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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新春快樂,我是奧一新聞記者彭崢,除夕凌晨四點,我來到了深圳北站。此刻,站廳還沒開門。站前廣場的燈光把地面照得發白,可旅客們已經到了——一排排行李箱靠在腳邊,“廣東省袋”里裝著年貨,肩上搭著厚外套的人把手機握得很緊,像握著一張通往團圓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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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上的屏幕還沒亮全,車站也還沒正式開,但車次信息已經在刷新。一排排字跳動著,像一座城市在深夜里悄悄換擋:從“工作”切進“回家”。
我站在進站口外,聽見有人用很輕的聲音發語音:“我到站了。”還有人把孩子抱在懷里,孩子困得眼皮打架,腦袋一歪就靠在大人肩上;大人不敢動,怕把他弄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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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趕回去,天亮就能見到家里人。”
我問了一位北站西進站口最前排的大哥,為什么這么早來等車。他回答得很簡單——“趕回去,天亮就能見到家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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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的等待比想象中更漫長。有人在地上鋪了紙板坐著瞇一會兒,鞋尖朝著進站口;有人捂著保溫杯哈氣取暖;有人靠在花壇上睡著了,還有人把年貨袋子放在腳邊,清點里面是不是少帶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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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心似箭”在這一刻不再像成語,它是每個人走向深圳北站的速度,是有人怕耽誤、怕錯過,于是把“回家”提前排進今天的第一件事里。
如果說春運是一條河,那么深圳北站就是河口。這里把一整年的漂泊、忍耐與期待,都在一夜之間匯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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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是第一次回去。”——一個網約車司機的除夕
天快亮時,我在候車區遇到了一位網約車司機王大哥(化名)。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棉服,手指節粗大。可一提起“回家”,他眼神會突然亮一下,又很快黯下去,仿佛那份亮是藏了很久的東西,一露出來就怕被風吹滅。
他說他來自山西,來深圳二十多年了,“離老家十多年沒回去”。今年是第一次回去過年。
“我其實一直想回。”他停了一下,“但你知道,日子一忙,就說‘等下次’。等著等著,十多年就沒了。”
王大哥今年四十多歲。年輕時他在企業工作,跑業務、談客戶,“那時候工作就是喝酒,各種應酬,一杯接一杯”。他說,靠酒精把大家灌暈了才能拿到單,“后來整個人徹底陷進去,成了嚴重的酒精依賴”。
最狠的一次,他陪客戶喝,自己喝出了胃出血,被緊急送進醫院,醫生診斷是急性酒精中毒。那段時間他止不住地吐,“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吐水,一天能吐幾十次”。后來每個月都發作一次,規律得像來了“月經”。他說自己看著都害怕,“感覺不能再喝了”,可應酬推不掉,“你不去,單就是別人的”。
“你說那時候是不是死胡同?”他問我,又像問自己。
酒精讓他失眠,讓他內耗,讓他變成一個無法停下來的機器。最諷刺的是,想睡著也得靠酒。身體開始出現戒斷反應,需要酒精才能緩解。所謂“離不開”,已經不是情感上的依賴,而是生理上的奴役。
他說自己也去看過中醫。老中醫把完脈,沒開多少藥,只說了一句話:“你這病,就是得換工作,要么你就去開網約車,開網約車你就不敢喝酒了,酒駕被抓是要坐牢的。”
王大哥當時聽見這句話,想了很多,換工作意味著放棄高薪,意味著從一個“經理”回到一個更辛苦、更“不體面”的行當。可他又真的撐不下去了,回家跟妻子商量,妻子只說了一句:“我只要你身體健健康康的。”
他反復跟我提起這句話,臉上洋溢著幸福。后來他花十八萬買了一臺新能源車跑網約車,想著就算不賺錢也能自己開著用。深圳的綠牌好上,充電站也多。他說妻子沒心疼錢,只重復那句:“身體健康最重要,花多少錢都值。”
