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2年11月下旬，蘇北鹽城的一片野松林里，寒風卷著枯葉。
一聲槍響打破了寂靜。
動靜不大，噗的一聲，像是悶雷。
翻開這人的履歷，你挑不出半點毛病。
贛南出來的老底子，兩萬五千里長征走過來了，還在陳毅手底下干過，業務能力沒得挑，政治背景比蒸餾水還干凈。
可粟裕殺起人來，連眼睛都沒眨一下，甚至連個像樣的公審大會都沒開。
這事兒做得這么絕，是因為就在半天前，要不是那盒不起眼的香煙擺到了粟裕的案頭，蘇中軍分區的整個指揮中樞，差點就讓日本人給連鍋端了。
這不僅是幾條人命的事，背后藏著的，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情報暗戰。
咱得把時間條往回拉，說說那個煙盒。
11月12日一大早，蘇中軍分區的聯絡點來了個十四五歲的半大孩子。
穿得破破爛爛，凍得直哆嗦，扔下一句話：“這是施先生的煙。”
這一路簡直是跟閻王爺賽跑。
煙盒先到了黃橋，緊接著騎兵接力，把馬跑得口吐白沫，才送到了鹽城南郊八灘——粟裕的司令部就在這兒。
粟裕掀開蓋子。
煙還是那幾根煙，沒人動過。
蹊蹺在盒蓋反面。
有人用鉛筆在那兒描了個畫。
沒寫字，也沒標地點，就畫了個耳機子，后面拖著根彎彎曲曲的線。
外行看這玩意兒，八成以為是哪家熊孩子的涂鴉。
可粟裕邊上的無線電參謀湊過去一瞧，臉當場就白了：“壞了。
這畫的是B-2型耳機，蘇聯貨，只有南線的電報科才有這裝備。”
粟裕盯著那個煙盒，腦子轉得飛快。
施亞夫是何許人也？
那是咱們插在汪偽心臟里的一把尖刀，混到了偽軍第七師的中將師長。
這么一位在狼窩里跳舞的主兒，冒著掉腦袋的風險送出來的不是鬼子的掃蕩圖，也不是兵力表，偏偏是個耳機。
這啥意思？
意思是外頭沒毛病，毛病出在咱自己屋里。
意思是日本人的耳朵，早就貼到了新四軍的嘴巴邊上。
那會兒粟裕的處境，說是在懸崖邊上跳舞都不為過。
按老規矩，葉飛走的路線是：靖江南渡，經海安，回江都。
這條道兒平時走慣了，沿途全是咱們的根據地或者游擊區，按理說比保險箱還安全。
可要是電臺漏了底呢？
粟裕沒找人商量，也沒發電報請示，當場拍板下了兩道死命令。
頭一道，給騎兵連：“別管馬死活，務必把葉飛追回來，讓他們原地掉頭，改走鹽城北線。”
第二道，給作戰科：“全軍所有電臺，馬上關機。
誰也不許發報，全面靜默。”
這招其實是步險棋。
打仗的時候搞無線電靜默，等于把指揮部變成了瞎子和啞巴。
萬一這時候鬼子摸上來，部隊就是一盤散沙。
但粟裕是在賭。
他賭的是，只要自己把嘴閉上，日本人立馬就得變成聾子。
騎兵連那幫兄弟也是拼了命，跑死了好幾匹馬，終于在凌晨四點，在江都東邊把葉飛給截住了。
這會兒，葉飛那幫人離鬼子的伏擊圈，也就剩下幾個鐘頭的腳程。
要是粟裕當時稍微遲疑個把小時，或者想“先查查清楚”，蘇中軍分區的半壁江山怕是都要折進去。
火燒眉毛的事兒解決了，回過頭來就得清理門戶。
粟裕的眼神，冷冰冰地釘在了電報科身上。
那個畫耳機的施亞夫，其實就在幾天前的11月上旬，剛參加完鬼子的一場“清鄉”動員會。
會上，日軍南通的一把手小林信男狂得沒邊。
這個老鬼子拿著指揮棒在地圖上劃拉。
他嘴里蹦出一句日語，聽得施亞夫后背直冒冷氣：“這回清鄉，咱不抓大頭兵，專門抓當官的。”
緊接著，他在地圖上勾了幾條紅道道。
每一條，都跟新四軍高層的返程路線嚴絲合縫。
