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輕人說“愛你老己”：情緒經濟正在成形嗎？

來源：經濟觀察報

　　從“悅己經濟”、“陪伴經濟”到“憤怒經濟”，當情緒被不斷激活和延長、“創造價值”，個體究竟是在被更好地理解，還是被留在一種難以自我退出的循環中？這既是現實的觀察，也是接下來需要面對的制度性難題。

　　作者：潘星

　　封圖：圖蟲創意

　　“愛你老己”，成了不少年輕人迎接2026年的一句開場白。

　　這句話看起來輕松、甚至有點自嘲，卻迅速在社交平臺上擴散開來。它不像傳統的自我激勵那樣鄭重其事，更靠近一種日常化、卻敢于面向他人的表達，那就是在壓力、不確定與疲憊之中，學會先照顧好自己與情緒并不可恥。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情緒被視為“私人問題”。但近幾年，演唱會熱潮、“AI陪伴”等現象頻繁進入公共討論。情緒成為一種可以被談論、被回應的公共經驗，人們也越來越習慣通過消費、服務和平臺來處理情緒。被安慰、被理解與被回應，逐漸變成一種可以被期待、甚至被購買的體驗。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情緒經濟開始浮出水面。

　　什么是情緒經濟？

　　“情緒化設計塑造了情緒模型，建構了將消費最大化的情緒典范。今天，我們最終消費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情緒。”當代哲學家韓炳哲在《精神政治學》中如是寫道。

　　情緒經濟的起點在于“情緒消費”。傳統經濟學假定消費者基于理性和功能價值做決定，但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早已揭示，情緒在購買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所謂情緒消費，是指消費者為了滿足內心愉悅、慰藉、認同或釋放壓力等情感需求而進行的消費行為，這種消費的價值不在物品本身，而在于“被感受”的過程。

　　歷史地看，情感與消費并非今日才結緣。早在一個世紀前，公共關系之父愛德華·伯內斯就上演過一次經典的情緒營銷案例。1929年復活節游行上，他雇傭一群女性手持點燃的香煙走上紐約第五大道，高呼“自由的火炬”，將香煙巧妙包裝為女性解放的象征。這場公關秀讓女性煙民人數激增，印證了情感符號可以為商品賦予強大的附加價值。時至今日，“自由”“快樂”“愛”等情感符碼依然是無數商品營銷的靈魂。

　　而所謂情緒經濟，更直接地將為消費者提供“情緒價值”置于中心，成為一種新興經濟形態：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突破了過去以功能性、性價比為主導的邏輯，而是傾向于為能夠帶來情感共鳴、心理安慰、自我認同等情緒價值的產品埋單。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單純的情緒消費，情緒經濟要真正成立，至少要包含三層含義。首先，情緒不只是影響消費，它本身成為一種可以打包、設計和交易的商品；其次，情緒經濟的生產者不僅是內容創作者和品牌，還包括掌握算法和傳感技術的平臺，它們通過捕捉和分析情緒數據，重塑產品設計與營銷方式；第三，情緒經濟要求品牌從提供功能性價值轉向提供意義和共情，建立長期的情感關系。

　　在中國消費市場中，泡泡瑪特是理解情緒經濟如何運作的一個清晰樣本。

　　其盲盒模式的核心，并不在玩偶本身，而在被刻意設計的不確定性。消費者在購買時，并不知道將獲得哪一款產品；這種信息缺口制造了期待與緊張感，而隱藏款的存在則引入了類似抽獎的回報結構。多項關于盲盒消費的研究表明，這種不確定性通過提升“情緒價值”而顯著提高購買意愿，且這種情緒價值在所有感知價值中影響最大。換言之，消費者支付的并非單純的物理商品，而是一種被設計過的情緒體驗。

　　這對應了情緒經濟的第一層含義：情緒本身被商品化。泡泡瑪特出售的不是確定的產品，而是一段帶有情緒波動的過程，其可復制性與可規模化，使情緒成為可交易的經濟對象。

　　但情緒之所以能夠成為穩定的商業資源，還依賴第二層機制，即平臺化與數據化的生產。泡泡瑪特并不只是發行IP，它還通過會員體系、銷售數據、復購率、抽盒概率和二級市場價格，持續監測消費者對不同IP和系列的情緒反應。注冊會員數、會員復購率和IP生命周期管理，實質上構成了一套對“情緒反饋”的運營系統。哪些角色更容易引發收藏欲，哪些系列更快引發疲勞，都可以被量化并反饋到下一輪產品設計與發行節奏中。

