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才華取代血統：優績制如何塑造了現代世界

2026.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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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

在人類歷史的漫長歲月里，權力與地位由血統決定，貴族世襲，階層固化。隨后，一種革命性的理念悄然興起：人應當因其才華而非出身獲得晉升和機會。這一被稱為“優績主義”的思想，從中國古老的科舉制度，到西方啟蒙運動后的文官制度改革，逐漸積蓄力量，最終在20世紀匯聚為一股歷史潮流，成為全球主導的社會觀念，深刻塑造了現代世界的面貌。

在《才華貴族》中，歷史學者伍爾德里奇梳理了優績主義思想的源流，同時指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優績制陷入了危機——居于社會頂層的財富精英階層，正利用教育、資源與文化優勢，將自己的“優績”轉化為可以世襲的“新特權”。

經出版社授權，第一財經節選了書中部分篇章，以饗讀者。

塑造當下社會的優績主義思想

“優績制”（meritocracy），這個由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揚（Michael Young）在1958年才創造出來的詞，是西方世界當前最接近普遍意識形態的思想。

通過“優績制”一詞的定義，就能使我們對其緣何如此受歡迎略知一二。一個信奉優績制的社會兼具下述四種特質，而其中每一種特質都值得稱道。其一，優績制社會以人們能憑借自己天生的才華在生活中取得進步為榮；其二，優績制社會通過提供全民教育來盡力確保機會的平等；其三，優績制社會禁止基于種族、性別和其他不相關特征的歧視；其四，優績制社會通過開放競爭，而非通過恩庇制（patronage）和任人唯親（nepotism），來授予工作職位。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與優績主義是現代政治思想中的黃金搭配，政治家們總是可以通過譴責不勞而獲的特權為自己贏得嘉許。

近幾十年來，功成名就的政客們所擁有的共同點，便是對于邁克爾·揚所創的這一新詞的信仰。瑪格麗特·撒切爾自認為是一位改革派優績主義者，她與自己黨內那些慵懶的建制派人士和左翼那些暴戾的集體主義者展開了一場劃時代的斗爭。羅納德·里根宣稱：“所有的美國人在受到評判時，唯一的依據便是個體之優績，并且有權憑借自己的夢想與勤奮走得盡可能遠。”比爾·克林頓則表示：“全體美國人民不僅有下述權利，而且對此負有莊嚴的責任：憑借上帝賦予的才華與決心，盡可能攀登到所能達到的高度。”巴拉克·奧巴馬后來也重申了這番套話。托尼·布萊爾多次在新工黨與優績制之間畫上等號。戴維·卡梅倫聲稱，英國是一個“志存高遠的國家”（Aspiration Nation），他的政府會站在“所有那些努力工作并求上進的民眾”一邊。鮑里斯·約翰遜稱贊優績制的做法可以“讓合適的脆玉米片抵達包裝盒的最上方”。諸如此類對優績制的贊美不足為奇：民意調查一再顯示，大多數人對于干預優績制原則的舉措都表示強烈反對。例如，2019年一項來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調查表明：73%的美國人（其中包括62%的非洲裔美國人）表示，大學在做出學生錄取決定時，應避免考慮種族或族裔因素。

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分野亦被跨越：全球各地成功的公務員體系均采用了精英選拔機制和擇優晉升制度；成功的公司，如麥肯錫和高盛，以集聚英才的聰明才智為賣點；科技行業則更是以優績制之化身自居。

優績主義思想正徹頭徹尾地塑造著當下社會。越來越多的巨額財富掌握在腦力出眾的人手中，例如微軟的比爾·蓋茨和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這樣的電腦極客，或者對沖基金界的先驅人物喬治·索羅斯和“量化投資”方法的奠基人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這樣的金融奇才。世界首富杰夫·貝索斯以最優等成績及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成員的身份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并認為在自己身邊安排一些學術上卓有成就之士實屬必要。此類高智商人群甚至在資本主義的草莽地帶也會嶄露鋒芒：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最大的七名寡頭中，有六名在成為自然資源大亨之前已獲得數學、物理或金融方面的學位。

