可以名利雙收。相比之下，以德國為代表的歐陸學術界對通俗歷史寫作的態度完全不同。學富五車的歐陸教授，一方面認為撰寫通俗歷史著作、參與面向大眾的歷史紀錄片拍攝是“掉價”的行為，會有損自己嚴肅學者的公眾形象和在學術界的聲譽，另一方面也對同業英美學者通過公眾史學賺錢“羨慕嫉妒恨”。

中國學術界前些年的主流態度與歐陸學界相近。幾年前，第一屆“文景歷史寫作獎”得主之一王元崇很好地概括了這種態度：學術寫作和通俗寫作之間有著楚河漢界般的清晰界線，一般讀者基本看不懂學術界的專業論文，歷史學者本身通常也很少關注不同領域的論文。這兩條界線使得史學研究與普通公眾的隔閡越來越大。王元崇還一針見血指出，“從秦漢到明清，中國以前的知識分子并沒有專門寫論文的，游記也好，日記也好，他們什么都寫”。他還提到了一個隱形的鄙視鏈：“有很多人天然認為大學教師不應該涉足面對公眾的寫作，因為那樣會被看作不務正業。”

早在千禧年前后，田余慶先生的高足李開元就有過與王元崇相似的困惑。在完成博士論文《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后，他感到自己與活生生的歷史、活生生的人越來越遠了。在他看來，研究和敘事是承載歷史學的兩個車輪，缺一不可，而當時學術界的主流過于看重研究。于是他決定效法司馬遷，重新為歷史學舉起敘事的大旗，讓歷史恢復鮮活的血肉與人文魅力。

在二十年前，這種現在大家都習以為常的觀念顯得過于前衛，和主流格格不入。有熟人甚至和他打趣道，“你怎么‘淪落’到去寫通俗讀物了呢”。好在李開元意志堅定，目標明確，隨后的十多年里他相繼寫作了《秦謎》和“秦漢三部曲”《秦崩》《楚亡》《漢興》，這些作品在口碑和市場上都收獲頗豐。但另一方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李開元都是孤獨的。他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有一段時間里“職業歷史學家集體放棄了書寫歷史的公共責任，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一度只能由媒體人或歷史愛好者來填補”。

隨著十多年前以甲骨文和汗青堂為代表的出版品牌開始引入國外史學通俗作品，大家才發現歷史寫作還有這么多未被挖掘的寶藏角落。英美學術界敘事與研究并重，引進作品更是以敘事史居多，國內學術界看待通俗歷史寫作與歐陸學界相近的舊觀念，隨之受到極大沖擊。越來越多的學院派學者都開始投身歷史敘事寫作，誕生了《漫長的余生》《隳三都》等一系列面向普通讀者的通俗史佳作。世紀文景也應時而動，針對通俗歷史寫作設立了“文景歷史寫作獎”，進一步促進了通俗歷史寫作熱潮。歷史學界學術寫作和通俗寫作之間曾經涇渭分明的界線也逐漸變得模糊起來。

羅新著《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

現在，國內學術界已基本形成共識，面向公眾的歷史寫作應當兼具學術性和公共性。用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北成的話來說，所謂“學術性”，是指呈現能夠得到學界認可的研究，包括主題和方法的創新、史料的征用和開掘；所謂“公共性”，是指適合非專業讀者的可讀性，一部優秀作品應該在論述方式、結構和文字方面有令人稱道之處?！躲娜肌纷髡咧芩汲稍醒?，他之所以喜歡歷史，不是因為抽象的原則、高深的術語，而是因為在這片星球上生活過的先人，他們創造的業績、他們的所思所想、痛苦和幸福——這是他面對歷史時最為之感動的東西。一位參評“文景歷史寫作獎”的學者感慨，通俗寫作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所學所思分享出來，與更多的讀者對話；但他的論文寫出來之后，加上期刊的評審老師和編輯，真正看到論文的也沒有幾個人。歷史學者楊斌的話從另一個角度闡釋了這種分野的消失。楊斌認為自己的寫作一直是學術寫作，但他始終提醒自己，“雖然我們學術寫作有自己的規范、套路和格式，但還是要說人話，所以我無論是寫期刊論文也好，寫專著也好，都盡量說大白話”。

周思成著《隳三都：蒙古滅金圍城史》

在這種新共識初步形成之前，李開元就曾頂住各種非議甚至嘲笑，在恢復歷史學敘事傳統、面向普通大眾書寫的道路上，堅持前行了十多年。他從學術研究轉型歷史敘事的代表作，便是《秦謎：重新發現秦始皇》。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李開元多次將推理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和寫作里。

