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來到“軍科復合體”時代

文 | 最話FunTalk，作者 | 何伊然，編輯 | 劉宇翔

1814年，尚普蘭湖來了一艘外型奇特的軍艦，它名為德莫羅哥斯號，是世界第一艘蒸汽動力炮艦。在那場戰役中，德莫羅哥斯號主要承擔移動炮臺和運輸支援，作用有限，但它開創了蒸汽動力用于軍事的先河，為“蒸汽鐵甲艦革命”奠定了基礎。

而彼時，距離1712年紐科門制造出第一臺實用蒸汽機，已經整整過去了102年。

40年后的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英法聯軍大規模使用電報進行遠程戰略通信，指揮調度、傳遞情報，電力技術首次系統性地應用于戰爭。而這種改變戰爭形態的發明，距離1831年由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原理，奠定了電動機和發電機的理論基礎，僅僅間隔了23年。此后，電力應用迅速擴展到探照燈、水雷等軍事領域。

1876年，尼古拉斯·奧托成功制造了第一臺實用的四沖程煤氣內燃機。當時歐洲正處在漫長的和平時間，期間并沒有大規模戰爭。直到35年后的1911年的意土戰爭，意大利軍隊使用搭載內燃機的“布萊里奧”XI型單翼機進行偵察，并于同年11月1日投下第一枚航空炸彈，內燃機作為航空動力才直接參與戰爭。

僅僅三年后，潘多拉魔盒終于被打開。一戰爆發，內燃機被廣泛用于坦克、汽車、軍艦、潛艇、飛機、軍工廠車間。在技術革命加持下，戰爭節奏加快，收割人命的“效率”快速提升。

1936年，艾倫·圖靈提出“圖靈機”理論模型，為現代計算機奠定了核心理論基礎，僅僅7年后，1943年英國就制造出“巨人”計算機，用于破譯德國“洛倫茲”密碼。從計算機理論基礎的提出，到實戰僅約7年。

從發明到戰場，蒸汽機用了約102年，內燃機用了約35年，電力用了約23年，信息技術只用了約7年。技術被應用于軍事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或者說技術發明正加速軍事化。

二戰將戰爭形態帶入由信息和計算能力主導的新時代，人類也進入了由國家資助基礎科學、技術的時代，技術與軍事從未像這個時代這樣深度捆綁，很多技術突破本身就是為軍事用途服務的。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對軍事技術的投資促進了電子和計算機技術的研發，這些投資間接支持了硅谷地區的高科技企業成長。

高科技企業專注的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建立在龐大的現有知識體系之上，研發迭代速度呈指數級增長，軍民兩用性越來越強。許多技術，如GPS、無人機是在軍用領域成熟后，才外溢到民用領域，而民用市場的快速迭代，反過來又被軍用采購。

至于人工智能，在軍事應用如自主目標識別、決策支持、信息戰，幾乎與民用發展同步進行，轉化間隔可能縮短至零或僅有幾個月。

從人類歷史來看，再也沒有比消滅同類的技術，更讓人類狂喜的了。或許，我們正站在“天網”的門口，還不自知。

01

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突然空襲。

這是以色列空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作戰出動。某種程度上，也是成效最為顯著的行動——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身亡，同時遇難的還有多名伊朗高級官員。

根據披露，美國情報機構掌握了哈梅內伊和伊朗革命衛隊通信方式和轉移規律，在確定哈梅內伊會參加一場高級官員會議后，原本計劃在夜間發動的打擊被提前到白天執行。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湯姆·科頓承認，美國有著“精妙的情報收集手段”，但拒絕透露具體細節。

中東地區的戰火還在延續，但是媒體的焦點并非只聚焦于戰場。隨著披露的消息越來越多，AI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越發引起爭議，Anthropic和其名下的Claude更是卷入風暴中心。

據媒體報道，在針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兩次關鍵行動中，Claude都直接進入了實戰殺傷鏈，包括但不限于多源情報的匯總與分析、通信數據和人員軌跡的挖掘、行動路線與風險點的模擬推演以及為一線指揮提供動態決策建議。

