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曾熬過“特殊時期”那段艱苦歲月的一代人,如今正面臨一個充滿貧困與變數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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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局勢好在它已經爛透了。”這是一句在古巴廣為流傳的俗語,長輩們總是在生活陷入困境時用來調侃。周五,68歲的安娜·朱莉婭坐在電視機前,聽著官方宣布關于電力、交通、工作和教育的一系列應急措施,不禁再次脫口而出。由于特朗普政府實施的能源封鎖,古巴正陷入嚴重的燃料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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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這一代人從政治進程伊始就生活在卡斯特羅政府之下。正如作家萊昂納多·帕杜拉在最新小說《沙中之死》中所描繪的那樣:這群人奉獻了青春,滿足了領導層的一切要求,卻在退休之年發現烏托邦早已破滅,自己兩手空空。甚至,他們連購買基本生活物資的錢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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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停滯不前的國家和毫無希望的變革,安娜這類人被迫學會了“在空中發明生存之道”。她的聲音里透著某種宿命論的冷靜,“這出戲我已經看全了,事到如今誰也別想再糊弄我。”對于當局在重重危機、社會撕裂與挫敗感中給民眾畫下的餅,她早已不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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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曾挺過90年代的“特殊時期”,那時她在哈瓦那一家著名的餐廳工作,得益于當時的旅游業,生活尚有保障。而今,古巴退休老人的普遍現狀是:如果還能自食其力,就已算是萬幸,至少不必淪為乞丐或忍受饑餓。安娜退休后的養老金僅為4000古巴比索(約8美元),為了維持生計,她不得不繼續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打兩份微薄的散工。
她獨居在哈瓦那塞羅區的一處公寓。沒有子女,海外也沒有能寄匯款的親友。為了不挨餓,她最近開始把家里的一間臥室出租給來首都上學的大學生。即便算上所有收入,她每月能拿到的19000古巴比索(約39美元)仍需要精準的“財務工程”才能勉強支撐到月底。
安娜的生活半徑被局限在社區內,往返于家和工地之間。現在她最擔心的是交通問題的惡化,這會讓她無法去探望住在遠郊的九旬老母。她祈禱兩人都別生病,因為住院意味著巨額開支,而藥房里的藥物早已枯竭,非正規市場的藥價更是高得驚人。
古巴正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挑戰,60歲以上人口占比已超過25%。面對國家行動的失靈,許多老人感到自己成了被遺忘的“廢牌”。安娜思考未來時只是聳聳肩,低聲嘆息:“要想生活變好,內部需要改變的東西太多了。”
在古巴,維持尊嚴的底線已演變為一場艱苦卓絕的戰斗。隨著國家力量從社區生活撤退,昂貴的私營企業或中微型企業接管了供應。此時,是否有一個能寄回外匯的海外親戚,成了劃分生活等級的分水嶺。獨居老人和沒有外援的家庭在飛漲的物價面前顯得極度脆弱,尋藥之路更是一場生存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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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門路的家庭通過非正規渠道投入約200美元囤積了一年的藥物,或依賴海外郵寄。而普通人只能去國營藥房“撞運氣”。為了應對排隊亂象,現在的藥房實行按診所分組購買:每個月的某一天允許特定診所關聯的家庭購買。
“如果你的診所排在第14號,那這個月你基本什么都買不到了,只能等下個月看能不能排到前面。”72歲的多麗絲無奈地解釋道。這位曾經歷過特殊時期的退休制圖員表示,她無法理解現行的應對策略。“不能要求人們靠‘創造性抵抗’活下去,也不能告訴大家只能生產什么吃什么。我們到底在生產什么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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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古巴當局宣布縮短銀行等機構的對外辦公時間(僅周一至周四),日常事務變得愈發繁瑣。在電力中斷和物資匱乏的陰影下,誰能跑得快,誰才能勉強生存。
在馬德里的古巴青年阿爾弗雷德(化名)正急著買機票回國看望父母。他的行李箱里塞滿了食品和藥物。“我父親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每天都要吃一堆藥,但現在他們手里經常連一半藥都湊不齊。”他一邊在WhatsApp上回復,一邊整理行囊。
這種從海外“人肉背藥”的行為,已成為古巴家庭維持生命線的常態。在這個被疲憊感籠罩的島嶼上,退休金已成為一個冷笑話,而尊嚴則成了昂貴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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