　　在這一意義上，泡泡瑪特的商業模式并不只依賴創意，而是依賴一套將情緒轉化為數據、再用數據調控情緒供給的機制。這使其更接近一種“情緒供給鏈”，而不僅是零售網絡。

　　第三層含義體現在品牌關系的變化上。泡泡瑪特的IP不只是產品圖案，而是被持續經營的情感符號。通過會員體系、社群互動、主題空間和聯名活動，消費者與IP之間形成的是一種可延續的關系，而非一次性交易。企業的目標因此從“完成一筆銷售”轉向“維持一段連接”，以提高復購率并降低獲客成本。

　　這三層機制疊加后，泡泡瑪特的商業邏輯便不再主要圍繞生產效率或功能差異，而是圍繞情緒的設計、測量與維系展開。在這種結構下，情緒不再只是影響消費的心理因素，而成為被系統性組織與變現的經濟資源。這正是情緒經濟在現實市場中的一種具體呈現。

　　事實上，情緒經濟正迅速地從“藍海”變為“紅海”。早在2025年泡泡瑪特爆紅、人們注意到情緒經濟爆發之前，咨詢機構MobTech研究院在2024年發布的《情緒經濟消費人群洞察報告》顯示，在當年，“為情緒價值和興趣買單”已成為中國年輕人消費的首要動因，相關比例超過40.1%，這意味著近半數年輕消費者把愉悅感、心理滿足和興趣驅動放在了購買決策的核心位置。同一年，艾媒咨詢發布的《2025–2029年情緒經濟趨勢報告》認為，2024年中國情緒經濟市場規模已達到約2.3萬億元，并預計在未來數年持續增長，到2029年可能突破4.5萬億元。

　　同時，將情感直接作為一種經濟資本，也被納入更廣闊的“情緒經濟”概念之中。在經濟學家的定義之下，情緒經濟被描述為“讓人們的內心體驗成為經濟資產”，人在社交媒體上的偏好、日常習慣和生活意圖等情感分享構成了“共感網絡”，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

　　具體來說，短視頻與社交平臺實際上正在經營一張“情緒網絡”。用戶的停留時長、點贊、評論語氣和轉發行為，被用來判斷什么內容最容易引發情緒反應，無論是憤怒、共鳴還是安慰。算法據此調整推薦，使情緒本身成為流量分配的重要依據。在這里，情緒不再只是被表達，而是被系統性地捕捉與放大，轉化為可運營的注意力資源。

　　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陪伴型AI與情緒服務中。冥想、睡眠、虛擬陪伴和心理疏導類應用出售的，并不是信息，而是一種被回應與被理解的感覺。用戶留下的每一次情緒波動，都會轉化為可被分析和利用的數據資產，用于延長使用時長和提高黏性。

　　情緒經濟之所以出現，表面上像是介于“消費升級”和“口紅經濟”之間的一種“混合體”。一方面，它延續了消費升級的路徑。當功能逐漸同質化，體驗、氛圍與自我感受開始成為溢價來源。另一方面，它也帶著“口紅效應”的逆周期底色。在不確定與壓力上升的時期，人們反而更愿意為那些小而確定的快樂、安慰與掌控感付費。

　　往往被忽視的是，人工智能的進步，也是推動情緒經濟浮出水面的一股潛流。美國學者羅蘭·拉斯特（Roland Rust）與黃明暉（Ming HuiHuang）在他們合著的《感覺經濟：人工智能如何創造共情時代》一書中提出，當人工智能接管越來越多數據處理、計算、預測等“思考任務”，人類的比較優勢將被迫、也將被凸顯地轉向“感覺任務”，即溝通、共情、審美與創意等情感勞動。他們基于美國勞工部數百萬份工作任務數據的分析指出，2006年至2016年間，各行業的任務結構普遍從“思考”轉向“感覺”，預示著一種從“思考經濟”到“感覺經濟”的遷移。

　　因此，隨著AI滲透的加深，圍繞“情感共鳴、心理安慰、自我認同”展開的情緒經濟，只會更關鍵。

　　情緒經濟“三重門”：悅己、陪伴與憤怒

　　這兩年，一些看似分散在不同領域、卻被反復刷屏和討論的熱點頻頻出現。2026年，年輕人用一句“愛你老己”開啟新的一年；而在過去的2025年，演唱會一票難求、AI陪伴走進更多人的日常，社交平臺上的情緒沖突也變得更加密集。這些現象或許共同構成了“情緒經濟”的不同側面，或暗示、或明示，情緒正在被越來越明確地納入消費、互動與平臺運作之中。