施亞夫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哪是偵察啊，這是開了天眼了。
連幾點過哪條河都掐得準準的？
只有一種解釋：咱們這邊剛用電臺布置完任務，日本人那邊就聽了個滿耳。
而且，他們連密碼都破了。
施亞夫不敢寫字。
在鬼子眼皮底下，稍微帶點字的紙條要是被搜出來，立馬就是個死。
他只能畫畫。
他把寶都押在了粟裕能看懂這幅畫上。
粟裕還真就看懂了，而且想得比施亞夫還要深一層。
通常來說，電臺監聽頂多能測出你在哪塊區域，或者破譯點簡單的明碼電報。
但這回不對勁。
葉飛的路線是核心機密，用的那是高級加密。
如果日本人能實時掌握，說明只有一種可能：要么密碼本被人偷了，要么發報的人就是鬼子。
粟裕讓人把電報科28個人的花名冊拿來。
老資格，技術大拿，平時話也不多。
可偏偏就是這個“老資格”，成了最大的嫌疑對象。
那會兒電報科分工細著呢。
譯電的只管翻，發報的只管敲。
能同時摸到底稿、拿著密碼本，還有權改發報格式的人，除了科長沒別人。
抓人是在半夜動的手。
最后，在墻角夾層的一個破皮包里，翻出個要命的東西：一本印著“陸軍第五通信隊”編號的日軍密碼本。
鐵證如山。
問他圖啥，他就吐了兩個字：“怕死。”
說來也挺諷刺。
一個爬過雪山草地硬漢，沒死在國民黨的槍林彈雨里，最后卻跪在了日本人的恐嚇跟前。
1940年，他在南昌當護士的親妹妹讓日本憲兵隊給逮了。
打1941年起，他就成了日軍插在新四軍大本營里的一根“毒刺”。
這小子精得很，知道直接發明碼電報那是找死。
這種細微的手腳，自己人聽著就是信號不好，可受過特訓的日軍監聽臺一聽就懂。
繳獲的那個密碼本上記著呢：“X點發報，呼叫Y點，確認為軍分區目標。”
怪不得日軍的伏擊圈能精確到十米以內。
粟裕看完口供，把本子往桌上一摔。
第二天下午，直接槍斃。
粟裕心里清楚，殺人容易，補漏難。
他在電報科立了三條死規矩：
頭一條，發報必須兩個人互相盯著，誰也別想單獨干；
第二條，密碼本歸主官隨身帶，誰敢復印拍照直接抓；
第三條，密鑰格式由總部統一發，一個月換一回。
這三條看著是行政命令，其實是把“人性”這玩意兒從制度里剔出去了。
在情報戰場上，沒誰是絕對靠得住的，只有流程才是鐵打的。
原本那個28人的電報科，一口氣調走了22個，基本換了一茬人。
粟裕后來感慨過：“電報科這地方，比前線戰壕還兇險。”
前線那是明刀明槍，這兒全是背后捅刀子。
至于那個送情報的施亞夫，他在敵營里一直潛伏到了抗戰勝利。
1942年那個冬天，他靠著一盒香煙，把蘇中軍分區的指揮層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可他自己，依然每天都在刀尖上過日子。
他在后來的回憶錄里，很少吹噓自己多能耐，只提到了那種透不過氣的壓抑。
他說：“從我收第一份電報那天起，我就知道早晚得死人。
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死。”
這話聽著滲人，可這就是情報戰的底色。
在這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上，決定生死的往往不是千軍萬馬的沖殺，而是一個眼神、一張畫著耳機的廢紙，和一個指揮官在一瞬間做出的生死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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