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建院初期設立的清史研究室

2007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三十周年。三十年時間，真是不長不短。說它不長，因為與近現代文明興起、發展過程比較，三十年不過占其十幾分之一。三十年足以使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社會上英姿颯爽地屹然自立，可以形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自己的一篇內容豐富的發展史。我在這里想談的，是三十年來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清史研究室。這個室是本院的一個基本細胞，它的狀況正是院的三十年歷史的一小部分。

清史研究室的前身，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組的一部分。但清史卻是所內各斷代史中最不發達的部分。研究組號稱明清史組，實際上是“大明天下”。我于1958年到所，副組長王毓銓先生指示：“你來了，就搞清史吧!”一個剛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新來乍到的研究實習員，就是當時歷史研究所清史的全部，說明起點是多么的低下。1963年，當楊向奎先生主持這個組(此時明清史組與唐宋史組合并，稱中國封建后期史組)時，清史研究人員有所增加。楊先生又采取措施加以提挈，派出兩個組(各六人)分別去研究歷史檔案，一個去明清檔案部(今第一歷史檔案館)探討乾隆朝社會經濟，一個去山東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察衍圣公府(孔府)貴族地主。這對培養和提高清史隊伍的科學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楊向奎先生是造就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團隊的第一人。不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培養是一個漫長而困難的歷程。當時還沒有出現有影響的清史研究新人和著作。楊先生作為封建后期史組長，要兼顧全組各斷代史，不能只顧清史。清史研究人員的成長，必然受到牽制。這就隱藏下日后發展清史、單獨建室的因由。

哲學社會科學部組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是為著適應對外開放新時代國家對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需要，在體制上進行的一次重要改革。此時清史在各斷代史中突顯的重要性，逐漸被人們所認識。清朝的建立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歐洲資本主義勢力興起大體同時，二百余年中清朝統治的中國逐步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淪為半殖民地。由于民國歷史的短促，清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差不多可以銜接起來，清朝統治的后果也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接、直接產生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許多事務和問題，外交、疆域、民族、土地和農民、經濟落后、宗教、會道門等各個方面，不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尤其是清末。這些地方清楚地表現出清史與現實的密切聯系。顯然，清史研究不能再處于停滯落后的狀態。1978年冬，歷史研究所毅然將清史分出，單獨建為清史研究室，仍以楊向奎先生為主任，全室研究人員調配至二十余人。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創舉，具有遠見卓識，提高了清史研究的科學地位，推動了研究工作的迅速發展，影響深遠。

楊向奎先生是成就卓著的大史學家，并且擁有豐富的組織、管理工作經驗。他對建設清史研究室采取他稱為“分兵把口”的四字方針，使清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有人把守研究，人人在若干年內都有與別人不重復的奮斗目標。他又倡導學術交流，發現問題，考察人才，并用看得見的成績來鼓勵研究人員繼續工作的興趣。在他的領導下，清史研究室在中華書局支持下，率先辦起了近似年刊的《清史論叢》《清史資料》,很快得到國內外同行的積極評價；在院科研局的支持下，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聯手辦起了季刊《清史研究通訊》。這在提供信息、團結同行、推進研究上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幾年內，室內陸續刊布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牟安世《鴉片戰爭》等、周遠廉《清朝開國史研究》、何齡修郭松義等《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劉永成《清代前期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初探》、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王戎笙等《太平天國運動史》等等，也得到肯定的反應。清史研究室還與所內外有關單位合作，編輯、出版工具書《清史論文索引》、資料匯編《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清中期白蓮教起義史料》《清代地租剝削形態》等，都是做得比較出色的。在這個過程中，研究人員成長起來，在清史學界開始嶄露頭角。清史研究室有了承擔國家五年建設規劃重點項目的能力和信心，實際上也得到信任，受命完成“六五”計劃中唯一的斷代史項目《清代全史》十卷(王戎笙主持),并組織寫作《清代人物傳稿(上編)》。清史研究室還參與發起、組織歷屆全國清史討論會，參加國內各種其他的學術活動，一些成員應邀訪問日本、美國、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與海內外清史學者、業余愛好者展開廣泛的學術交流。這些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后清史研究室的黃金階段，全室表現生氣勃勃，大步向前。

世紀交替前后十余年，清史研究室遭遇困難，發生菱縮。編制嚴重削減，超過半數，一些業務骨干被調到其他室去做主任、副主任，甚至調任本所副所長、所長，室里研究人員又很少補充。清史研究室還被迫完全退出《清史研究通訊》協作，《清史資料》則在出版七輯后因經濟原因停止。

