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18年后道歉僅一州拒賠，創傷難平真相扎心

將數千名兒童強行帶離家庭所產生的漣漪效應，至今仍未消散。正如我本人一樣，許多澳大利亞原住民在成長過程中，家庭里至少都有一位親屬在童年時期被帶走。有些人終其一生也未能再見到親人。

在過去的半年里，我對澳大利亞各州和領地的補償方案進行了深入調研，試圖評估哪些模式最為有效。研究結果顯示，幸存者所能獲得的賠償數額存在巨大差異，這完全取決于他們當年是從哪個行政區被帶走的。

尤其令人關注的是昆士蘭州——它是目前全澳唯一一個尚未設立任何補償計劃的州。在相關研究正式發表前，我曾在去年底的國家原住民法律會議上展示了這些發現。之所以現在公開，是因為太多的幸存者正在老去，他們無法再無限期地等待政府的行動。

除昆士蘭州外，澳大利亞其他各州和領地均已提供了不同形式的金錢及非金錢補償。不過，新南威爾士州、南澳大利亞州和塔斯馬尼亞州的方案目前已停止接受新申請。

許多幸存者及其家屬表示，生活上的務實支持往往比金錢更重要。這些措施包括：

即便如此，經濟賠償依然具有象征與現實意義。目前各地的賠償金額不等，南澳大利亞州為30000澳元，而維多利亞州則高達100000澳元。

昆士蘭州至今仍未啟動任何補償計劃。202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澳大利亞超過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居住在該州。

2024年，昆士蘭州自由國家黨政府廢除了《通往條約之路法案》，并放棄了該州的“真相與治愈”調查。盡管政府強調“致力于務實的和解”，但對于昆士蘭州的幸存者而言，他們已沒有時間繼續等待所謂的“務實行動”。

通過對比各州方案的財務和非財務指標，我的分析結論認為，維多利亞州和塔斯馬尼亞州的補償機制最為成功。

以塔斯馬尼亞州為例，該計劃允許已故幸存者的子女申請賠償金。這一做法正視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將孩子從家庭中奪走，其負面影響絕非一代人可以消減，而是具有跨代效應。

我的完整研究報告將于今年晚些時候在學術期刊發表。目前的初步研究提出了14項針對最佳實踐補償方案的建議，重點包括：

需要指出的是，100000澳元遠低于法院此前在相關賠償裁決中所認定的公平數額。

1957年圣誕節，13個月大的布魯斯·特雷沃羅因胃痛和腹瀉病倒了。

特雷沃羅一家當時沒有車，住處離阿德萊德兒童醫院有數小時車程。由于父親要照顧另外三個年幼的孩子，便托鄰居開車將嬰兒送往醫院。

在隨后的數月里，父母一直苦苦哀求獲取兒子的消息。特雷沃羅的母親曾寫信給原住民保護委員會詢問：“我想請問布魯斯寶寶的情況如何，我還要等多久才能接他回家？”

委員會在回信中謊稱其子“情況良好”。然而事實是，在入院僅僅兩周后，他就被強行送往一個白人家庭寄養。當特雷沃羅多年后再次見到家人時，他的父親已經撒手人寰。

2007年，南澳大利亞州最高法院裁定賠償現年50歲的特雷沃羅775000澳元（含利息）。不到一年后，特雷沃羅便與世長辭。

2025年的一份題為《你們是在等我們死掉嗎？》的報告指出，1997年《帶他們回家》調查報告中提出的支持建議，目前僅有6%得到落實。

治愈基金會主席、原住民男子史蒂夫·拉金去年表示：“報告提交至今已近30年，幸存者正在快速離世。”

在為時已晚之前，我們需要針對殘存的“被偷走的一代”幸存者實施更有意義的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