　　在這一過程中，悅己、陪伴與憤怒，構成了情緒經濟最具代表性的三種運作方式。

　　2026年年初，“愛你老己”刷屏，讓“悅己經濟”被推到了臺前。

　　“老己”的“己”，是自己的“己”。年輕人用第三人稱把自己當作“老朋友”，把原本帶點道德訓誡意味的“愛自己”，改寫得更輕巧、更日常、也更可實踐。比如，給自己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去一次盼望已久的愛豆的演唱會，或安排一趟放松自我的旅行。

　　“悅己經濟”的典型形態五花八門，但都指向“滿足自我心理愉悅”這一核心。

　　其一，是以睡眠、療愈、輕養生為代表的“身心健康支出”快速擴張。按摩、香薰、冥想、湯泉、情緒放松課程等服務，正在從“偶爾犒賞”變成許多人預算中的固定條目。美團數據顯示，2024年“療愈”相關搜索量同比增長441%。

　　其二，是“小眾愛好”的消費開始抬頭。《2025Z世代情緒消費報告》顯示，56.3%的年輕消費者將“興趣與情緒滿足”視為重要消費動因，較上一年提升16.2個百分點，并將這種選擇歸因于壓力、內卷與不確定性背景下的心理訴求。攀巖、飛盤、露營、潛水、手沖咖啡等原本偏邊緣的興趣，正在進入年輕人的穩定支出清單。根據《中國攀巖行業發展報告（2024）》，截至2024年底，全國商業攀巖館數量達到811家，同比增加175家，增幅約27.5%。飛盤、露營等項目的相關搜索量在兩年內保持高位增長。

　　這些小眾愛好之所以被納入“悅己經濟”，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新潮，而在于它們不依賴外部評價，也不追求情緒峰值，而是通過持續參與，形成一種低強度但可延續的滿足感。它們提供了一種相對穩定、可反復的自我體驗，為個體提供了一種更可控的心理支點，成為“悅己經濟”中相對穩定的一部分。

　　其三，是私人的“即時滿足”與集體的“情緒共同體”并行擴張。一端，是甜品、香薰、盲盒等小額、高頻的情緒調劑型“悅己”商品持續熱銷，被概括為“年輕人續命三件套”，幫助年輕人緩解當下的疲憊、煩躁與空虛感。另一端，則是一種更昂貴、也更集中的情緒支出，把“悅己”從個人日常推向公共場景的演唱會經濟。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簡報顯示，2025年全國營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票房收入達616.55億元，其中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貢獻324.48億元，占比過半；圍繞演出形成的“票根經濟”與文旅消費，被視為情緒經濟市場持續火熱的重要支撐。

　　最近，隨著“AI陪伴”進入公眾視野，人們才意識到，“陪伴”早已不只是情感話題，而是一門正在成型的生意。事實上，在AI之前，圍繞孤獨、陪聊、情感支持與持續互動展開的“陪伴經濟”，就已找到自己的商業化路徑。

　　最直觀、也最穩定的形態，出現在寵物經濟中。到2025年，中國城鎮寵物（犬貓）消費市場規模已接近3000億元，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寵物的食品和醫療支出，越來越多的消費流向陪伴相關的支出，如互動玩具、寵物攝影、紀念服務。寵物在很多家庭中承擔的，已不僅是被“飼養”的對象，而是一段被長期投入、情感確認、具有高度黏性的陪伴關系。

　　另一條“陪伴經濟”逐漸日常化的路徑，是情感支持與心理健康服務。如今，大眾對心理求助的接受度明顯提高，同時，互聯網降低了心理服務的使用門檻。對許多用戶而言，線上咨詢比走進咨詢室更容易邁出第一步。中國心理學會與行業平臺的數據顯示，2023年，約65.7%的心理咨詢通過視頻或語音方式完成。事實上，全球心理健康服務產業都在加速產品化。根據市場研究機 構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與Grand View Research的測算，全球心理健康類App市場在2024年前后已進入60億美元量級，并預計在2025年突破70億美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5%左右。

　　最近，“AI陪伴”進入公眾視野，也成為“陪伴經濟”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2025年年初，中國AI情感陪伴類應用的月活躍用戶規模已達數千萬級。美國調查機構Common Sense Media的一項調查發現，大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他們會選擇與AI進行重要對話，有時甚至超過與現實朋友的交流頻率。

