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江青趕出中南海，與三任妻子均“鬧掰”：陳伯達不為人知的婚姻

說陳伯達是紅色的，當然是說他從年輕時投奔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也忠于領袖。哪怕領袖下重手打他，他也堅定不移地相信領袖。很多事例不多說，只說他對自己的孩子。

1981年陳伯達被保外就醫，在寓所和兩個兒子留下合影

1965年，陳伯達次子陳曉農高中畢業，本來憑成績和后臺都能去中國任何一所大專院校讀書，可陳伯達卻要他去內蒙農村鍛煉，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道路。

當時的北京各家報紙，都用頭版頭條新聞報道了以陳曉農為首的一批學生奔赴內蒙農村插隊的新聞。陳曉農1965年8月到農村以后，先后收到了父親三封來信。其中都在講革命大道理。

當年9月22日他寫道：

你決心到鄉里去做普通勞動者，這是值得高興的事。一個年輕人，如果不同勞動群眾打成一片，熟悉群眾的各種事項，知道他們的心，而同群眾格格不入，將來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初到鄉村，一切不熟悉，當然會有些困難，但持之以恒，困難可以逐步克服的。

過了一個月，1965年10月9日，母親劉淑宴給陳曉農寫了信，陳伯達在該信的后面附寫了以下的話：

媽媽的話說得很對，你要記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靜思索，要同群眾商量，有什么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眾，熟悉勞動，不論在什么條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堅持下去，就會成一個有用的人。

第三封信是1966年7月寫的：

你繼續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貧下中農學習，作一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勞動者，并且要隨時拿這一點來考察自己，不斷教育自己。要拜群眾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是一個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覺得自己有點特殊的樣子。

黨和人民把你養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時每刻，都是要想怎樣才能報答黨和人民的恩惠。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最最害人的東西。永遠永遠不要讓個人主義盤踞你的腦子，這樣，才能看得寬，看得遠，才能前進，才有前途，才會使自己成為人民血肉的部分。

不管怎樣，我們總只是群眾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點，決不能學。但是我總認為，我的生命是屬于人民的，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這是毛主席的教訓，黨的教訓，希望你永遠記著。

一年后的1966年，“文革”開始了。因陳曉農的身份是公開的，父親地位顯赫，加上陳曉農身體也不好，有高血壓，就不得不考慮換地方了。

于是陳曉農向內蒙知青辦公室提出希望更換勞動地點，將身份保密的要求，得到了知青辦的同意。可當時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使事情無法落實。無奈之下，1967年冬，陳曉農向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談了情況。

王保春安排陳曉農先到醫院檢查治療，然后和陳伯達商量讓陳曉農到工廠去當工人。起初委托天津革委會的領導幫助安排，可沒幾天，受委托的人被江青點名打倒，陳伯達只好轉而委托河北省委書記李雪峰幫助在石家莊安排。

1968年初的一天，陳伯達領著兒子去了李雪峰家，對李雪峰說：“麻煩你安排他到工廠當個工人。絕對不要讓他當干部。讓他當個學徒工，從學徒做起。”經河北省委書記李雪峰幫忙，陳曉農到了石家莊制藥廠針劑車間當了學徒工，學徒期是兩年半。

1970年陳伯達倒臺后一個月，正是陳曉農學徒期滿轉為一級工的時候。從此，陳曉農與父親陳伯達失去了聯系，直到1979年12月第一次探監才見到其父陳伯達。

從這些書信和他對兒子的安排看，陳伯達確實很紅色。但是，說到他的婚姻，就可以看到粉色了。而且，和他“老夫子”的綽號似乎相差很遠。

陳伯達的第一位妻子叫諸有仁。

1927年，剛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陳伯達奉黨組織之命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23歲的陳伯達，在當時算大齡男青年了。

有一種說法，他是在去蘇聯的火車上碰到了鄰座四川姑娘諸有仁，近十天十夜的火車，足夠談一次戀愛。何況兩人目的地相同，信仰也相同，她還是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羅亦農的妻妹。

當然，也許這是杜撰。還有一種說法是兩個人因為是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而接近的。兩人明確了戀愛關系，信誓旦旦，相約畢業后一塊回國。不料，蘇聯20世紀30年代初的“肅托運動”肅到了陳伯達頭上，他背了個處分。作為女朋友的諸有仁對他不離不棄，倒也使他寬慰了許多。

陳伯達是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先諸有仁回國的，但是他點兒背，剛到天津，一天工作也未展開，就被捕入獄了。就在之后不久，諸有仁也回國到了上海，她向組織上說明她和陳伯達的戀愛關系，要求和陳伯達分到一個地區去。

當時上海中央機關，有好幾個人都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知道她和陳伯達的關系，也答應她辦這件事。于是，諸有仁趕去天津。但是到了天津，得到的消息是順直省委機關遭到破壞。