但是，清史在科學上的重要性畢竟是客觀的，清史學在世紀末被院部確定為院重點學科建設工程項目，無疑是對清史重要性的進一步肯定和重申，令人振奮。這起了穩定軍心的作用。有事業心的人始終堅持奮斗。室主任王戎笙竭力尋求幫助，籌款辦好《清史論叢》。熱心業務的人繼續鉆研學術，撰寫具有較好水平的論著。新一代清史研究人員也開始涌現，作品、作者交相輝映。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等、周遠廉《清朝興起史》等、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等、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赫治清《天地會起源研究》、王戎笙等《李自成結局研究》、馮佐哲《和珅評傳》、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李世愉《清代科舉制度考辨》、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林存陽《清初三禮學》、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吳伯婭《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等等，千葩斗妍，百家爭鳴，全室每年還有數十篇論文面世。我退休后除將研究心得寫成論文外，從事的一項大事業，是應邀與幾位朋友一道，協助主編王鐘翰先生整理、編輯、出版《四庫禁毀書叢刊》及其《續編》,共四百冊，每冊七百頁左右，每頁上下兩欄，合古籍五十余萬頁。這是一項學術性、事務性、質量、進度要求都很高的工作。在保護傳統文化的層面上，這是依據現在的條件，為乾隆借修《四庫全書》大規模禁毀古籍進行一些補救，對歷史做一個交代。我認為，這項工作對社會對后世具有很深的科學意義，貢獻突出。在工作過程中，我連續目驗劫后僅存的大量文史珍品，為能夠親身參與撫平封建君主專制留下的痛深創巨的二百余年舊傷，不由得涌起豪情滿懷，深感清史研究工作者責任重大。

碩果累累，林林總總，不是落日的余暉。長時間埋頭用功，特別是楊向奎先生主持清史工作后有目標的閱讀、探討，積厚流廣，水到渠成。這些年來清史研究室還有一批驕人的成績，是這個室的“內功"的反映。

但是，我們不能以此為滿足。我們要看到差距，看到研究室的現狀與國家對清史學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看到清史研究要推向前進，而我們的研究力量較建院初期在削弱。

展望未來，應逐步恢復清史研究室在建院初期的興旺。院部確定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落到實處，首要的基本的是編制和經費問題，以體現出學科建設實在的重點。因此，使清史研究室的規模回到建院初期的水平，應是近幾年內的重要目標。

清史研究室應該重視楊向奎先生關于“分兵把口"方針的科學經驗。一個單位的工作既要有重點，又要全面。一個劇團可以有一兩種行當的角色更出色、見長，但生旦凈末丑、龍套、場面都得齊全，才有唱一臺大戲的條件。在一個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理想的清史研究室，清史的各個重要領域都應有人研究，有能力承擔任何有關清史的重要研究任務。必須避免把一個重點建設的研究室搞成殘疾，瞽目豁鼻、缺臂少腿的。當務之急是要補充研究清前史、清經濟史、清末史的人員，其后仍須拾遺補闕，逐漸完善全室合理的人員配置和研究布局。在我看來，清史研究室如果沒有人精通滿文，研究清前史，沒有人鉆研清代社會歷史之根本的經濟狀況及其發展歷史，是不完備、不規范的，不能成為合格的院重點。

史學研究的成果，是以歷史資料為依據，經過人的腦力勞動、人的思維活動的制作而取得的。因此，歷史資料和研究人才在其中具有決定的重要性。沒有歷史資料或資料不充分，思維流于空想，導致錯誤。而沒有人才，智力平庸，便發現不了歷史資料之間、這些資料構成的歷史事實之間內在的固有的聯系，不能準確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的規律。理想的治史人才具備“四資”,四種良好的資質。四資者，德才學識也。無私無畏，德也；落筆驚人，才也；博極群書，學也；論斷千古，識也。這是“良史”的標準，“四資”齊備在實際生活中罕見，因而人們總是發出“人才難得”的慨嘆。人才的出現首先需要伯樂的慧眼，然后需要引進，需要培養。關鍵在于，主持者能不能看到有的人身上存在的“四資”潛質，并給以恰當的引導，而當事人能不能始終堅持正確的學術路線，使這些潛質得到發揚，人才成長起來。人才涌現，將給清史研究室帶來復興，帶來新的輝煌。

歷史資料問題的改善和解決，有賴于社會開放和進步。這一點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下逐步地實現。古籍的整理出版真如雨后春筍，爭相沖出地面。給人的印象是，資料的提供已經走在研究工作的前面。我認為，現在和日后最需要的，是清史研究室有人坐下來，以前輩大師孟森撰著《明元清系通紀》為榜樣，潛心研究這些歷史資料，寫出學術性很強的媲美甚至超越前賢的石破天驚的著作。這是我最鄭重地展望的一種前景。

國內清史學在近三十年來有很大的發展。從現狀看，在近若干年內，清史研究室的主要精力仍應放在深化研究上，在宏觀與微觀研究、理論與歷史實踐結合的原則下，進行個案的、問題的、專業的、地區的、分階段的、全過程的深入探索，在有充分的史實作依據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概括，以提升對這個最后的封建王朝的認識。

上世紀下半葉中國史學發生的大事，是史學進行全面的馬克思主義改造。史學在中國是一門起源很早、高度發達的學問，形成著作如林、體裁多樣、秉筆直書等許多優良傳統，但理論發展相對遲滯落后。馬克思主義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深刻理論。中國史學得到馬克思主義的改造，二者高度結合，深刻的理論聯系切近的歷史實際、優良的著作傳統，構成清末史界革命以后的又一次史學革命，給中國史學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這個改造、結合和聯系的過程不是輕而易舉的，正確領會和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臨渴掘井可以做好的，而需要努力學習、實踐的功夫。我們在研究中，應當提醒自己，時時反省，解放思想，突破成見之囿。我們既要努力學習、借鑒社會科學的理論，以提高我們認識歷史問題的水平，又要從歷史實際出發，尊重史實，以免削足適履。將這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本室研究工作健康發展，走向興旺發達。