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顧誠先生

2003年6月27日上午11點45分，我最后一次進入先生的急救病房，與一位工作人員把先生抬到推車上，護送先生到太平間。我清楚地記得，4月7日上午，我與另一位醫護人員一起，抱著先生的頭，把他放在這張病床上。那時先生還在努力地微笑，我堅信先生會治好病走出醫院的，因為在入院前的那天晚上，他還親口對我說：“根據病情，估計把你送畢業還是沒有問題的。”

認識先生比較早。1994年9月，即將碩士畢業的我，慕于先生學識，登門拜訪，表示希望報考他的研究生，先生表示了歡迎。后終因家庭和工作原因放棄報考，留校從事教學工作。當時即寫信給先生解釋原因，誠請他的原諒。先生回信說，如果僅是不能報考，大可不必道歉，但他擔心我工作以后，可能會走彎路。果如先生所言，此后的教學和教研并不遂心愿。七年后，我還是別妻離子，再一次走進了先生的書房。望著先生微笑的面容，嗅著先生書房里堆積如山的書香，我依稀看到了希望。

沒有想到，本有可能幸運地成為先生開門博士弟子的我，卻不幸成了先生的關門弟子；沒有想到，兩年的短暫經歷，既有刻骨銘心的痛，也有彌足珍貴的愛。在兩年的學習時間里，聆聽先生的教誨，品味先生的道德文章，感悟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與方法，淡泊名利的身體力行，以及他的崇高品格和科學精神，化成我一生享用不盡的財富。

做學問先學會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

先生要求他的學生要做到最基本的兩點：一是誠實，二是用功。隨先生學習，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匯報學習，他會利用不同的話題，反復強調要誠實做人。入學后不久，學界爆出國內知名學府的青年學者抄襲事件。先生平淡地說，抄襲問題，看似學風問題，其實是做人問題，做人最起碼的品德是誠實，要尊重別人的勞動，引用別人的東西，就必須明確標示出來，剽竊是絕不允許的。學習過程中，先生只要發現學生言談舉止間稍有偏差，就會嚴肅正告。

先生本人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說，本著對讀者負責的態度，書中引用史料“雖在摘錄時經過核對，力求準確，也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誤”,他鄭重地提醒讀者：“如果有人未見原書而從本書中轉引史料，請注明引自本書。這不僅是著作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對讀者負責和學術上良心的體現。”書中所引資料均一一注明——即便是尚未發表過的、年輕的地方學人的論文打印稿，如曹錦炎、王小紅的《南明官印集釋》——顯示出先生高尚的史德。

先生還給我講過《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文章發表后的一則故事。該文“前言”中有一句話說：“沈萬三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近年來，更掀起了一股沈萬三熱，他住家的地方周莊——今屬太倉市，成為旅游勝地。”(《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文章發表后，一位讀者來信說：周莊并不屬于太倉市，而是蘇州昆山市下轄的一個鎮，他就是當地人。先生說，收到信后，他很是吃驚，因為那是自己查過地圖以后寫上去的，怎么會出錯呢?自己反復回憶校稿時的情形，情況可能是：當時，他打開地圖冊去翻看周莊資料，看完周莊那一頁(昆山市),又在另一頁(太倉市)上多看了幾眼，然后合上地圖就寫上了太倉市。先生馬上給那位讀者回封信表示感謝。先生說：“真理比臉子更重要，錯了就要承認。”在學生面前講到自己的錯誤，先生是那樣的坦誠，讓人深受教育。

2002年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為紀念建校一百周年，計劃編輯出版論文集《史學論衡》,先生的論文《明帝國的疆土管理制度》(原文刊于《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收錄其中。他自己校對一遍后，讓我幫助再校對一遍。我發現，有一條引自《明實錄》的材料明顯有誤。“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九十二畝零”,稿件注釋為“《明孝宗實錄》卷八”,而正確的注釋應該是“《明孝宗實錄》卷一九四，《明武宗實錄》卷八”。這處錯誤的原因有可能是：最初發表時，在排版、打印過程中，漏掉了中間的“一九四，《明武宗實錄》卷”幾個字。先生接到我的電話后，略微停頓，說：“那肯定是錯了，改過來。”(在顧先生治喪期間，我與梁志勝師兄聊起此事，他說，他讀書期間在學校期刊室翻看《歷史研究》1989年合訂本時，這處錯誤有顧先生用鉛筆改正的筆跡，看來先生此前已經注意到了這處錯誤。)先生后來告訴我，一個人不可能不犯錯誤，錯了，就要承認并一定改正過來。