比爾·克林頓認為賺錢與學習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一觀點也日漸被證明所言非虛。以美國為例，同樣從事全職工作，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要比年輕的高中畢業生高63%，而且前者擁有全職工作的可能性要遠高于后者。目前，這種大學的溢價效應是1980年的兩倍，并且仍在持續增長。原始智力（raw intelligence）是預測人生成就的最佳指標之一。據從事社會流動方面研究的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估計，用10歲時的智商測試成績預測孩子未來的社會階層，其準確度要比用他們父母的社會階層來預測高出3倍。對一群1970年出生的英國兒童的研究發現，那些在10歲時智商分數位于前25%的兒童，遠比那些得分處于末25%的兒童更有可能企及社會的精英階層（前者成為社會精英階層的概率為28%，而后者的概率僅為5.3%）。

受教育程度及智商也決定了我們的居住地。在戰后的美國，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分布均勻，與地區無關亦無城鄉差別。時至今日，底特律僅有10%的居民擁有大學學位，而在舊金山、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的居民中，這一比例則超過50%。曾一度感到自豪的地方精英階層，正在被納入一個由教育決定、以沿海地區為中心的全國性精英階層。在英國，人才如今都集聚于大倫敦地區和牛津、劍橋等高智商城鎮組成的“群島”上。一項對近50萬名自愿將DNA記錄留在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bank）中的英國人的追蹤研究表明，離開貧困地區的人比留下的人更聰明，也更健康。

世界各地的家長都在同一臺由優績制驅動的跑步機上揮汗如雨，心中交織著希望與焦慮。英國家長平均每周要求他們十多歲的孩子參加10小時的課外補習，中國家長是12小時，韓國家長是15小時，而保加利亞家長則是達到16小時。在韓國，一些家長自孩子考前的100天起，就會每一天祈禱；爾后在考試當天，也會端坐在學校外面祈禱。在新加坡這個全球優績制圣殿，學生為“鐘形曲線之神”豎起神龕，此神所指代的是正態分布曲線，即“統治他們生活的無所不能且神秘莫測的力量”。當我們離開中小學或大學時，這些測試也并沒有停止：全球數據顯示，企業會對72%的中層管理職位和80%的高管職位進行能力傾向測試和人格測試。

優績主義使每個人都處于持續的焦慮狀態？

優績主義思想如今正經受一大批難以對付的批評者的抨擊，他們強烈譴責我們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幻覺”“陷阱”和“暴政”，也是白人施行壓迫的手段。這種批評有其廣泛且多元化的來源，既來自精英學者，也可能出自憤怒的民粹主義者。我們心底某些最深重的憂慮——從種族不平等到由過度競爭引發的心理壓力——助長了這種批評。

批判性種族理論家對優績主義思想懷有強烈的敵意，他們認為優績制充其量是將社會不平等辯解為自然不平等的一種方式。所謂的客觀測試充滿了文化偏見，因此也充滿了種族偏見。

民粹主義者喜歡批評優績主義者“自命不凡”“自以為是”和“脫離現實”，同時也持有某些更具實質性的反對意見。他們抱怨說，那些所謂的“認知精英”在治理世界方面表現得很糟糕：金融危機正是由高素質的“寬客”（quant）推動的，他們建立了一間數學王國里的紙牌屋。福克斯新聞（Fox News）最杰出的專家之一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也認為，優績制就好像吸附在整個社會上的“水蛭”，它將成功人士擠在自我陶醉的飛地里，使他們對同胞的同理心變得遲鈍：

五十年前，SAT考試（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將一大批聰明人從美國各地的小鎮里選拔出來，并將他們輸送至少數的精英機構。他們在那里相互認識、結婚生子，并搬到數量更少的精英社區。我們創造了有史以來最有效的優績制……但優績制的問題在于，它能將我們社會中的同理心抹殺殆盡……一旦你認為所有的好運都是自身美德的產物時，你就會變得格外喜歡評判、缺乏同情心、全無自知之明、傲慢、愚蠢。我認為這一切也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我們當前的統治階級。