　　但需求之外，風險也隨之顯現。2025年披露的國內首起AI陪伴類應用涉嫌傳播淫穢內容的刑事案件，使這一賽道的問題首次以司法形式浮出水面。“AI陪伴”的內容邊界、情感依賴以及平臺責任問題，進入了嚴肅的公眾討論之中。當AI被設計為“陪伴者”，它究竟該承擔怎樣的社會責任？

　　《金融時報》曾刊載一封由英國約克大學自治安全中心教授伊布拉欣·哈布里等學者聯名撰寫的公開信。信中提醒，把AI描述為“富有同理心”，本身就可能構成安全風險。在日常閑聊等低風險場景中，AI的情緒回應或許無傷大雅；但一旦進入心理輔導、醫療咨詢等高風險情境，這種被“模擬”的共情很容易讓用戶誤以為自己正在獲得可靠幫助，從而放松警惕。基于對超過15萬次AI參與的臨床咨詢對話的分析，這些學者強調，同理心并不是一種可以被安全外包的功能，“真正的照料仍然需要由具備判斷能力和責任主體的人來完成，而不應由系統替代”。

　　2026年年初，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開征求《人工智能擬人化互動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首次對“AI伙伴”“AI陪伴”等產品作出明確界定，并提出連續使用時長提示、在極端情緒場景下轉接人工干預等要求。

　　總體而言，如何在滿足情感需求的同時守護好倫理邊界，將決定“陪伴經濟”，特別是在技術加持之下的“陪伴經濟”，能走多遠。

　　“憤怒”及其相關負面情緒，正在成為最穩定、也最容易被放大的情緒資源。作為情緒經濟中更處于灰色、不被看見的部分，“憤怒經濟”投下的陰影，早已覆蓋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202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將“憤怒誘餌”（ragebait）評為年度詞匯，認為在社交平臺上，那些刻意激起憤怒、對立和羞辱的內容，正在系統性地獲得更多傳播。

　　早在十多年前，美國學者杰弗里·M·貝里和莎拉·索比拉杰就在他們合著的著作《憤怒產業》（The Outrage Industry：Political Opinion Mediaand the New Incivility）中指出，“憤怒”已經從政治表達的一種方式，演變為一種穩定的媒體生產模式。在他們看來，憤怒并非偶發，而是被制度化地嵌入內容生產流程，通過“夸張、羞辱、道德對立和持續刺激”，吸引注意力、鎖定受眾，并形成可預測的商業回報。

　　這一邏輯在算法時代被進一步放大。相當多實證研究表明，憤怒比其他情緒更容易獲得傳播優勢。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在對數千萬條社交媒體信息的分析中發現，帶有道德憤怒色彩的內容，其傳播速度和擴散范圍顯著高于中性信息；用戶表達憤怒時，轉發與互動概率明顯上升。劍橋大學的一項研究也指出，在推薦算法環境中，憤怒更容易被識別為“高互動價值信號”，從而獲得額外曝光。

　　當然，平臺機制并非有意“制造憤怒”。算法本身并不理解情緒的社會后果，但它對“注意力反饋”高度敏感：點擊、停留、評論、轉發，都會被視為成功信號。比如，Meta在內部文件中曾指出，帶有憤怒表情回應的帖子傳播范圍顯著。久而久之，系統學會了哪種情緒最“值錢”。憤怒因此成為一種被反復驗證的有效策略，在娛樂、消費、直播乃至日常熱點事件中皆是如此。

　　這種情緒邏輯進一步滲入商業實踐。在短視頻平臺上，制造沖突、羞辱他人、放大不公的內容，更容易被完整觀看。在直播帶貨中，憤怒與焦慮被用于制造緊迫感，類似“再不買就下架了”的話術，往往比理性介紹更有效。

　　作為情緒，憤怒本身當然具有正當性。但當憤怒被嵌入算法推薦和商業激勵之中，它便開始遵循一種與抽卡、盲盒相似的強化邏輯，即通過反復制造情緒的劇烈波動，期待、失望、反轉、再期待，來維持參與本身。心理學將這種模式稱為“變動比率強化”，當回報并不穩定卻偶爾出現時，最容易讓人停不下來。這是因為被激活的并非單次滿足，而是一種圍繞挫敗與補償反復運轉的情緒循環。這個概念最早由心理學家B.F．斯金納提出，后來被廣泛用于博彩和電子游戲研究。當這種強化機制被嵌入算法與變現結構之中，憤怒便不再只是表達立場的情緒，而開始具備可重復調用的價值。它被不斷激活、持續放大，逐漸構成一種穩定運轉的“憤怒經濟”。