板凳需坐十年冷，奈得寂寞方得真

先生招收研究生，必講坐冷板凳的功夫，做學問非刻苦不行。他會利用各種方式對學生加以考查，最主要的方式是每隔三至四周到家里匯報學習。先生聽完，看似隨意地問幾個問題，就能發現是否偷懶，學習方式是否得當。一次，我談及自己來自河南，對明清時期本地的材料稍下點工夫。先生隨口問：“你家在商丘，商丘在明代是彰德府吧?”我說“是歸德，彰德在豫北”;先生接著又問：“明代河南都司衛所旗軍的份地是多少畝?”我說“五十畝”。先生馬上言辭嚴峻起來：“你從哪里看的?”我說是從當代人寫的一本專著上。先生嚴肅地指出：“研究明代河南的衛所，不看當時當地的方志，只看現代人的著作是不行的。成化《河南總志》看了沒有?嘉靖本和順治本《河南通志》看沒有?你去查一查這三個版本的志書，看一看河南都司的衛所份地到底是多少!”先生接著說，研究歷史問題，前提是對材料的挖掘與利用，讀書一定要多看原始材料。他說，明清史料浩如煙海，有待于挖掘的新材料還多得很，不要認為沒有新材料了，這一點，他在寫《明末農民戰爭》和《南明史》時就是深有體會的。先生說，做他的學生，如果不去研讀大量原始材料，用一些所謂“理論”做框架，填充一些二三手的材料就想畢業，那是不可能的。

先生強調，做學問非甘于寂寞、肯下苦功夫不可。先生言傳身教，常云自己過去經常騎一輛二八自行車出入圖書館，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只帶一個冷饅頭充饑。冬天寒冷，雙手被凍得麻木，常常會到馬路邊的商店里，借火爐取取暖。先生喜歡晚上看書，凌晨五點才在安眠藥的輔助下入睡，中午時分起床，吃些點心，然后又開始看書。2002年的冬天，癌細胞已轉移到腿上，走路已很困難，先生還要抽時間到學校庫本閱覽室看書，下午2:00入館，一直到晚上7:30分左右回家(北師大的庫本閱覽室是從早8:00至晚上10:00通開的),吃過晚飯，與師母一起看一會電視，再接著看書。

先生常說，自己老了，跑不動了，年輕時看書條件差，為看一些珍貴的史料頗費周折。看《后湖志》是在“文革”末期，專程跑到南京。那時圖書館還不對外開放，他托了熟人，說了許多好話，才讓看館藏抄本。抄錄完后，擔心出錯，央求人半天才看到原件，而現在國家圖書館就有影印本。當年北圖善本部規定，一天只能看三種書，而且還分季節，明清史料本來就雜，許多書翻一翻，見與自己的研究毫不相關，只好還了，大半天的時間也就白白浪費了。為研究南明史，先生在昆明住了一個多月，天天就是從招待所到圖書館，兩點一線，甚至沒有抽時間看看昆明的奇山秀水。先生說，明清史料太多，做卡片不太實用，他喜歡用大十六開方格稿紙摘錄史料，稿紙兩邊用紅筆做批注。先生故去后，我幫師母整理先生的遺稿，一摞摞的手稿和幾大箱摘抄材料昭示著先生曾經付出的勞動。聽說我在看書時，基本上是把史料錄入筆記本電腦里，先生很羨慕。他說，用電腦寫文章，修改起來確實方便，像他的《南明史》前后改動謄抄許多遍，每抄一遍要好幾個月的工夫。他很認真地說：治學永遠不變的是坐冷板凳的精神。

先生常常憂慮說，現在的年輕人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少了，坐板凳的功夫差了。許多年輕人的精力不是用在讀書思考問題上，而是耍小聰明、想歪門邪道；平時不好好看書，只想著出名、拉關系、跑項目、四處開會，這樣是做不出真學問的。他很嚴肅地說：“做學問沒有捷徑，不能耍小聰明。”

先生安貧樂道，為人熟知。他說：“我不是不會掙錢，只是有些錢是不能拿的。”以先生的名望，許多出版單位向他約稿，常有文化單位請他寫文章、做訪談或做顧問。《明末農民戰爭史》出版后，有好幾家出版社約他寫一部《李自成傳》,他們說，只需要把原書稍加改動，通俗一些就可以了。但先生認為新作必須在原作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他慎重考慮后，還是拒絕了。一些要拍明代戰爭題材電視劇的單位，請他做顧問，報酬豐厚，先生聽了聽情況后說：“讓我當顧問，你們的電視劇就沒有辦法拍了，這錢我不能拿。”一些雜志社來信約稿子說：“顧先生，就給我們寫一篇稿子吧，您總不能要求自己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品吧!”先生淡然一笑，謝絕好意。就在2002年底，先生還讓家在吉林的學生董毅然幫助他查找一本《佟氏家譜》。先生對這個題課的研究已進行好幾年了，復印和抄錄的材料也非常多，雖然草稿已成，但他認為創建并不大，就把稿子放起來了。先生說：“發表文章是好，既有名，又有利。但發表文章是那么簡單的事情?不要總想著發文章，要多看書，先掌握有大量的材料，再去思考整理。”