一些對優績主義最尖刻的批評者，來自優績主義制度的核心圈層。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講席法學教授。該學院僅錄取1%的申請人，為他們提供進入美國新精英階層的黃金入場券。在馬科維茨所著的《精英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 2019）一書中，這位自詡為超級優績主義者的人認為“優績純粹是一種假象”。他認為，如今的優績制旨在通過精英教育機制，將特權以世襲的方式從一代傳給下一代，這與其初衷截然相反。精英階層的成員斥資數百萬美元為自己的孩子構建教育優勢：或是搬遷至合適的學區，或是將孩子送到合適的私立學校，但必定包含豐富的課外活動。與此同時，家境較為貧困的兒童則被困在階梯的底部，從一出生就被欠佳的嬰兒護理、劣等的學校和普遍缺乏的發展機會所拖累。這座幻想的宮殿，同時也是一個苦難工廠。在這個體系內功成名就的人也已被過度的工作壓垮：閱讀文件至夜深人靜；隨時都得回復電子郵件；智能手機永遠嗡嗡作響。

這樣一種批評是對的，即優績主義理論往往可以成為階級特權的偽裝。享有特權的兒童，在父母支持下開始生活，然后在諸多優質學校和課外補習組成的康莊大道上漫步。在實現自身全部潛力方面，他們比貧困兒童的機會大得多。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從8所精英中學招收的學生，比從3000所公立學校招收的學生總數還多；常春藤盟校中來自收入分配前1%的家庭的學生人數，比來自收入分配中排名后50%的家庭的學生總數都多。

還有一種批評也沒說錯，即優績制是一名冷酷的監工。大多數專業人士的人生都是在優績制的跑步機上度過的，就像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中的囚犯一樣。他們在人生的前25—30年里，通過考試取得優異成績，進入一流大學，在知名公司尋獲一席之地；然后在接下來的25—30年里，他們努力贏得晉升機會，取悅老板，求取世俗功名。接著，隨著年增歲長，他們把對優績的癡迷轉移至自己的孩子身上。如今的父母對牛津、劍橋與哈佛的崇拜，與前幾代人對上帝及其先知的崇拜并無二致。

退一萬步說，有必要對下述問題思考一番：優績主義思想到底有什么問題？是因為它支持現狀嗎（來自左翼的批評）？還是因為它使每個人都處于持續的焦慮狀態（來自社群主義的批評）？優績制的問題是其理念本身所固有的，還是說這些問題是由于未能足夠有力地踐行優績制造成的？在把“你被解雇了”作為三等獎和給每個人獎勵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明智的妥協？馬科維茨教授和桑德爾教授擔心，優績制的做法正在產生不堪忍受的向往成功的壓力。但是，對于這種壓力難道沒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解釋嗎？例如，經濟增長緩慢，加劇了人們對理想工作的競爭？或者，需要掌握的知識量不斷增加，迫使想要成為專業人士的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那么，到底還有沒有更優的系統來管理這個世界呢？重要的問題絕對不是優績制是否存在缺點，而是其缺點是否比其他制度少。畢竟，優績制的倡導者也并未主張該制度是完美的。他們只是認為，在調和各種難免相互沖突的利益方面，優績制比其他制度做得更好——這些相互矛盾的利益包括：社會正義和經濟效率、個人愿望與有限的機會等。

當下關于優績制的辯論令人無比沮喪，原因之一便是缺乏歷史維度的思考。優績主義并非某種抽象的思想，它不是像從朱庇特腦袋里孕育出生的密涅瓦那樣來到這個世界。它是一種思考世界的方式，實際上也是管理世界的方式。它隨時間推移，伴隨著經濟壓力和政治激蕩逐漸發展。若我們未能將優績制置于歷史背景中加以細查，又何以判斷其究竟是一種暴政還是一種解放？若我們未能見識到優績制的發端，又何以判斷其到底是一種管理世事的明智之舉還是一個陷阱？

（本文摘自《才華貴族》引言《一種革命性的思想》，發表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

《才華貴族：優績制如何塑造了現代世界》

[英] 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 著 楊文展 譯

格致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微信編輯|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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