她后來得知陳伯達已被捕，日前已押往北平軍人反省院。諸有仁找到組織，通過聯系，赴北平準備營救工作。諸有仁其實沒有任何辦法，只有著急。好在陳伯達在獄中得了病，寫了悔過書就出獄治病了，這才讓諸有仁心中石頭落地。

1931年冬天陳伯達出獄后，去北京西山療養治病，諸有仁前往北京準備照料伺候。見分別近一年的陳伯達，此時十分憔悴，人瘦得難看，臉上的淋巴結核還未好，仍流著膿血。

諸有仁一下子哭了，擦干眼淚后，仔細地端詳著陳伯達一年來的變化，兩人心情都十分難過。自此，諸有仁每來此處，都給陳伯達帶些好吃的，幫助陳伯達換藥和換洗衣服。在醫生的精心醫治和諸有仁的細致入微的照顧下，陳伯達的精神逐漸好轉。

1933年，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起事時，急需要大批的干部前往工作，陳伯達與諸有仁一同奉調，前往張家口同盟軍司令部工作。陳伯達在此負責編輯刊物，撰寫文章，兩人的生活穩定了些，生活也有所好轉。在張家口，經吉鴻昌主持，兩人結了婚。

兩口變成了三口，多了兒子陳曉達，幾經輾轉，一家3口到了延安。在延安，陳伯達先后在陜北公學、馬列學院和中宣部工作，后來，他被偉大領袖看中，飛黃騰達起來。

諸有仁被安排在延安干部子弟學校任校長。諸有仁在學校工作很忙累，回到家中，仍要照料孩子，幫助陳伯達整理一些文稿。1938年，羅亦農之子羅西北亦被接到延安，諸有仁是他的姨，他就生活在陳伯達家中。

1940年底，延安干部子弟學校決定把一批烈士遺孤和一些干部子弟送到蘇聯去學習，時羅西北生母——諸有仁之姐正在蘇聯學習。一來兩個孩子在蘇聯有親人照顧，二來莫斯科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遠比延安好，利于孩子的全面成長。

諸有仁考慮有自己姐姐在蘇聯，也就同意了陳伯達的意見，送孩子去蘇聯。這樣，六歲的陳曉達，離開了父母，從小就開始了留學生的生活。孩子們走了，家里清凈起來。一清凈，是非就多。

年過30歲的諸有仁結婚后多年操勞，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大好幾歲。而陳伯達此時正青云直上。夫妻間的裂痕越來越大，而對外陳伯達解釋為夫妻性情不和。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陳伯達托李六如出面調停，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這樣，兩人相互之間愛戀了六年，婚后生活了9年，隨著陳伯達地位的變遷，就這樣結束了。與陳伯達離異之后，諸有仁一直獨身。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諸有仁被打成“蘇修潛伏特務”受盡了折磨。1985年2月23日，她離開了人世。

陳伯達的第二任妻子余文菲

陳伯達辦理離婚前后，開始與延安中央黨校另一位姑娘相識，叫余文菲，湖北省紅安縣人，1918年出生。1938年秋天，余文菲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找到了她的老鄉董必武。

經董老指點，余文菲離開武漢，奔赴延安，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為第四期學員。畢業后，又被送到延安馬列主義研究院學習，后分配到中共黨校工作。

1940年春，余文菲結識了陳伯達、艾思奇等在延安的名人。陳伯達慢慢地與余文菲接近，始則相互交換學習心得，繼之深談古今中外的名人與學問。陳伯達這么有學問有地位的人，很容易俘獲小姑娘的心。

1942年陳伯達離婚后，他和余文菲兩人的關系逐漸公開。1943年，由董必武做月老，兩人結婚。時年，陳伯達40歲，余文菲25歲。

婚后，余文菲傾其全部身心打理陳伯達的衣食住行和著書立說。余文菲不辭辛苦的打理，也促使陳伯達在延安時期進步很快。1945年，余文菲生下個男孩，取名陳小龍。

陳伯達第二次婚姻，開始時很幸福，余文菲顯得十分富有青春活力和賢淑勤快，陳伯達對這位年輕的妻子亦十分滿意。但是，好景不長。在延安整風后期，又搞起了“搶救失足者”的“搶救運動”。1943年底，“特嫌”問題搞到了剛剛結婚的余文菲頭上。

在陳伯達看來，身為毛澤東的秘書，是絕對不允許自己家庭有“特嫌”存在的。在余文菲看來，她亦深知此點。但她更為看重的是她有可能要與陳伯達離異。為此，余文菲十分痛苦，幾乎發展到“神經質”的程度。

為此事，兩個人在家中經常拌嘴。后余文菲問題弄清了，是個好同志，不是“特務”，但家庭裂痕的出現，隨著兩個人性情太強與三天兩頭吵架而再也無法愈合了。

盡管余文菲帶著孩子到東北參加土改，以為和陳伯達分開一段時間就會恢復感情，沒想到1948年夏，余文菲帶著孩子來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與陳伯達再度生活在一起時，生活如舊，再也沒有感情了。