先生心無旁系、潛心治學，一生卻僅有兩部專著,三十余篇學術論文，足見其下筆之慎重。對于顧先生的治史精神，郭小凌先生有如下的評價：“由于市場經濟的強大誘惑和職稱評定機制的沉重壓力，校園內很難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在數量優先、實用優先的利益驅動下，無數的專著、論文，一套套的解釋體系和法則就像生產線上的產品涌流了出來，導致學術領域也同經濟領域一樣，包裝高于內容，泡沫覆蓋了本質，浮躁成了史學工作者們的常見病。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不識時務、固守精神家園的少數學者便顯得尤為可貴可敬。顧誠用自己的《南明史》證明，社會科學中的真理(真實),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學中的真理一樣，絕不是一塊鑄好的硬幣，拿過來就能用，同樣需要尋找者付出巨大的代價，需要時間、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長時間與這個浮躁喧囂的時代進行抗衡的勇氣。”(郭小凌《文章不寫一字空——評顧誠 <南明史〉的治史方法與治史精神》)< pan>

嚴師良友自有度，師道尊嚴后人仰

先生自1983年開始招收碩士，1994年開始招收博士，到2002年，所有研究生加起來也不過15人。社會上有一種說法甚是流行：顧先生要求嚴格，近乎苛刻，許多人不敢報考。先生常常問我：“我要求嚴嗎?”“我僅僅要求學生達到基本的要求”,“能做到基本合格也就可以了”。作為他的學生，我自有親身的體驗。生活中的顧先生不乏親情、友情，不乏慈祥與關心，只是在原則性問題上，是沒有可以商量余地的。所謂的“寬”與“嚴”,一是標準與操作的比較，一是導師之間的比較。先生自有其“標準”,其實只是在遵循制度和良知做事。比如他從來不給考生進行任何所謂的針對性輔導，更不可能出現打人情分的情況。實際上，報考先生博士的學生基本上每年都有，之所以連續幾年沒有學生，不降低標準是最重要的原因。再比如，當時學校有兩個規定：一是博士生上專業課要交作業(論文)以計算成績，二是博士生在校期間必須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才能申請學位。同樣是對論文的要求，先生認為：上課交作業是教學要求，課程結了，就要把論文交上來，至于作業能不能發表就要看你的水平了，學生不能拿發表過的文章來充抵作業!還有，先生決不會利用自己的名氣幫學生發表文章，他對史學論文中大量出現的第二、第三作者表示不解，對開“夫妻店”的現象斥為“腐敗”,對導師占用學生的時間和資源搞研究表示異議。本來都是學術研究中基本要求和規章制度，但當“不正常”被默視為“慣例”時，先生的循規蹈矩，自然也就顯得“嚴酷”或“怪異”了。

先生常說，當老師的，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定要值得學生去尊重。先生晚年不給本科生開課，給研究生開的課也不多，在社會上沒有兼職。先生不止一次說，身體不好，生活方式特殊，不想再延聘，但只要延聘，就要講課，帶學生。先生只給歷史系古代史研究生開設專題課，每學年三次，每次三小時。盡管所講內容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也要提前一周備課——從所講重點到史料的取舍，都要反復斟酌。2002年春，先生給我所在的2001級上課，這也是他給學生最后一次集中授課。第一講是《衛所制度與明帝國的疆土管理制度》,下午2:00開始，一直到5:00過了才下課。下課后，讓我問一問同學們有何意見?大家要求中間休息一次。第二講是《衛所制度與明代耕地問題》,中間休息了一次。這一講結束，讓同學們準備一些問題，下一次解答。第三講，先生首先談治學與學風，他說“歷史是門很硬的學問，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要端正學風，不要把歷史學看得太容易了”;“端正學風，不是老生常談，對年青一代要反復強調”。接著，先生講了如何查閱史料，史料與史學的關系，如何選題等，再接下來是自由提問時間。這一次先生又沒有休息，帶的水一口也沒有喝，一直到五點半過了，還被學生圍著。后來，我們聊起這次上課，我說他三個多小時又忘記休息了，他說“沒有忘記，時間緊，要講的內容太多了”。