　　從“悅己經濟”、“陪伴經濟”到“憤怒經濟”，當情緒被不斷激活和延長、“創造價值”，個體究竟是在被更好地理解，還是被留在一種難以自我退出的循環中？這既是現實的觀察，也是接下來需要面對的制度性難題。

　　情緒經濟有未來嗎？

　　隨著情緒經濟逐漸擴展為一種主流消費邏輯，它也開始暴露出更復雜、甚至更矛盾的一面。正如一些批評者所指出的，當自我“情緒價值”的供給被系統性地交由市場來完成時，它很容易滑向一種去政治化、去公共性的“自我管理方案”。

　　“照顧自己不是縱容，而是自我保存，這是一種政治行動。”這是美國詩人奧德麗·洛德在20世紀70年代寫下的名句。她的意思是，生而為人關注自己的精神狀態，并非為了取悅自己，而是在偏狹的社會結構中保存身體與精神、積蓄能量。

　　“自我關懷原本是一種應對結構性壓迫的生存策略，如今卻被簡化為一系列可購買的生活方式選擇。”早在2017年，《衛報》就在一篇評論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洛德的概念被“挪用”并移植到當代消費文化中，被剝離了集體處境，只剩下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生活姿態。人們在情緒層面的自我關懷（self-care）正在被“徹底去政治化”，不再意味著休息、拒絕過度勞動或建立支持網絡，而是被具體化為泡泡浴、果蔬汁、瑜伽課程和冥想APP等“看起來積極、實則高度私人的消費實踐”，不過是“及時行樂的升級版”。

　　提出“情感資本主義”（emotionalcapitalism）概念的社會學家伊娃·伊盧茲（EvaIllouz），對這一轉向有著更系統的分析。她指出，當情緒管理與心理修復被高度商品化，個體更容易被引導去“調整自己”，而不是質疑制造焦慮、倦怠與不安全感的社會條件。在這種邏輯下，情緒問題被重新定義為個人項目，而非公共議題。情緒經濟確實能夠在短期內為個體提供安慰，但也可能將結構性問題重新內化為個人責任。不快樂，似乎只是因為你還沒有選對產品、課程或生活方式。

　　“把關懷私有化，意味著把脆弱性從公共議題轉化為個人負擔。”政治理論家瓊·特朗托在著作《關懷民主》（Caring Democracy）中如是寫道。因此，情緒經濟的風險，并不在于人們追求舒適與快樂本身，而在于這種追求被不斷推回個人層面，并主要通過消費來完成。如果幸福被理解為日常生活中可被間斷購買的“小確幸”，那么他人的處境、公共制度乃至集體責任，都容易被視為與己無關的“外部變量”。

　　從這個視角看，未來情緒經濟的邊界，或許并不取決于市場還能制造出多少新的安慰形式，而在于社會是否愿意直面這些情緒所指向的共同處境。否則，當消費被默認為唯一出口，情緒在被不斷調用與放大的過程中，反而更容易脫離原本的經驗語境，走向扭曲、夸張，甚至極端化。

　　但在前文提到的羅蘭·拉斯特與黃明暉那里，對情緒經濟的判斷并不止于風險與修正。他們的論述中，始終保留著一種變革性的樂觀：情緒并非只是被消費和剝削的對象，相反，它預示著勞動力端長期被低估的感受能力，正在被重新計價。

　　在他們看來，情緒經濟真正深遠的影響，未必首先體現在消費端，而更可能體現在權力與能力結構的重組上。“感覺經濟的一個重要結果，可能是女性社會地位的系統性上升。”他們在《感覺經濟》中直言。當人工智能逐步接管分析、計算與預測等“思考任務”，人類的比較優勢將轉向共情、溝通、關系維護等長期被視為“軟技能”的領域。

　　在書中，兩位作者反復強調，即便共情能力上的差異“并不巨大”，但在競爭環境中，“哪怕是微小的平均差異，也會在市場機制中被持續放大”，最終體現在職業分布與組織層級上。他們援引美國勞動力數據指出，早在人工智能全面滲透之前，那些高度依賴社會互動與情緒判斷的高技能崗位，女性占比就已持續上升。

　　因此，他們提醒，不應再將人工智能時代的受益者想象為“冷冰冰的理性機器”，而應看到另一種變化正在發生。“當感覺成為稀缺資源，理解他人本身就會轉化為經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