“我那時候就辭職了。”他說,“狠下心。”
3
一腳油門一腳剎車:把日子從坑里開出來
王大哥說自己剛入行的時候踩了不少坑。他不知道要考資格、要提服務分,不懂平臺派單規則,剛注冊就開著車在街上瞎轉,“轉來轉去接不到單”。第一天跑八個小時,只賺二十五塊。第二天十個小時,也才五十多。
“那時候真有點崩。”他說,“我以前好歹也是個經理,現在出來跑車,跑一天賺這點錢,我心里過不去。”
他差點放棄。后來在一個公園的超充電站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老司機”,同行點醒了他:“白天單子都被老司機搶光了,你一個新人,不如先跑夜場試試。”
于是他熬夜。每天晚上十點出車,跑到第二天早上十點。夜場單多,但糟心事也多:醉酒乘客吐在車里、胡攪蠻纏的爭執、從酒吧出來的客人情緒失控……他本來是為了戒酒才來開車,卻偏偏要天天在酒氣里穿行。
“有時候你把人送到目的地,他下車那一瞬間,車里那個味兒啊。”王大哥搖頭,“我就想起以前的自己。”
但他還是咬牙跑。第一次一天賺到兩百多塊的時候,他說“心里終于有點底氣”。底氣是什么?不是賺得多,而是你終于看見一條能走通的路。
再后來,他一點點摸清規則:考資格、做背景篩查、維持服務分、不能被投訴。服務分越高,平臺派單越優先。他從夜場慢慢轉回白天,日子逐漸穩定。現在他每天六點多出車,六點多收車回家,一天穩定六百多,“愿意熬晚班,沖七百也行”。他見過更拼的同行,一天跑十五個小時賺一千多,“這行沒有捷徑,賺的都是辛苦錢,全靠熬,全靠用心。”
“每一分錢都是一腳油門一腳剎車跑出來的。”他說這句話時聲音很平靜,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收入,而是“我把酒徹底戒了”。
“開上網約車之后,我腦子里每天想的是怎么接單、怎么跑路線、怎么服務好乘客。”他笑了一下,“跑完回家,洗個澡就陪家里人。以前應酬完回家,整個人渾渾噩噩,夫妻倆說不上幾句就吵,有時還打架,當然是她打我哈哈,現在能安安穩穩吃頓飯,說說話。”
妻子說那十八萬花得太值了,“買回來的不只是一臺車,更是我的后半輩子,是我們這個家的安穩。”
他說到這里,眼眶有點紅。
王大哥曾經在酒里沉了下去,但我能看見他,靠自己一點點浮上來。
4
除夕的深圳北站:每個人都在重新開始
凌晨五點多,深圳站內人流的明顯比節前幾天少。你會發現,在這樣的場景里,人的身份被簡化到極致:你不是某公司的員工、不是某個崗位的負責人、不是某個城市的“外來人口”,你只是一個要回家的人。
我和王大哥一起往檢票口走。他拖著一個不算大的箱子,箱子看起來很輕——可能他這些年已經學會,回家不靠把東西塞滿,而靠把自己帶回去。
我問他,回去最想做什么。
他想了想,說:“先見見爸媽。然后……就坐那兒,聽他們說話。”
十多年沒回去的人,最怕的其實不是路遠,而是時間把人的位置悄悄換掉。父母會老,孩子會大,村子會變,親戚的稱呼會變得陌生。你回去時,可能會發現自己像一個客人。
“這么久沒回去你會緊張嗎?”我問。
王大哥沉默了一會兒,說:“有點怕。但更怕再拖下去。”
他又補了一句:“人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曾經的他想要高薪、想要單子、想要在酒桌上站穩、想要公司層級爬得夠高;后來他發現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家庭、是健康,是能回家,是能在除夕凌晨四點站在車站門口,心里沒有虛,身上沒有工作。
5
站臺盡頭是團圓,也是生活的繼續
車門打開的一瞬間,旅客像被溫柔地推了一把:上車、找座、放行李。有人回頭拍一張站臺照片,發給家人:“我上車了。”這一次是真的上車了。
王大哥上車前回頭看了看深圳北站。他說他在深圳二十多年,這座車站見證了太多人的離開與歸來,見證了一個城市的擴張,也見證了無數個普通人的漂泊。對他來說,深圳就是他的“第二故鄉”;而這趟回家的車,是他對過去欠下的東西的一次補交。
我站在站臺上,看著列車緩緩啟動。窗里一張張臉掠過:有人在吃泡面,有人在給孩子蓋毯子,有人在閉眼休息。每個人的表情都不一樣,但他們都朝著同一個方向移動。那方向不是地圖上的一個點,而是心里最柔軟的一塊地方。
除夕的意義,有時可能不在于你吃了什么年夜飯,而在于你有沒有回到你想回的地方;也不在于你這一年賺了多少錢,而在于你有沒有守住你最想守住的人。
凌晨四點的深圳北站,是一座城市給“回家”讓出的通道。它把自己的節奏放慢一點,把燈提前亮一點,把門提前開一點,讓那些漂泊了一整年的人能更早一點踏上路。
回家不只是坐上一趟車,也是一種更深的返回——返回到清醒,返回到健康,返回到你愿意為之負責的生活。
火車開遠后,站臺又空出一段。工作人員繼續指引下一批旅客,機器仍在運轉,燈仍亮著。
只是每個離開的人,都把自己的“團圓”帶走了一點點。
而留在這里的人,繼續在寒夜里守著這盞燈,等下一扇門打開,等下一趟車開走,等下一次“回家”成真。
采寫:奧一新聞記者彭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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