歷史研究中的“拼圖法”

《秦謎》出版后，李開元曾就此書與田余慶先生有過一次對話：“他說我發現你就是在做推想嘛，你經常做推想。我說，田先生，你也推想。田先生笑了。田先生說自己的推想比較小，在兩個指頭之間，之后他做了一個幅度很大的手勢——‘但你推想的范圍有這么大，你的跨度也很大’?！睂τ诶蠋煹脑捳Z和歷史研究中推理方法的應用，李開元是如此理解的：“實際上，歷史學都是在做推想，區別在于大家的尺度大小以及合理程度的高低。我不是說我的推想就一定是正確的。將來如果有新的材料和證據出現，可以來證實我，也可能會證偽我。如果被證偽了，那我就承認我錯了，再做修正。如此一來，我們可以一點點逼近歷史真實。”“在史料缺失的地方，進行合理的推測和構筑，是逼近歷史真實的有力武器?！?/p>

或許一部分讀者和學者仍對歷史研究中的推理方法使用持謹慎的保留態度。但在歐美古典學界，當學者因為年代久遠、記載缺乏、文物有限等原因，難以構建完整而令人信服的敘事時，通過推理填補史料缺失的部分，來完成敘事的整體構筑、實現閉環，早已是頗為常見的治學方法。推理的重點不在于呈現歷史的想象之真實，而在于揭示人類發展路徑的可能性。推理于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不但在公眾史學寫作領域早已普及，即使在最艱深硬核的純學術領域也有頗多經典案例。如以威廉·塔恩（W. W. Tarn）和弗蘭克·霍爾特（Frank L. Holt）為代表的古典學學者，對中亞和印度希臘化社區進行研究的諸多方法，本質上都離不開合理的推理。此外，一部分深受歐美學術界熏陶的海外中國學者，也用類似的方法寫作了不少專業作品，其中最經典的便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系教授李峰寫作的《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

李峰著《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

從公元前四世紀后期到公元一世紀初，中亞和印度的希臘人王國作為獨立勢力存續了近四個世紀。公元前二世紀中期帕提亞（安息）崛起并占據伊朗高原后，這些孤懸中亞、南亞的希臘人王國與地中海東岸的希臘羅馬世界基本斷絕了聯系。直至一百多年前，我們只能在古典時代希臘羅馬作者留下的只言片語中找到這一群體的行跡，且這種記載往往都是可靠性存疑的二手信息。當威廉·塔恩開始對中亞和印度地區的希臘人歷史開啟研究時，除了古典時代作者留下的資料，他只能參考當時數量有限的出土文物和錢幣。塔恩把希臘羅馬古典學者的有限記載和已出土的文物錢幣相結合，通過穿插驗證來確定其研究的主線和時間線。即使如此，他可掌握的素材仍然顯得匱乏，無法完成一部整體性的著作。于是塔恩只能借助大量合理的推理，與自己對古典著作的理解和考古成果串聯起來，最終完成了基石性巨著《巴克特里亞與印度的希臘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尚無中文譯本）。這本書讓我們首次看到中亞與印度希臘人社區歷史的全貌，即使其中部分“開腦洞”性質的猜測略帶個人色彩。后世學者的進一步考古和研究成果，證實塔恩的大部分推斷是先見之明，當然書中難免也有小部分推理被考古證偽。但無論如何，塔恩的研究方法極具創見性和前瞻性，在更多的考古證據出土之前，已為我們勾畫出中亞和印度希臘人社區的全貌?；魻柼貏t在中亞希臘人社區考古新成果的基礎上，推翻了部分古典著作中的傳統觀點。新的考古表明，亞歷山大死后中亞希臘人的十幾個主要定居點中，只有木鹿城（Merv）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被游牧民族摧毀，其他殖民地安然無恙。他由此推翻了著名古代史家狄奧多羅斯“馬其頓人殺掉了所有叛亂的中亞希臘人”的說法，并重新解讀了狄奧多羅斯所引用的馬其頓人原始軍令，認為馬其頓人殺掉的是一支嘩變的希臘雇傭軍，而原本就定居中亞諸城的希臘人則都被強制遣送回了各自的城市。從塔恩到霍爾特，希臘化研究中最頂級學者的治學方法，都離不開結合考古成果的推理。