這或許是在全球范圍內，商用大模型第一次被公開證實直接參與高敏感軍事行動。此時距離Transformer 深度學習模型架構的發明，不到九年。

AI不再是演習里的配角。那么，一款民用領域的AI，是怎么堂而皇之出現在了戰場上？

實際上，Anthropic與美國國家安全體系的合作并非始于正式的直接合同，而是和美軍合作商帕蘭蒂爾的合作。

2003年，PayPal創始人Peter Thiel和合作伙伴創立數據分析公司帕蘭蒂爾，該公司主營業務為向美國國防部、情報部門提供定制化數據分析平臺。在獵殺本·拉登等軍事行動中，帕蘭蒂爾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名副其實的科技“軍火商”

Peter Thiel一向是硅谷異類，雖然他本人是同性戀，但是他的政治觀點頗為保守。從九十年代起，他就明確反對美國大學校園里彌漫的多元文化思潮，2016年更是少數具名站臺和捐款支持特朗普參選的硅谷大佬

2015年，美國現任副總統萬斯在Peter Thiel麾下的風投公司就職。隨后，兩個人建立起密切合作關系，不僅共同投資了以保守派受眾為主體的視頻平臺Rumble，Peter Thiel更是通過政治捐款將萬斯推向了政界，成為特朗普再度競選美國總統的搭檔。

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后，帕蘭蒂爾“硅谷軍火商”的位置更加穩固。隨著AI浪潮越來越熱，帕蘭蒂爾自然也需要找到合適的AI合作商來完善其數據分析工具。

2022年12月，Anthropic創建了一套提升AI系統的安全性、無害性和透明度的AI倫理與安全原則，所謂“憲法AI”，其核心理念是通過一組預先定義的原則（即“憲法”）來引導AI進行自我批評與修正，檢查是否有“壞”的內容，決定是否放行，使AI系統的輸出更安全。

因此，相比其他AI大模型，Claude突出特點是低幻覺率、邏輯穩定、超長上下文處理能力，可以一次性處理海量文件。

在軍事領域來說，安全、準確、合規性強遠比互動性、體驗感流暢重要。2024年11月，Anthropic和帕蘭蒂爾官宣戰略合作。

2025年7月，五角大樓又高調宣布與Anthropic達成正式合作協議，金額上線為2億美元。此外，美軍也和谷歌、OpenAI、xAI達成了合作。

02

根據公開的公告，在技術層面，Claude通過與Palantir AI Platform (AIP)的深度集成，實現了對海量非結構化戰場數據的實時處理，處理全流程在物理隔離的機密網絡內完成，無需外部API調用。

Anthropic由此成為首個將硅谷AI模型部署至美國政府機密網絡的企業，也是首家為國家安全領域客戶定制專屬政府版AI模型的公司，為情報與國防行動中的復雜數據處理與分析提供支持。

雖然Claude融入了軍事領域，但是Anthropic并不認為自己是軍工產業的一環，這樣的認知分歧使得雙方在近期爆發了巨大的沖突。

硅谷一直有著濃重的“反戰”色彩。雖然硅谷的誕生帶有濃重的軍事訂單色彩，但在60年代的反越戰浪潮，一批工程師逃離了當時的軍工體系，追求“技術改變世界”的理念。90年代起，硅谷企業又用“不作惡”“連接世界”的價值觀倡導技術要超越國家限制，服務全人類。

Anthropic當時在跟帕蘭蒂爾的合約和公開使用政策里特意寫下了兩條所謂的“倫理紅線”：一個是要求不用于針對美國公民的大規模國內監控；第二是不用于無人類監督的全自動致命武器系統。

然而，2026年美軍對委內瑞拉的突襲打破了雙方相安無事的瓶頸。

由于Claude在委內瑞拉行動中被使用，Anthropic開展了內部核查，這引起了軍方強烈不滿。五角大樓認為，所有合法軍事用途均可使用，在美軍邏輯里，委內瑞拉的突襲自然也被歸類在“合法軍事任務”之內，企業寫在紙面上的倫理約束在軍方的解釋框架里幾乎不具備實際約束力。

2月，雙方在輿論場上頻頻打嘴仗。美國國防部直接要求Anthropic刪除倫理限制，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迪則斷然拒絕，“我們無法違背良知接受軍方要求。”

阿莫迪也留有回旋余地。他強調，Anthropic的技術為美軍帶來巨大價值，希望在保留兩項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繼續為國防部及作戰人員提供服務。

可能阿莫迪也沒有想到，在雙方還處在針對具體條款進行博弈時，五角大樓早就和以色列確定了對伊朗的作戰計劃。

2月27日，白宮直接宣布聯邦機構將在六個月內全面停用Claude。緊接著，國防部將Anthropic列入國家安全供應鏈風險名單，禁止所有軍工承包商與其合作。當晚，OpenAI首席執行官奧爾特曼表示將為美國軍方機密網絡提供AI服務。

