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如何賦能全球國際科創中心建設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既是加快建設科技自立自強體系的重要路徑，也是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體現。放眼全球，英國、新加坡、韓國、新西蘭等國在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的進程中，高等教育院校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倫敦、首爾等地，都將營造良好科創生態作為打造國際科創高地的成功鑰匙。與此同時，在全球競爭加劇、地緣政治影響、跨部門整合成本較高等背景下，國際科創中心的建設也須警惕并著力化解相關風險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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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維度

　　制度供給和戰略布局的系統構建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形成，并非源于單一產業突破或資本聚集，而是長期制度供給、科研組織改革與公共政策協調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全球經驗看，政策邏輯主要體現在基礎研究制度保障、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知識產權制度安排、財政金融工具協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布局等方面。

　　一是基礎研究的制度性保障。國際科創中心普遍具備高度穩定的基礎研究投入機制。英國通過國家科研和創新體系整合，將科研經費集中配置至關鍵戰略方向。例如，依托以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和艾倫·圖靈研究所為代表的科研機構，強化人工智能基礎算法研究和倫理規范研究的協同布局，這種制度安排強調“問題導向”和“使命導向”的結合。

　　二是科技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平臺協同。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命科學等領域，重大科研設施成為科創中心的核心競爭要素。新加坡在“RIE2030”戰略框架下推進科研與產業發展銜接，通過加強公共科研平臺建設、促進高校與企業協作、完善管理和績效機制等方式，推動科研成果向產業應用轉化，加快創新鏈與產業鏈對接。

　　三是高校制度改革和成果轉化。大學不僅是知識生產的主體，也是科技成果轉化和企業孵化的重要節點。一些歐美國家明確，科研成果知識產權歸屬于高校，為大學技術轉移和教授創業提供法律基礎。這種制度設計有效打通“實驗室—企業”路徑。而在一些地區，有關大學通過設立跨學院研究院和創業支持平臺，推動科研人員參與技術孵化，形成“科研—資本—創業”閉環機制。

　　四是人才政策國際化和多層次結構。科創中心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競爭。韓國首爾通過“RISE”計劃，將高校學科布局與地方產業升級緊密結合，實現人才培養與區域發展同步。新西蘭通過強化國家科研機構與高校協同機制，聚焦優勢領域布局創新資源，強調科研投入的精準化和國際合作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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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維度

　　創新生態的結構特征和運行機制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形成并非單一要素集聚的結果，而是在知識生產體系、資本配置機制、科研組織形態和制度執行能力等多重結構嵌合中逐步演化而成的。不同區域雖路徑各異，但均體現出創新生態系統化運行的共同特征。

　　重視知識、資本與文化的嵌合。一些國家區域模式的核心并非僅為當地企業，而是以當地高校作為策源節點的知識生產體系，依托教授創業常態化、風險投資與大學緊密關聯、高度開放的人才流動機制以及容忍失敗的創業文化等運行機制。同時，當地技術許可辦公室助力科研成果快速實現商業化，風險資本則承接因技術不確定性產生的投資風險，使高校、資本與企業之間構建起循環反饋機制。依靠科研組織形態創新、打破學科壁壘的任務導向以及產業需求與學術探索雙向互動模式，高校不僅按學科劃分組織，更按“問題”劃分研究單元。

　　強化高等教育跨區域協同創新。英國正在從單一城市創新轉向區域協同。劍橋大學在基礎科學領域具備深厚積累，而曼徹斯特大學在材料科學等領域形成產業化優勢，兩校通過跨區域合作，實現分工協同。倫敦知識區區域協同的關鍵在于統一規劃、數據和資源共享以及跨區域治理機制協調，通過空間集聚提高創新密度，促進科研機構與企業近距離互動。在更大范圍內，歐洲依托歐盟統一科研框架和成員國高校網絡，跨國聯合團隊和共享科研設施成為常態，創新活動不再局限于單一城市或國家，而是形成跨區域知識流動和資源整合機制。

　　注重高效率政策執行和全鏈條整合。新加坡通過長期教育科技與企業創新規劃和年度預算銜接，確保戰略方向連續。同時，整合教育、科研、技能培訓和企業支持政策，形成高度協同體系。一些國家全球創新推進機構依托當地科研都市圈的知識資源，通過產學官合作、匹配科研機構的技術成果和產業界的需求、培育創業企業等方式來開拓新事業，持續產出對經濟和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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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事項

　　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的潛在風險

　　在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容易在高強度投入和快速擴張中出現結構性偏差。相關風險并非表層操作問題，而是制度邏輯和發展節奏不匹配所引發的系統性挑戰。

　　一是投資驅動型擴張下的“規模幻覺”。在地方競爭壓力下，各地往往通過大規模財政投入、園區建設和基金設立推動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然而，創新能力的形成具有長期性和路徑依賴特征，并非短期資本堆積即可實現。一些國家區域體系，是在數十年基礎研究積累和制度演化中逐步形成的。若缺乏科研組織改革和評價制度優化，僅依賴資金擴張，容易導致資源錯配和低效重復建設。

　　二是人才結構和評價機制的單一僵化。科創中心不僅需要頂尖科學家，更需要工程技術人才與技能型勞動力形成完整鏈條。若政策過度強調高層次人才引進，而忽視職業教育和工程體系建設，科研成果將難以實現產業化轉化。同時，若科研評價仍以論文數量或短期績效為導向，將抑制高風險原創探索，強化項目依賴型研究模式，削弱長期攻關能力。

　　三是區域高教協作的統籌成本。隨著創新科技活動從中心向周邊的擴展，高等教育跨區域甚至跨國協同治理成為關鍵議題。若缺乏統一規則和利益分配機制，跨區域合作可能演變為重復建設和政策競爭，增加整合成本，削弱整體效率。例如，歐洲跨國創新協同的實踐表明，統一資助框架雖有助于資源整合，但在成員國利益協調和政策執行層面仍面臨治理成本上升和決策效率下降等挑戰。

　　（宋佳系上海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楊浩晨、李程琳單位系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本文系202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青年項目“世界主要國家高等教育制度型開放戰和略研究”（CDA240262）成果之一）

《中國教育報》2026年03月05日 第09版

作者：宋佳 楊浩晨 李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