跟著顧先生讀書，真的非常幸福，只要想見他，周一到周五的任何一個下午或晚上，只需要打一個電話。每次通電話不超過十幾秒鐘時間，所說的話幾乎完全一樣：“我想過去談一談這一段學習情況，您現在方便嗎?”先生十有八九的回答也是一樣：“好，過來吧。”就這么簡單。如果有事，他會說：“如果你的事不急，等兩天過來。”或者會說：“你到下周再跟我聯系吧。”等到下一次去的時候，先生一定會解釋為什么當時沒有讓到家里。這種情況有過三次：一次是他作為北師大中國古代史的學科帶頭人準備申報國家級重點學科的材料，一次是正在給一位申報副教授的青年教師寫評語，還有一次是在備課。作為一名學生，能真真切切感受到他對學生的真心相待和足夠的尊重。

先生要求一般三四周作一次學習匯報。每次匯報的程序大致是：我先談最近一段時間的看書情況，這些書有哪些特點，有哪些心得體會，然后再提出幾個問題。這時，先生會拿出專用的筆記本，低著頭邊聽邊記錄，然后由他集中解答問題，這個過程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接下的一兩個小時先生會結合我的興趣或需要注意的問題，講一些他的體會或治學之道，講到高興時，白白的、長長的眉毛一動一動地，神采飛揚，瘦瘦的臉上堆滿了陶醉的笑，一只手在桌子上不由自主地輕輕點擊(另一只手夾著煙),或兩只手合在一起摩擦揉搓(不抽煙的時候),或舞在空中，或交叉于胸前，還時不時地雙手交叉作出一個翻手腕的動作，這是先生心情最舒暢的時候。講著講著，會突然停下來提一個問題，如果回答對了，先生會很高興，如果問答錯了，特別是基本的史實錯誤，先生會很生氣地說“你搞錯了”;有的時候根本不給糾正，到下一次來時，會再被提出來。記得有一次，先生在聊明代的火器技術時，說清代前中朝的相當一部分火器技術尚不如明代，我當時脫口而出：“似乎從發展的角度看，應當超過明代吧?”先生沒有問答，只是盯了我一眼。下一次匯報學習時，先生問我：“上次你問我的一個問題，我沒有回答，現在談談你的看法吧。”其實，我當時已經從先生的眼神中看到了不滿，回去以后就開始查資料，并試著進行了解釋。先生笑著說：“也沒有你說的那么復雜，主要是在火器技術的研究與管理上，清朝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措施。”

先生不高興時，一臉的嚴峻，并會用犀利的目光盯著你。這個時候，你不能低頭，必須在先生近乎懲罰的目光里承認錯誤。他也會氣憤地抖動著手，大聲訓斥：“你又搞錯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1年臘月二十六那一天傍晚，先生對我入學后第一學期的學習情況頗不滿意。正在發火的時候，想抽煙，發現煙盒里已經空了，對我說了一句：“不跟你說了，我要買煙去。”把我一個人扔在書房里，自己往門口走。我關上了門，低著頭一直跟在他的后面，下了樓，一直跟到學校小北門東邊的天橋上。他語重心長地說：“回家過春節去吧!不要胡思亂想，當導師的總要為學生著想。”先生恨鐵不成鋼的訓斥和發自肺腑的關愛，讓我的淚水奪眶而出。

每次匯報，去之前兩天就開始緊張，如坐針氈般痛苦；一旦置身先生的書房，聆聽先生的教誨，恰似沐浴春風般暢快。兩三個小時的時間悄然在先生蒼老的、一字一句、合著深淺不一的咳嗽聲中流逝。每次都聊很晚很晚，直到師母做好了晚飯，或者到深夜近十一點，先生才說：“太晚了，你該回去了。”每次從先生家里出來，總有點兒戀戀不舍。有了這種感覺，害怕因記錄打斷先生的思路，我基本不做筆記。從先生家里一出來，回到宿舍，馬上打開電腦，再花上一兩個小時，把與先生的談話內容全部記下來。近兩年里，我記錄了不下二十萬字的學習記錄。如今，每當打開文件夾，先生的音容笑貌便躍然屏幕。

陳寶良師兄是顧先生的第一屆研究生，與先生相知相識，他對先生的評價是：“觀其行為，人欽其道義，如松柏之有心；談其史文，人稱其有才，如云霞之有色；聆其聲音，人親其有情，如金玉之有音；想其風韻，人羨其有味，如芝蘭之有氣。”(陳寶良《學窮本原，行追先哲：顧誠教授學行記》,見日本《明代史研究》)作為弟子的我，也是深有同感的。

今生不幸，學業未就而導師已逝；今生有福，而立人生幸能聆聽先生教誨。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1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