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海，那條蛇

乙巳蛇年的輪盤即將轉滿最后一格。

乙巳蛇年的輪盤即將轉滿最后一格。按老輩人的說法，蛇年是極有靈氣的年份，白素貞在西湖斷橋修煉千年，方得一回眸的緣分；漢高祖芒碭山拔劍斬蛇，遂有開創大漢四百年的氣運。蛇這種生靈，仿佛總與天道輪回、人間氣數有著隱秘的勾連。今歲將盡，我坐在北方寒冬的屋子里，卻想起6年多前在南海永興島上遇見的那條蛇。

8月的永興島，暑氣蒸騰。從飛機上俯瞰，那片海藍得不像是人間該有的顏色——不是畫家調色盤上任何一種藍，倒像是天穹漏下的一滴溶溶的淚，化在這無邊的汪洋里。礁盤環抱處，潟湖的水色又淺了幾分，翡翠似的，清清亮亮地映著云影天光。待得踏上島，那潮濕的空氣便撲面而來，黏黏的，潤潤的，仿佛整座島剛從海底浮上來，身上還帶著海的呼吸。

就在西沙賓館的門廊里，我看見那條蛇。

它正努力地往門縫里鉆，半個身子已經擠了進去，黑黢黢的鱗片在日光燈下泛著幽暗的光。憑我有限的生物學知識，從那三角形的腦袋，也能斷定這是一條毒蛇。大約是島上太過悶熱罷，它也想著到賓館的空調房里涼快涼快。我正愣神間，一個中年男子已經抄起棍子，幾下便將它打死了。

守島的戰友后來告訴我，島上原本極少有蛇。這一條，多半是隨物資運輸的船只，從海南島那邊無意間帶上來的。“可不敢往草叢深處去，”他叮囑我們，“真要叫咬上一口，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那條蛇來得蹊蹺，死得也利落。可我卻總忘不了它拼命往門縫里鉆的樣子——那是一種對“別處”的渴望。它本不該屬于這座島，卻因緣際會地來了；它想找一個涼快的地方棲身，卻丟了性命。人與島的相遇，又何嘗不是如此？那些守島的兵，他們本也可以在繁華的內地找個涼快的去處，卻偏偏來到這高溫高濕的“火焰山”，一待就是兩年、五年、十幾年。

我曾在軍史館里看到過一張老照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高腳屋，幾根木樁撐起一方薄薄的木板，人就住在那上面，腳下就是日夜拍打的海水。守礁的士兵養了條狗作伴，那狗卻因受不了那份無邊的寂寞，竟跳海自盡了。這個故事聽得人心頭一顫——連狗都熬不住的孤獨，人卻要一天天、一年年地熬下來。

其實永興島的孤獨，又何嘗只是今日之事？

翻檢史籍，早在漢唐時期，南海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要沖，我們的先民“以海為田”，在這片祖宗海上耕波犁浪。宋代水師巡至西沙，明清兩代更是明確將諸島納入版圖。然而近代以降，這片海卻屢遭窺覷。1932年，法國人來了；1939年，日本人來了，在島上筑起炮樓，瘋狂盜采鳥糞，那高聳的碉堡至今還立在宣德路邊，像個不肯散去的幽靈，日夜警示著后人。

直到1946年11月，永興、中建兩艦劈波斬浪而來，年輕的士兵們登上這片焦土，豎起了“海軍收復西沙群島紀念碑”。碑上“南海屏藩”四個大字，是當年張君然所立，至今猶在。從那時起，一代又一代的守島人，便用青春和熱血，在這片高溫高濕的土地上，扎下根來。

島上有一種樹，名叫抗風桐。無論多大的臺風刮過，它都傲然挺立。哪怕被吹斷了的枝條，落地便又能生根發芽。守島的官兵，也愛種這種樹。他們從老家背來一包一包的土——西北的黃土、中原的黏土、東北的黑土——撒在這片珊瑚沙上，種下樹苗，也種下決心。“中隊官兵要像抗風桐一樣，扎根生長、堅韌不拔。”指導員的話，樸實，卻有力量。

每天清晨，三沙市政府樓前的廣場上，都會舉行升旗儀式。旗桿高19.46米，紀念1946年的收復；升旗時間定在7時24分，那是三沙市成立的時刻。年輕的旗手們腿上綁著沙袋練正步，腳踝套著彈力帶練定位，為的是國歌奏完那一瞬，國旗剛好升到桿頂。那一面面升過的國旗，都被鄭重地收藏在“國旗陳列室”里，每一面都有編號，都有故事。

海風咸濕，烈日灼人，站崗的哨兵不一會兒就汗透衣背，臉上曬出“三沙黑”。可他們站的筆直，目光投向遠方無垠的海面。那目光里，有“南海屏藩”四個字的千鈞重量。

那條蛇，終究是個闖入者，來了，便死了。而守島的人，卻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種在這里的。他們把青春揉進海風里，把思念埋在白浪下，把忠誠刻在礁石上。幾年前的驚鴻一瞥，那條黑蛇早已化作塵土，可那些年輕的、古銅色的臉龐，卻如同抗風桐一般，生生不息地扎根在這片蔚藍之中。

蛇年將盡，馬年即來。天地間的輪回復替，一如南海的潮汐，漲了又落，落了又漲。而那座小小的島，將永遠與它的守護者們在一起，在云飛浪卷之中，在海水繞海礁的歌聲里。

夜已深，窗外仿佛又傳來那熟悉的旋律：“在那云飛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閃耀著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