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主動歸還北方四島，僅僅提出一個條件，為何日本不接受？

2月初，高市早苗重提北方四島“主權未定論”，喊話俄羅斯與日本達成協議，普京政府現在對北方四島一事態度堅決，高市的算盤必定落空。

把地圖攤開來看，鄂霍次克海與太平洋之間那條狹窄的出入口，就像一道天然水閘，國后、擇捉、色丹、齒舞四座島嶼橫在那里，總面積不過五千平方公里，卻正好壓在俄羅斯太平洋艦隊進出深海的關鍵位置上。

對莫斯科來說，這不是幾塊偏遠寒島，而是一把鎖住出海通道的門閂，對東京來說，這也不只是土地面積的得失，而是戰后秩序里始終懸而未決的一筆賬。

今年2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站在“北方領土日”的講臺上，只說了兩個字——“遺憾”，語氣克制，沒有強硬表態，也沒有實質動作。

四島上已經有近兩萬俄羅斯居民長期生活，公路通車，港口運轉，機場、軍營和雷達設施逐步完善，行政體系、社會服務、經濟開發都在推進，從現實控制的角度看，這些島嶼早已完全嵌入俄羅斯國家結構。

這場爭端持續了八十年，時間越長，問題越復雜，它表面是領土歸屬爭議，實質卻牽動著安全結構、同盟體系和國內政治承諾。

如今的問題，已經不是“能不能談成”，而是“在現有條件下還談得動嗎”，要理解這個僵局，就必須回到它最初出現的那一刻，看清它原本的解法是怎樣一步步失效的。

1956年，蘇聯提出一個相對明確的方案：歸還色丹和齒舞兩島，以換取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但前提條件有兩條——日本必須放棄對國后和擇捉的主權訴求，同時不得允許外國軍隊駐扎在日本領土上。

說得更直白一些，日本如果想拿回部分島嶼，就必須在安全政策上與美國拉開距離，這個條件在當時就很難落實，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升級，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制度化、長期化。

蘇聯隨即態度轉冷，談判空間迅速收縮，從那以后，“兩島換和約”成了一個被反復提起、卻始終無法真正推進的選項。

2018年，普京對安倍晉三提出“先簽和平條約，領土問題以后再議”，聽上去像是靈活處理，實際上是要求日本先承認現狀，再期待未來談判，可在現實政治操作中，一旦和約簽署，俄羅斯既沒有法律壓力，也沒有戰略動力繼續讓步。

所謂“以后再談”，并不意味著一定會談，更不意味著一定會還，日本面臨的困境在于邏輯鏈條首尾相扣，想要島，就必須推動和約，要推動和約，就必須觸及安全安排，一旦觸及安全安排，就不可避免地影響美日同盟，而美日同盟是日本整體防務體系的支柱。

既想維持同盟安全框架，又想通過與俄羅斯交易獲得領土收益，在結構上很難兼容，這不是態度問題，而是安全架構決定的現實邊界。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并控制四島，原有日本居民被遷出，這是爭議的起點，1951年《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千島群島主權，但條款沒有明確界定這四座島嶼的法律歸屬，留下解釋空間。

冷戰結束后，葉利欽與普京都曾不同程度重提1956年宣言，顯示出有限的談判意愿，近十年局勢發生根本變化，2020年俄羅斯修憲，寫入“禁止割讓國家領土”的條款，直接壓縮了任何正式讓步的法律空間。

隨后俄方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軍事部署，將四島納入遠東發展規劃，到2024年，俄方宣布終止和平條約談判并中斷相關機制，問題在法律和行政層面都被固化為“俄羅斯內部事務”。

日本方面同樣面臨自我約束，長期堅持“四島一攬子歸還”的政治立場，幾乎成為政府的固定表述，若接受“兩島方案”，在國內輿論環境中極易被解讀為讓步甚至妥協，結果是，政府只能維持原則性主張，卻缺乏現實操作空間，立場越強調完整歸還，談判余地越小。

今天的僵局，本質上是安全結構、法律約束與國內政治承諾疊加的結果，俄羅斯缺乏制度空間退讓，日本缺乏戰略空間交換，雙方都沒有足夠動力承擔突破的政治成本。

于是，這四座島嶼繼續留在海峽之間，公路延伸、居民增加、設施完善，而東京只能在固定紀念日表達“遺憾”。

在現有框架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這場爭端不會突然迎來轉折，真正決定走向的，不是某一次講話或某一句表態，而是區域安全結構本身是否出現新的變量，只要這個變量不出現，八十年的僵局，大概率還會繼續延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