威廉·塔恩著《巴克特里亞與印度的希臘人》

李峰和李開元都曾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松丸道雄先生門下深造，學習青銅器與古文。李峰后來又赴美國讀博，并最終成為西方中國早期研究的重要學者。李峰的求學經歷，使得他既能掌握歐美學界的先進研究理念，又能避免部分歐美漢學家在觀念和思維模式上的文化隔閡。他用高超的技巧，在《西周的滅亡》這部經典學術著作中，參照古代傳世文獻和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結合新發現的青銅器銘文和其它考古資料，同樣使用推理方法，十分合理地還原了西周末年的歷史。西周時期的史料十分稀缺，傳世文獻、銘文和考古成果加起來仍然少得可憐，李峰在他的著述中也大量使用了“可能”“也許”“大概”等表達不確定性的詞語，這一方面表明他的嚴謹，另一方面也說明相關研究之艱難。李峰最大化利用已有資料，完全摒棄“厲王、幽王道德墮落導致亡國”之類的傳統論調，如庖丁解牛般向我們解析西周后期周王畿附近逐步惡化的地緣環境，以及周宣王為代表的后幾任君主如何無力回天，已堪比塔恩、霍爾特的宗師風范。正如塔恩的研究一樣，未來新的考古成果將證明李峰大部分推理的正確性，偶爾也會證偽或者修正他的一些推理，但這一切都不能損毀《西周的滅亡》的學術價值，亦可證明合理推理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李開元的《秦謎》雖是面向大眾的通俗寫作，但其中的核心思路，卻和塔恩、霍爾特、李峰等學者極為專業的學術研究不謀而合：結合新的考古成果，對《史記》等原始典籍尋章摘句，并輔以符合史學邏輯的合理推理，重新勾勒、解讀和演繹一段原始記載較為缺乏的歷史。這種創新性研究思路提供了讓人信服的新視野，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歷史的可能性，李開元在《秦謎》中將其命名為“拼圖法”。

2026年新版《秦謎：重新發現秦始皇》

李開元在《秦謎》成功之后又一鼓作氣，寫下了“秦漢三部曲”《秦崩》《楚亡》《漢興》。這三部聚焦秦亡漢興的歷史作品有著細致的考證、緊密銜接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畫，再加上他對《史記》的獨到解讀和效仿司馬遷現場考察的實地紀聞，使讀者很容易進入歷史場景，并給讀者留出豐富的想象空間。

通俗歷史讀物中的“假設”

隨著《秦謎》和“秦漢三部曲”《秦崩》《楚亡》《漢興》持續熱銷，李開元所構筑的“秦漢宇宙”已經頗為完善。然而《秦謎》初版是2009年的事，近年來新的考古成果不斷涌現，如《秦謎》書中解析的“楚考烈王無子”公案主角楚考烈王墓葬被發掘，又如推翻了昌平君名字假設的新里耶秦簡出土。于是李開元一方面基于相關考古新成果，對《秦謎》多次增補，另一方面以荊軻刺秦王事件為核心，把自己近年來的一些新思考匯編起來，出版了新作《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

李開元的“秦漢三部曲”

《刺秦》是《秦謎》的絕佳延伸與拓展，對前作未能涉及的許多“角落”進行了擴展和補充。在《秦謎》一書中，李開元首先辨析了“呂不韋是秦始皇生父”的真偽，并結合同時代楚王宮的一起近似案例，對這一流言的炮制者進行了推測。在這一基礎上，《秦謎》為我們梳理了戰國后期秦國宮廷錯綜復雜的權力結構和多變的秦楚關系，詳細還原曾經臨危受命、領銜帶兵平定嫪毐之亂的神秘人物“昌平君”的具體身份和行跡。李開元還進一步提出幾個問題并給出解答：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大一統”皇帝的秦始皇，為何從來沒看到過皇后的記載？秦始皇有無正妻？秦始皇晚年為何對長子扶蘇頗為冷淡，打發去北方前線，卻寵愛另一個兒子胡亥，巡行時都帶在身邊？在這本書中，我們能領略到秦帝國后宮的風云詭譎和勾心斗角，也可以更容易理解秦始皇好猜忌的性格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顧名思義，《刺秦》這本書的核心篇章當然是荊軻刺秦王這一事件。李開元引用了日本史學家宮崎市定的研究，指出《史記·刺客列傳》繪聲繪色描述這次事件的相關段落充滿了口語，當來源于某位在場者的口述，并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最終將口述者鎖定為御醫夏無且。導演陸川曾向李開元請教，刺殺事件中秦王無法拔劍、左右高喊“王負劍”這一段，實際拍攝中技術上無法做到，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開元雖未能當場解答，卻一直思考著這個疑問的可能答案，直到他在上海偶遇著名文物學家孫機先生。孫機先生向他介紹了秦漢時普遍流行的“璏式佩劍法”：劍被近乎“豎插”佩在腰間，并且往往還要系住，防止劍身滑出或者誤傷。如果劍身很長，緊急情況下確實難以迅速將劍取下拔出，因為非戰時佩劍的裝飾性遠多于實用性。在孫機先生解答的基礎上，李開元在書中輔以圖片，解決了這一困惑大家許多年的疑問。李開元還介紹了刺殺事件中的諸多細節，如燕太子和荊軻刺秦的具體計劃，秦舞陽應當和實際扮演的角色，并且從“尉繚說秦王”展開，對秦始皇的外貌和性格進行了重新分析。