第二天，美軍發動了對伊朗的突襲，美國中央司令部在行動中仍使用了Claud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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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國防部強化合作的時間節點正撞伊朗襲擊爆發，OpenAI一下子成為輿論場上的眾矢之的，大批用戶涌入應用商店給ChatGPT打上低分差評，卸載量暴增295%。與之相反，Claude下載量呈爆炸式增長。

奧爾特曼不得不承認，先前的表態過于草率，合作看起來“機會主義”。OpenAI宣稱，跟國防部簽訂的合同設定紅線，對自身安全系統擁有完全決定權，或許是為了平息輿論，OpenAI強調，已向政府明確表明立場，Anthropic不應被貼上“供應鏈風險”的標簽。

3月2日，Claude在全球范圍出現大面積服務中斷。Anthropic稱，過去一周全球用戶對Claude需求呈現“空前”增長態勢，服務器集群承受了巨大壓力。

如果只看表面，似乎科技公司跟美國軍方合作是一種“污點”，Anthropic則是“反抗英雄”。

但不要忘了，到現在為止，只有Claude明確被證實應用到了軍事行動之中，Claude也是AI行業卷入戰場紛爭后最大的受益者——不僅獲得了新用戶，還成為各國高度關注且研究的對象。

這揭開了美國科技行業一個公開卻很少被明說的潛規則：美國軍方一直是前沿科技最重要的推動者和投資者之一，軍方認可從來不會給科技企業拖后腿，反而是“飛躍”的關鍵變量。

硅谷跟五角大樓的關系就是一場公開反戰、私下曖昧的擰巴表演。明面上，工程師高舉技術倫理大旗，把軍工復合體當成資本世界的反派；可一旦關上會議室大門，老板們都清楚要悄悄伸進戰爭的錢袋子里。

這樣的例子在美國比比皆是：

2019年，微軟拿下了來自美國軍方總額百億美元的國防云項目，后又簽訂了AR戰術裝備合同，進一步鞏固了在云計算和硬件領域的優勢；

2022年，SpaceX成立名為“星盾”的新業務部門，專門服務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和五角大樓；

2025年，得益特朗普的高度重視，帕蘭蒂爾來自美國政府的銷售額大增66%，財年營收同比增長56%，美國陸軍提供的十年期上限金額高達100億美元的框架合同更是成為公司業績核心引擎。

美國科技行業從未像現在這樣高度參與軍事領域，新的“軍科復合體”儼然成型。只不過，出于輿論、人才穩定、國際市場等考慮，美國科技公司普遍有一套成熟的默契：只做不說，刻意切割直接關聯。多用“國家安全”“網絡安全”這類中性詞，少提“作戰”“打擊”，并通過第三方承包商交付。

一個值得注意的跡象是，拜登政府時期曾著力推動對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訴訟，甚至有拆分谷歌的想法，一時間反壟斷成為顯學。但特朗普當選后，美國科技巨頭們施展金元攻勢，姿態臣服，政府對科技行業的態度也180度大轉彎，從反壟斷的劍拔弩張到緊密合作。

特朗普家族與硅谷富豪圈的關系世人皆知，從其社交媒體公司上市到數字幣項目，特朗普家族賺得盆滿缽滿。而奧爾特曼、埃里森、孫正義聯合主導的美國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項目“星際之門”，更是為特朗普量身定制的獻禮工程。

當然，以上并不是美國從軍工復合體進入到“軍科復合體”的根本原因，促使特朗普政府對科技行業態度轉變的根本原因，還是AI已經是大國博弈的重要砝碼，為了壓制對手，對科技行業的態度自然從反壟斷到極力扶持。

在大國競爭的框架下，最頂尖的技術很難做到中立。當前的挑戰早已不是AI會不會介入軍事，因為這已是既定的事實。AI治理正在進入“規則滯后、競爭失控”的新階段。

猶如上世紀那份影響深遠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AI技術在軍事領域是否也應該有所限制？各國之間能否建立起一套共同認可、真正落地的AI使用紅線？

如果AI無節制地淪為暴力沖突的加速器和放大鏡，這個世界可能會滑向又一場失控的軍備競賽。

那可能會是人類的最后一場軍備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