全國解放后，余文菲隨陳伯達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一所中學教書，兩人因經常吵架，日子已經無法再過下去了。1949年，經中組部同意，部長安子文為他們辦理離婚手續。兩人離婚后，孩子陳小龍留在陳伯達身邊。

這樣，從1940年到1949年，兩人從相識到結婚，9年，最終以離婚收場。1950年，組織上分配余文菲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后中南局遷往廣州，余文菲不愿意離開故鄉前往它地，乃留在武漢醫學院工作，待遇僅為副科級，具體工作是管理圖書。

1950年，陳伯達第三次組建家庭。時年，他46歲，妻子劉淑宴28歲。

劉淑宴是四川灌縣人。1922年生，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做黨的工作。1942年，21歲的劉淑宴與南方局青委書記劉光結婚。1943年夏，劉光在重慶病故。這時，劉淑宴正懷孕。

后劉淑宴帶著孩子在重慶生活了兩年。1946年春，劉淑宴帶著未滿3歲的女兒來到延安。1947年春中央轉戰陜北時，她隨中央機關東渡黃河，先行到河北省平山縣。在這里，劉淑宴進入馬列學院跟班學習。主持馬列學院日常工作的，是陳伯達。

因劉光和胡喬木是老同事，而且是好友，而胡喬木又和陳伯達是同事，同為毛澤東的秘書。所以劉淑宴在中央馬列學院學習時，就受到了很好的照顧。劉淑宴母女因生活上的諸問題，必須找組織上幫助解決，于是一來二去，也就和陳伯達熟識了。三年的接觸，兩人走上了相愛的道路，并于1950年結婚。

現在看，陳伯達的后兩次婚姻解體，都有外力的影響。粉色這個詞，似乎算不上冤枉。和劉淑宴結婚之后，陳伯達組建了一個五口之家。和諸有仁生的長子陳曉達，仍在蘇聯學習，次子陳曉農，剛讀小學一年級。劉淑宴和劉光的女兒劉海梅改姓陳，讀小學二年級。

劉淑宴被分配到北京通縣雙橋農場任副場長。每周回家一次。那時陳伯達把家安在中南海院內，每周六下午，陳伯達囑其秘書派車接劉淑宴回家，生活倒也相安無事。

陳伯達與劉淑宴結婚之后，又生一男一女，女兒取名陳嶺梅，兒子取名陳曉云。有了孩子之后，再去雙橋那邊工作，十分不方便。于是，1956年，陳伯達把劉淑宴調進中南海，擔任自己的秘書。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陳伯達的家庭，又一次發生裂變。

因為陳伯達紅極一時，劉淑宴也有點忘乎所以，她負責范若愚專案組，還受到江青表揚。但是，1967年，劉淑宴卻鬧起了陳家院外后墻可疑腳印之事件，惹怒了江青，江青把陳伯達一家趕出了中南海。

被趕出中南海，對于陳伯達是大事，他離領袖遠了，上升空間就受到了限制。為此，陳伯達和劉淑宴吵了架。打這以后，陳伯達夫妻之間經常出現小的矛盾沖突。

后來，陳伯達逐漸被領袖疏遠，常常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還受到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張春橋、姚文元的猛烈攻擊，一度處于很不穩定的狀態。這期間兩人經常發生口角。劉淑宴直言不諱：“我看啊，文革第六個回合，該打倒你陳伯達了，你不用在家跟我耍威風。”

一說到這個話題，就揭到了陳伯達的傷口，于是，兩人越吵越兇，日子沒法過下去了。后來，陳伯達通過自己手中的權力，把劉淑宴發配到山東濟南部隊某部療養所軟禁。

劉淑宴在療養所，心中十分苦楚，更恨陳伯達不該用政治方法來解決家庭問題。她幾次三番要求回北京，但沒有陳伯達發話，誰也不敢放她回北京。北京家中兩女一兒，日夜思念自己的母親，亦對其父陳伯達產生憎恨之情。

1970年秋，陳伯達倒臺后，劉淑宴在山東療養所被隔離審查。1982年回到北京。她—氣之下，把其長女又改回姓劉，把其子陳曉云，改姓劉，叫劉曉云，并教育其子女與陳伯達斷絕關系。

1989年9月20日，陳伯達去世。通知劉淑宴后，她雖然沒有出席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但也送了花圈，表示了夫妻之間的哀悼。

陳伯達的婚姻家庭其實挺不幸。三任妻子都成為路人，他病重時也沒有人愿意來照顧他，幾個孩子也形同路人，長子陳曉達因為得知陳伯達和生母諸有仁的關系而對他很不滿，加上他反對了自己和毛澤東女兒李敏的戀愛，一氣之下臥軌自殺，對陳伯達的打擊也非常之大。

1989年9月20日陳伯達因心肌梗塞在家中去世。之后，他的骨灰安放到八寶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

因老山骨灰堂有規定，存放期不能超過三年，1991年陳曉農一家將陳伯達的骨灰帶回了福建惠安老家，放在老家的空水缸中，沒有入土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