孫機1985年論文《玉具劍與璏式佩劍法》中的插圖

在解析完刺秦事件本身后，李開元還特意寫了“假如荊軻刺死了秦始皇”的章節，對秦始皇萬一遇刺局勢會如何發展做了有趣推演，這在國內學者的歷史著作中幾乎不會見到，算得上頗為獨特的地方?！凹僭O”不同于基于史實和文物的推理，原則上不會在純學術作品中出現。但在通俗歷史作品中，“假設”能讓讀者聯想更多的歷史可能性，因此也有不少歐美頂尖學者使用。如美國康奈爾大學歷史與西洋古典學教授、古代軍事史頂級專家巴里·施特勞斯（Barry Strauss），他的著作已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索恩”叢書引進出版。這位學者在寫作《斯巴達克斯之戰》《特洛伊戰爭》等原始史料較為缺乏的通俗歷史作品時，除了同樣經常被迫用推理填補空白外，也非常喜歡運用假設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李開元在《刺秦》中關于秦始皇萬一遇刺后局勢發展的假設，并沒有過分放飛自己的想象力，而更像是從一個新角度切入，對荊軻入秦前后秦國內部權力結構清晰明確解讀，還有類似兵棋的分析和推演。

巴里·施特勞斯著《特洛伊戰爭》

《刺秦》后半部分，李開元從《諫逐客書》入手，對秦帝國滅亡原因進行了一番新的探討。從春秋時代的百里奚到戰國時代的商鞅、張儀和范雎，秦國一直有著重用客卿的傳統，書中稱之為“任人唯賢”，但這只是秦國高官選拔政策的一小部分。“任人唯親”也就是任用宗室、外戚，仍然是春秋戰國時代秦國高官選拔的主流，這兩者一直是一個同時存在、互相制衡的有機整體。但秦始皇自己早年的經歷，尤其是宗室（異母弟成蟜）、外戚（昌平君）乃至親生母親趙姬對自己的背叛，加上他統一天下后的過度自負，使得成為皇帝后的秦始皇向“任人唯賢”一邊倒，只任用與自己沒有血緣關系的親信大臣。我們未曾看到宗室和外戚在秦帝國統一后的出仕記錄，王氏、蒙氏等軍功貴族也都沒有自己的封地。于是，一旦李斯、趙高等臣子掌握了中樞權柄，博士淳于越勸秦始皇分封時候所說的“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便不幸成了預言。同時，因為秦始皇不分封宗室，在關東廣大新征服地區就只能強力推行單一郡縣制，于是秦帝國在這些地區的統治基礎異常薄弱，一旦形勢有變，這些關東郡縣的行政體系就迅速走向崩潰，與中樞權柄的失控一起，成為秦朝速亡的原因。

李開元進一步結合彭小瑜教授《“雖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目前”》和馮天瑜先生《“封建”考論》等研究，以及社會學家渠敬東教授《中國傳統社會的雙軌治理體系：封建與郡縣之辨》對封建與郡縣在社會學意義上的對比與考察，總結了秦朝統一天下后速亡的歷史教訓。最后，李開元還在“外篇”對鴻門宴的更多細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總的來說，《刺秦》既有對荊軻刺秦王這一事件的重現和解析，又有對秦帝國統一天下后速亡原因的深層思考。對于包括筆者在內的諸多《秦謎》讀者而言，這本書中加入的諸多《秦謎》相關內容的延伸與拓展，更像是許多年前歷史探險的再次延續。基于《秦謎》改編的電視劇將于明年正式開播，必然將更多人帶入到這個“秦漢宇宙”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